第9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3)
为了使南学会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4月下旬，谭嗣同、熊希龄、毕永年分别致函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邀请他来会讲学，王虽是湖南名儒，但为人守旧顽固。5月，王先谦复函毕永年，指责南学会诸人“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所务在名，所图在私”。王要毕氏“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争逐”，否则，“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105]，叶德辉并拟将此函刊刻张扬[106]。此后，湖南守旧派对南学会和《湘报》的攻击愈来愈厉害，皮锡瑞等曾公举毕永年去日本人办的报馆任主笔，以便在外人的保护下得以放言无忌[107]。由于学会一类的活动受阻，毕永年又曾受谭嗣同之命，和唐才常相偕去议口联络哥老会[108]。
同年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9月5日（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为了追随谭嗣同，毕永年也于8月间离开湖南，经上海入京。途经烟台时，与日人平山周、井上雅二等相逢。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相偕抵京。毕永年住在广升店中。次日，会见康有为。当时，正是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康有为早已从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相助。当日，毕永年移居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住到一起，得以参预密谋。康有为计划命毕永年往袁世凯幕中为参谋，并计划命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胆小，又是李鸿章之党，恐怕靠不住，而且自己是南方人，初至北京，统领彼此不相识的士兵，不可能在短期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因此，对接受这一任务表示犹疑。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晨，当他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109]。当日午后，毕永年即迁居于附近的宁乡馆。20日（八月初五日），康广仁、梁启超准备推荐毕永年为李提摩太的秘书，为毕氏所拒。当夜，毕永年致书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不要白死。又致书梁启超作别。21日（八月初六日），毕永年急驰出京。同日，西太后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毕永年行至上海之际，得到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即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110]。不久，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111]，在横滨会见孙中山，讨论国事，感到意气投合，于是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道路。
二
在毕永年离京之前一日，康有为即仓皇南下。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康离港赴日。到日本后，即与唐才常一起制订了一项湖南起义计划。其内容为，利用南学会的力量和影响，在长沙起兵，引军直进，攻取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南京，再移军北上，进取北京，推翻西太后的统治[112]。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支持这一计划。11月1日（九月十八日），毕永年曾与唐才常一起访问宗方，再次说明该项计划，要求宗方相助[113]。宗方是个中国通，负有为日本军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任务，当年正在汉口经营《汉报》。他劝毕、唐二人沉潜待机，做好准备，待他到中国后妥商方略。其后，毕永年并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义计划。为此，当时正在日本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飞函通报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114]同月，唐才常首途回国。12月，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偕平山周回到上海。离日之前，他曾有一函致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函云：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日因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之。[115]
维新派由于自身没有多大力量，最初依靠光绪皇帝，戊戌政变后，企图依靠列强，本函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毕永年又有《留别诸君子诗》，答谢饯别的犬养毅诸人，诗云：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虐如虎豺。湖湘子弟激义愤，洞庭鼙鼓声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116]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收”。
1898年5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诗中所称“大东合邦”即指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但诗中又有“羯虏”、“汉家”之语，表明这一时期毕永年的思想已经越出了康有为的范畴。上函及诗稿的原件今均存日本冈山市木堂纪念馆。
毕永年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与平山周相偕赴汉口，会见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一起入湘，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117]。毕等先后到过长沙、浏阳、衡州等地，遍访哥老会头目及康有为视为同党的人物，包括威字营统领黄忠浩、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等，发现情况和预料相反，不仅熊、黄不敢有轻动之心，而且整个湖南人心消沉[118]。南学会、公法学会已经消亡解体，《湘报》改为只录上谕的《汇报》，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恢复了老一套。半年前生龙活虎的气概丧失殆尽。只有在和哥老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人的接触中，才使毕永年和平山周感到鼓舞[119]。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初，二人回到上海。
此际，唐才常已因康有为的一再催促，离沪赴港，经由广西桂林入湘，毕永年读到了康有为的一封来信。信中，康有为指使毕永年“制造事端”[120]。其内容，已无可查考，可能是康有为得悉湖南人心消沉后，要毕等制造排外事件以激动民气。毕永年对康有为的做法本来就已经不满，读信之后，大为愤激，因而便记述康有为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等情节，题为《诡谋直纪》，交给平山周，平山周交给日本驻上海代理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随即于2月8日抄呈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此后，毕永年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