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有流动才有留守（2）

社会流动的概念被公认为是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提出来的。正是因为他在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一书中列出了关于职业流动的23个表格，才引起社会学界对社会流动的重视，并激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使社会流动成为目前社会学研究中量化程度最高和统计方法运用最复杂的领域。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即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改变的一切事物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其他社会位置的转变。”[4]通俗地讲，索罗金认为社会流动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社会位置的改变。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观点是，S.M.李普塞特与R.本迪克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人在社会中从一个社会位置向另一个社会位置的转化过程，这些社会位置被赋予普遍承认的特殊的等级价值。当我们分析社会流动时，我们分析的是处于社会系统的个人从某一个特定的职位向更高的或更低的职位的流动。”[5]很明显，社会流动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的职业变动、社会角色及社会地位的改变。

在学术界中，解释社会流动的理论主要有推拉理论，帕累托的精英循环论和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等等。

（一）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人口迁移理论。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被认为是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于1880年在一篇题为《人口迁移之规律》的论文中提出了七条人口迁移规律，包括：①人口的迁移主要是短距离的，方向是朝工商业发达的城市；②流动的人口首先迁居到城镇的周围地带，然后又迁居到城镇里面；③全国各地的流动都是相似的，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④每一次大的人口迁移也带来了作为补偿的反向流动；⑤长距离的流动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动；⑥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流动率要低得多；⑦女性流动率要高于男性。在雷文斯坦的研究基础之上，美国学者李E.S.Lee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即常说的“推拉理论”。E.S.Lee将影响迁移的因素划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力量，并认为，前者是消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而后者是积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

关于人口流动的原因，巴格内（D.J.Bagne）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是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生活条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的。巴格内之后，贝斯（Base）、索瓦尼（Sovani）、迈德尔（G.My—dal）、特里瓦撒（Trewartha）对巴格内理论作了一些修正，国际劳工局也在一些研究报告中验证了巴格内的理论。后来，李（E.S.Lee）在《移民人口学之理论》一文中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同时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主要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上述因素的价值判断。人口流动是由拉力、推力、中间障碍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相对而言，西方古典推拉理论比较简单，认为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是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工资差别。经过修改以及拓展后的现代推拉理论更加丰富，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包括多个方面，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社会环境以及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等等。

（二）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的获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67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他们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用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将个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社会地位作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五变量因果模型。该模型涵盖个人的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被称为“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模型表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不仅要受到诸如年龄、性别、家庭、父辈职业地位等先赋因素和诸如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自致因素的共同作用，而且先赋因素在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存在直接影响的同时，还作为中介变量存在，通过影响个人的自致因素而间接影响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该模型很快成为地位获得研究的范式，为社会流动经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威斯康辛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威斯康辛学派对“布劳—邓肯”模型提出了一些质疑。他们认为，“布劳—邓肯”模型没有将包括参照群体、重要他人、自我概念、行为预期等心理因素纳入模型之中，于是重新构建了一个社会心理模型，即威斯康辛模型。与“布劳—邓肯”模型相比，该模型是一个因果路径分析图，其中增加了“智力”、“学业成绩”、“重要他人”、“职业抱负水平”和“教育抱负水平”等心理学变量。这些变量是对家庭背景如何作用于教育和职业获得的有益尝试。毋庸置疑，威斯康辛学派对人们理解重要他人如何影响地位获得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对“布劳—邓肯”模型的有益拓展。从1970年开始，威斯康辛学派不再局限于对教育和地位获得的解释，还将社会经济地位和重要他人影响进一步细化并将其纳入因变量之列。后来，他们在不断创新统计技术和方法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开展大量研究工作，比如研究邻里、学校、大学、社会性别、家庭结构等对教育、职业和经济成就的影响，等等。

（四）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

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流动。精英循环理论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精英循环包括两个模式，一是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另一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层流动，这一模式强调的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帕累托认为，不管是哪一模式，流动或循环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统治集团或精英的利益最大化，而后者之所以更民主，完全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发生流动或循环的原因，是因为政治统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情势下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事实上，某一类精英或者说某一统治精英集团很难同时具备多种不同品质，出于统治的需要，精英循环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他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动罢了，显然，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具有一定保守性。

四、我国社会流动的演进

社会流动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和社会转型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机会越多，流动渠道越通畅，那么社会结构就越开放、越活跃；相反，一个社会的社会流动机会越少，流动渠道不畅，阶层壁垒森严，那么社会结构就越封闭、越僵化。

古代中国是一个长期封闭的农业社会，人们安土重迁，从诸如“暴发户”、“破落户”、“外来户”等称谓就可看出对社会流动者的贬低和对社会流动的排斥。古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机会很少，科举考试是庶民实现垂直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横向流动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和战乱引起的，比如闯关东、走西口，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共出现五次大规模的社会流动[6]。

1949—1956年：第一次大规模社会流动。在此阶段，由于新政权的诞生，使原来的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颠覆性变化。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等以往的社会上层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原来的社会底层阶级，比如贫下中农、工人阶级等一跃成为社会上层。

1957—1965年：第二次大规模社会流动。在此阶段，为适应国家主导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制定一系列有失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将公民区分为不同阶层。一是政治上的人民—非人民二元政治身份制度。属于人民范畴的诸如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等阶层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属于非人民范畴的诸如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层处于较低的政治地位；二是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该制度将中国公民一分为二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使农民和城市市民成为两个待遇悬殊的社会等级。农民以低廉的价格向国家提供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源和资本积累，但不能分享国家工业化的成果和利益，不得不高价购买工业品，而市民天生就有权利从事非农业，并享受国家提供的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种种福利。三是全民—集体二元单位身份等级制度。根据该制度，单位内的职工被区分为全民工和集体工，全民工拥有比集体工更多的制度化的权利和福利，而且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集体工不可能转变为全民工。四是干部—非干部二元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与非干部相比，干部拥有更多的权利和福利，并且干部是中国社会唯一被认同的精英群体，非干部身份的人要进入干部队伍非常困难，主要途径就是考大学和参军提干，否则就要面临一系列转干的制度化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