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余波不息——戊戌政变后的维新党人(1)

唐才常佚札与维新党人的湖南起义计划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手札一通，为中华书局版《唐才常集》所未收，迄今尚未有人论及。它为研究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提供了新资料。

函称：

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至以为歉。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顷悉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下略）

末署“小弟唐才常顿首。华十月十九日”。

宗方小太郎，号北平，日本肥后人。1864年生。年轻时从学于军国主义分子佐佐友房。中法战争期间到中国。1890年接受日本海军部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曾化装潜入威海卫、旅顺两要塞刺探。1898年在汉口经营《汉报》。同年归国，发起组织东亚同文会。1899年，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漫游欧美后，便道访华。10月25日，抵达上海。27日，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宗方小太郎随行。函云：“执事前日驺从往汉，匆匆未及拜送。”本函作于1899年11月2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可知唐才常当时在上海。函中所言沈君愚溪，指沈荩，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即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1900年2月，在上海与唐才常共同发起组织正气会（旋改称自立会），任事务员。同年7月，参加在愚园召开的国会。后被推为自立军右军统领，在湖北新堤发难。林君述唐，指林圭，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戊戌政变后留学日本。1899年冬归国，参加组织正气会。1900年在汉口组织自立军机关。8月被捕，22日被害。田野桔治，一作田野桔次，日人。唐才常等创立正气会时，对外托名东文译社，即以田野桔治为社长。后来，他又出版《同文沪报》，为自立军作鼓吹。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相识于戊戌政变之后，二人曾和康有为一起，在日本商量推翻西太后统治的起义计划。宗方小太郎1898年10月31日日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决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势力实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之响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58]

柏原，即犬养毅的亲信柏原文太郎。宗方的这一页日记提供了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计划轮廓和进军路线。当时，距西太后重新训政不过40天，康有为、唐才常就已经决心以武力为维新事业开辟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跃进。旧说以为变法的失败就是改良派堕落的开始，这一划分未免过于机械。

唐才常与宗方小太郎的第二次见面在11月1日。当日宗方日记云：

湖南人毕永年、唐才常等来访。唐系南学会代表人，拟在湖南举义，为求我同志助力而来。余恳切劝谕，约以暂且沉潜待机，在此间专力准备，待余至清国后妥定方略。[59]

毕永年，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康有为图谋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其中捕杀西太后的任务即交给了他。这时，他正和唐才常一起筹划起义。显然，唐才常对宗方愿为义军“增添力量”的表示极感兴趣，因此，第二天便偕毕永年登门拜访。

唐才常原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激进派。他与康有为一起确定了起义计划后，即积极从事筹备与组织工作，1899年春，毕永年偕宗方的同学，日人平山周赴汉口，会见林圭，三人一起入湘，联络各地哥老会。同年5月，毕永年派长沙人张灿、谭祖培、李心荣赴日，会见宗方，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60]。此前，唐才常也回到国内，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这年秋，唐才常再次赴日，会见孙中山，商定孙、康两派合作，共同在湖南、湖北及长江流域起兵的计划。这一时期，唐才常还联络了在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的林圭、蔡锷等一批留学生，决定回国举事。11月，孙中山、梁启超为之饯行。不久，唐才常首途回沪，林圭及田野桔治也于同月中旬到达上海。唐才常致宗方小太郎函正是在此情况下写成，由林圭等亲手递交的。

湖南是康有为、唐才常起义计划中的发动点。唐才常派沈荩、林圭及田野桔治去武汉的目的是联络张之洞，通过张取得合法身份，以办学、办报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信中，唐才常要求宗方与沈荩、林圭及白岩、荒井、宫坂等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显然指起义一类事情，如果只为了办学、办报，是不值得如此重视的。

在唐才常致函宗方的前18天，宗方曾在武昌访问张之洞，了解他的态度。谈话中，张之洞激烈地指责康有为一派欺君卖国，对日本政府驱逐康有为出境表示感谢，宗方则答以并非驱逐，而是有志之士劝告康有为自动离日的结果。张之洞便顺着宗方的话头，进一步要求“劝告”梁启超离日。宗方发现张之洞并非如康有为所言有可能响应义举，失望而去[61]。这可能是促使宗方改变对唐才常起义态度的原因之一。

沈荩、林圭、田野桔治的湖南计划也因未能打通张之洞的关节而无法进行。据田野桔治记述：“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62]这里所说的“日本愚物三人”，当即唐函所称“白岩、荒井、宫坂”。他们不愿充当沈荩等人和张之洞之间的中介。田野忿忿地表示：“倘彼愚物而为德、法人，予必赠以决斗书，而先流其血以浣恨矣！”[63]田野的记述表明，围绕对康有为、唐才常起义的态度，日本大陆浪人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白岩等人的态度是宗方小太郎态度的反映。在策划起义的最初阶段，宗方表示支持，这使康有为等增强了起义的决心；但是，宗方后来却并不积极。他们和康有为等发生关系本来就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的，因而其反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宗方等改变了态度，但是，唐才常、沈荩、林圭等还是积极筹备，不过计划中的起义中心却逐渐转移到了湖北。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一 引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64]。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二 密札 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号，增补的字加〈〉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65]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66]。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杨崇伊上书和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67]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68]。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69]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擒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70]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71]。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72]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