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专题(7)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性和群众性

唐：就中共主导的中国革命来说，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似乎一直是双峰并峙的存在，比如说毛泽东本人，显然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的浪漫主义者，但同时他又特别擅长运用经验来化解危机。中共早期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也主要在吸取青年知识分子，而这些青年人更多的带有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但国民党清党以后，两党合作破裂，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一个秘密政党，特别依靠一些经验、权术的生存性智慧来应对内外危机，所以这两种精神气质之间其实也构成了某种持久的冲突；这又跟刚才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解放感有关系，因为长期处于秘密政党结构中间，党员甚至党领导下的群众就会觉得自己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一旦上面赋予某种机会就可能会有反叛。我前段时间读《李慎之的检讨书（1957——1990）》，他在1957年做的一份长篇检讨里谈到理性是有阶级性的，以前我们只知道中共认为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没想到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间，理性也是有阶级性的，可见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扩散过程，渗透到每一个革命者的内心世界。

王：阶级和群众，是理解二十世纪中共革命的两个关键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探讨。阶级观念一旦建构起来，而且一旦被接受和认同，其无穷的威力和巨大能量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对于“斗争性动员”的意义，中共早有认识。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典型的斗争性动员。湖南农民运动中，由于将少数地主阶级打入“另册”，不准其加入农会，使他们感到“孤立”和低人一等，“摈在农会的门外，好象无家可归的样子”。富农和小地主开始观望，后来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乞求加入农会。而那些加入农会者自然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政治优越感。对中共而言，对农民册封这种政治优越身份，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中共正是以最小的成本代价，急速而有效地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这是1920年代农民运动有别于1930——1940年代农民运动的一大特点。1930——1940年代的农民运动，或以土地革命，或以减租减息为策略，以经济利益驱动政治动员。而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则基本上是一场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农民运动。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动员模式，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如将一部分人确定为牛鬼蛇神或“反革命”，其他人则免费获得了一种革命的、高人一等的政治身份。为了调动人民的政治激情，在继续革命的旗帜下，每个人必须经常在运动中寻找革命的政治身份。每次群众运动，中共都要首先确定斗争对象，使群众分化，争取多数，打击和孤立少数。一旦一方的声势压倒另一方，就迫使中立者必须站队，而不得犹疑徘徊于两者之间。而且斗争和冲突一旦起来，就会迅速建构起仇恨，双方剑拔弩张，便无妥协回旋的余地。斗争越激烈，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众的斗争激情也越高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1940年代开始一直成为中共群众运动的圣经。“文革”时期红卫兵们更将其当作革命的圣经，甚至从中学习革命的操作“技巧”。

唐：这里面是不是会出现冯筱才教授经常谈到的表演性政治文化。这个表演自然不完全是贬义，是一种中性的描述。土改、诉苦、基层反右等运动中有组织的政治暴力确实具有戏剧性。

王：这个恐怕不完全是表演性，我认为还是群众运动的特质。群众运动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从犹疑、尝试到兴奋、亢奋的演进过程。最初的发动，总是比较艰难，而一旦启动，并形成一定规模后，就会产生群体感染效应，如同滚雪球般迅速扩大。到了兴奋阶段，群众激情高涨，群众参与规模日趋膨胀，但尚处于理性和可控阶段。一旦进入亢奋狂热阶段，群众越来越非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原来可控性的“运动”群众，就会转变为失控性的群众“运动”。一旦进入“自主性运动”阶段，群众不再听命于组织者，运动也势必偏离组织者最初设计的轨道。中共的群众运动，虽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趋娴熟，却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个“怪圈”：群众运动初期，必须“放手”发动，才能运动起来，一旦运动起来，就难免失控，以至每次群众运动都必“过火”，也总是在“过火”之后，才能着手收束。

革命遗产

唐：回到反思革命遗产的问题上来，近些年陆续出现了一些“文革”的忏悔者和公开道歉信，可以说是逐渐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拉入公共舆论空间，而一些记录革命年代的回忆录如《寻找家园》、《一滴泪》、《暴风雨的记忆》、《七十年代》等的出版，也引发了年青一代对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兴趣。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写的《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更是研究革命年代的最新成果，钱先生指出，现在表面上看似乎每个人都在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现象，但是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小毛泽东。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我们究竟如何从革命的阴影里走出来？

王：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人说我们又回到革命之前了，我们真是完全回到过去了吗？革命在中国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吗？！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绝对是有重大影响的，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在相当程度上潜移默化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包括个性、情感、价值观念、行动方式等，都或多或少有些毛时代留下的痕迹。即使今天反毛、批毛的人，其思维、行为甚至话语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可见毛时代的踪影。今天无论左派右派，那种你死我活绝不宽容的斗争文化，即有明显的毛时代印迹。

唐：这种你死我活不宽容的方式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比如近十多年来越来越尖锐的官民冲突，往往欠缺妥协、博弈、谈判的文化，而且这种所谓“分清敌我”的斗争文化在知识界的争论中间也表现得很明显。

王：在那个革命的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成为首要问题，首先是划分敌我，然后就互掐，构陷对方，抹黑对方，急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斗争文化遗产至今犹存。

