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有流动才有留守（3）

1966—1977年：第三次大规模社会流动。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社会失序，人性扭曲，人世沉浮，个人难以预料和主宰，部分人通过“革命”取得暂时性胜利，许许多多的人遭遇向下流动的命运，还有一些人遭受忽上忽下的波涛般起伏性社会流动的折腾和影响。比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策，使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一夜之间成为农民，而“文革”后期的知青回城政策又使成千上万的知青恢复为城市市民。这种人为倒退的社会流动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

1978—1991年：第四次大规模社会流动。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开始松动，社会阶层开始分化，长期被压抑的物质欲望得以释放，人们尤其是农民挣脱制度化的“缰绳”，从中西部偏远落后地区向东南部开放地区来了个“孔雀东南飞”。在流动过程中，一些新阶层逐步出现，农民逐渐分化成农村社会管理者、农村知识分子、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乡村集体企业工人、外来打工人员、农业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社会阶层。

1992年至今：第五次大规模社会流动。199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分化更加明显，社会各阶层的职业地位发生了升降变化，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也经历了深刻调整，新的社会阶层逐步成长壮大，社会流动频率显著增加。

五、农村社会流动的产生原因

我国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民工潮”，或者说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解释。

（一）马克思主义者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从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是伴随工业化开始的。无论是先发工业国还是后发工业国，工业化必然带来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包括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结构性部门转移，也包括从农村到城镇、从分散到集中的区域性空间转移。因为工业化使生产规模扩大，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进而为农业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提供了可能；与工业化相伴生的技术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单位土地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开始过剩，促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的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社会由于自然分工对劳动力人口转移的限制；此外，工业化推动商品经济和市场交换的发展，这也极大地促进了人口迁移。

（二）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解释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分为农业（或农村）部门和工业（或城市）两个部门，随着经济发展，工业部门的比重逐渐扩大，农业部门的比重逐渐缩小，于是出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或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或流动）。

1.刘易斯模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于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即城市的资本主义化的工业部门和传统的乡村农业部门，前者集中了大量资本，劳动生产率较高，而后者缺乏资本，劳动生产率低下，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这时，只要工业部门需要，可以从农业部门获得无限劳动力。

2.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学者费景汉于20世纪60年代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创立了拉尼斯—费景汉人口流动模型。该模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农村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阶段。在此阶段，由于农业总产出没有减少，粮价和工资不会上涨，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不会遇到困难；二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而小于农业平均收入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村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都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越大，将会使工业资本家的利润越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三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和大于农业平均收入阶段。这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民和工人的收入水平一样都由劳动边际生产率来决定，传统的农业经济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3.乔根森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于1961年创立了乔根森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当农业剩余等于零时，不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就是说，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工业部门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

4.托达罗模型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于20世纪60—70年代创立了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存在而且正在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向工业部门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和失业率。

（三）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解释

人力资本投资就是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影响未来收入的各种活动。著名的人力资本学者西奥多·舒尔茨在其代表作《论人力资本》中指出：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知识、技能、健康等的总和；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等等。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人力资本在城市和农村具有不同的溢出效应，农村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外溢性特征，而城市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内溢性特征。也就是说，农村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倾向于向城市流动，在农村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往往没有支持农村发展，而是千方百计进入城市，并且一旦进入城市就不愿再回农村；而城市人力资本形成后，由于城乡差别，只会在城市内部发挥作用，很难向农村发生外溢。可见，农村人力资本有力支持了城市经济发展，而城市人力资本对农村没有什么支持。

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是以经济回报的形式来体现，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农村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不得不选择外出以寻找更高的投资收益，显然，农村人力资本的内溢性小而外溢性大的特征是农民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或流动）的根本动因[7]。

（四）学术界的其他解释

关于农村社会流动或者说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动因，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比如：

1.农民是旧体制中获利最少的群体

社会流动程度与体制改革程度和利益得失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体制改革越深入，社会流动越频繁；在旧有体制中获利越多，越不愿意流动；在流动中利益失去越少，流动积极性越高。农民之所以成为我国农村社会流动的主体，一个原因是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发起，并且农村的改革最彻底；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农民处于社会底层，无论是社会保障还是公共服务，无论是自身利益还是子女发展，农民都是与市民、工人、干部等阶层无法相提并论的获利最少的阶层，而社会流动不仅不会给农民带来太大损失反而有获利的转机，这一点是我国农民主动参与社会流动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2.利益驱动力

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价格偏低，加上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资料及水费、电费、人工费等价格上涨，谷贱伤农、菜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等现象频频出现，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远远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家务农的劳动强度大，而相比较而言，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强度较低或者与之相当；再者，在家务农获得收入的季节性很强，获得收入的时间周期太长，应急能力差，不便于家庭建设，而外出务工获得收入的时间周期较短，对家庭建设有利。综合考虑，在比较利益驱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宁愿向外流动。

3.农村就业不充分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占有量少，加上人口增长迅速，耕地逐年减少，使部分农村劳动力处于隐形失业状态，大量农业劳动力的边际效益为零甚至负数；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在全国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这些原因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村就业不充分，导致农民不得不向非农产业转移。

注释

[1]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511.

[2]刘祖云.论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及社会意义[J].社会科学研究，1991（2）：48—

[3]刘祖云.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从理论到现实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5）：4—7.

[4].Sorokin Pitirim A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4：133.

[5].Lipset S M，Bendix Reichard.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M].Berkely and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9：1—2.

[6]陈光金.中国五次社会流动及其影响[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8）：23—25.

[7]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