唐：毛泽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革命文化精髓的最佳阐释之一，因阶级革命而导致的“暴烈行动”笼罩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今天中国真的已经与那个革命年代告别了吗？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在后革命时代，还是在革命的延长期。比如说中国当下的政治话语中有很多革命话语以强势的方式回归，民间的很多抗议也是用毛时代的政治符号在自我正当化。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知识界也在讨论民初的宪政与法统的问题，讨论如何形成宪政框架下的价值共识，或者说至少确立一种通过法律和程序（规则）等来处理有争议的社会政治问题的习惯，这些现代文明规则靠毛时代那种极端方式是很难形成的，毛时代的这种斗争遗产甚至是形成这种现代文明的障碍，而对于毛时代这种斗争文化的反思，却又在公共生活里遭受一定程度的压制。今天回首毛时代的政治与生活，脑海中似乎只剩下“打来斗去”的暴力意象，有时候似乎有解放感，比如今天我把你推翻了，我就有解放感，但是这就像阿Q参加革命一样，以前是被假洋鬼子、赵老太爷压迫，但是今天可以把未庄精英家的床搬到他的庙里面去，他也可以欺负一下吴妈了，这种社会更替折射的还是主奴关系，也就是鲁迅所言，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在这中间并没有现代的自由、自主、尊严和平等意识。我想说的就是，毛时代的革命文化或者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可不可以拓展或者延伸出一些价值，帮助我们形成价值共识或是形成社会的公共信仰？

王：我觉得毛时代的革命有些有形的东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很多无形的东西实际上还在我们身上存在。这样的东西也许再过五十年才会慢慢减退，因此我们今天才有必要讨论中国社会如何转型的问题。

唐：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就涉及转型正义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革命年代留下的阴暗记忆，那部分“内在的黑暗”经验我们该如何处理？以前主流政治话语总说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意味着要忘记过去面向未来，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将这部分被刻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历史展现出来，比如说关于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文革”的历史与记忆，然后才能讨论国家赔偿、道歉以及和解的问题。

王：我们对过去的革命缺乏足够的反思，我觉得还是要有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对“文革”的反思，现在基本上把这一段历史回避掉了。如果把“文革”回避掉了，实际上问题并没解决，我们要彻底反思以后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制度转型对当前中国的朝野确是一个巨大挑战。

唐：倒不是说我们现在要确定到底往哪个方向转型的问题，而是要走向常态化的政治，有些人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有些人说真相出来更加不可能和解，因为创痛的记忆会更加撕裂社会，当下中国本来就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若把历史的变量引入，则会更加加剧这种冲突。现在关于“两个三十年”的说法，不仅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模糊化了，而且也将前后三十年内部复杂的差异性给抹掉了。

王：应该说是三个三十年，因为1949年前中共的革命也将近三十年。相对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共革命太过漫长。这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少有的。十月革命和辛亥革命都是暴动型革命，流血很少，成本很小。应该说这种暴动型革命才是革命的常态。而后来中共创造的根据地型革命反而是一种独特的革命形式。从世界革命史上看，中共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革命的前奏

——周濂对话杨奎松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和它自身内在的各种条件密切相关的。许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偶然条件，与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固有因素相结合，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往往就很难改变了。

第一次见杨奎松，是在《忍不住的“关怀”》的新书论坛上，那次我有幸担任主持。

那是他的场子，可是作为主角的杨奎松倒像是个旁观者，无论在候场的贵宾室还是结束后的晚宴上，他都神色淡然地坐在那里，偶尔与人寒暄，绝少主动挑起话题。

有意思的是，杨奎松并不给人“冷”的感觉，而朋友们似乎也早就习惯了他的置身事外，饭桌上大伙儿互相调侃逗趣解闷儿，留他一个人待在最舒服的状态里。

论坛设在清华大学主楼的报告厅，这并不是一个刻意的安排，却阴差阳错地和历史打了个照面。四十六年前，正是在这幢雄伟的近于张牙舞爪的苏式建筑前，穿着旗袍、戴着乒乓球项链的王光美被押上了批斗台。作为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当然不会错过这个绝佳的引子。只有在谈论专业问题时，你才会发现杨奎松并非寡言少语之人。主办方限定每位嘉宾发言15分钟，杨奎松从王光美、蒯大富谈到“文化大革命”、四五运动以及因为卷入四五运动而入狱的个人经历和感悟，侃侃而谈将近四十分钟。演讲结束后，他向身边频频看表的我询问道：“超了多少时间？”如果没记错，这是他主动和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除此之外，我对他在演讲中的这句话记忆犹新：“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里的“他们”指的当然是书里的三位主人公：张东荪、潘光旦和王芸生。1949年鼎革之变时，张东荪63岁，潘光旦51岁，王芸生最年轻，但也有48岁了，在此之前的漫长人生里，他们不仅锻造成形了相当稳固成熟的世界观，而且各自有过批评甚至否定共产党的言论，但是最终，他们选择留在大陆，并在日后的各次运动中不断地调整姿态，改造观念，甚至程度不一地弯曲脊梁。

“如果换作是我，我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这个设问把每一个置身事外的人都抛进历史的深处，被迫身临其境，面对政治的诡谲和历史的多义。我相信这是杨奎松在多年研究党史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困惑，它不断地指向研究者自身，让他心怀谦卑，谨下判词。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总是觉得这话没有说完，没错，我们是要尽其可能地理解他们，可是，理解他们的挣扎和困窘，不是为了开脱他们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无力，而是为了储存勇气、心力和理性，反复在内心操练未来可能出现的遭遇战，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新悲剧的解决者而不是新悲剧的一部分。

坦白说，读完《忍不住的“关怀”》，有不解渴的感觉。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这些书生的个人沉浮史虽然能为我们在乱世中如何自处提供启示，但对于理解风云激荡的中共革命史显然还是太轻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