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专题(6)

唐：知识分子会留下很多材料，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所以这部分的历史记忆可能被凸显了。

王：有这方面的因素。农民、工人不如知识分子有记录和表达的能力，对农民、工人的改造可能没有留下细致的材料，甚至如大饥荒等，农民虽是主要受害群体，却很少留下第一手记录。这就导致历史记忆的失衡，以为那时候只是在改造知识分子，其实毛时代对人的改造是全方位的改造。

“革命失败论”是如何炼成的？

唐：从孙中山开始到蒋介石一直到毛泽东，“革命失败论”为什么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众所周知，1930年代的蒋介石对执政以后的国民党痛心疾首，认为其腐化了，没有革命的战斗力，倡导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救党救国。毛泽东更是一生都充满了一个革命者的危机意识，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大谈特谈继续革命，至死也不后悔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继续推进革命的政治运动。这三个革命领袖的革命失败论背后有没有内在的一致性？

王：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的政体方面却都未能令人满意。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算是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还要继续革命，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唐：换言之，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不是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而是追求无限的政治目标？

王：这就涉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定位问题，革命究竟是有限的革命，还是无限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和无限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就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提升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革命从此便没有替代物，也因此永无止境。

唐：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革命者的乌托邦主义是有召唤力的，比如从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文章、日记、书信甚至文艺作品，很明显可以看到革命者的卡里斯玛型人格魅力，这种革命者自身的道德魅力，在最初的革命动员和革命宣传中确实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当革命实践进入真刀实枪甚至腥风血雨的阶段后，一些革命者因为对革命暴力的反思或许想刹车了，但是革命已经形成自身强大的逻辑和惯性了，要革命机器停止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王：从1920年代开始，革命就有被“神化”的趋向，至“文化大革命”达至鼎盛。而之后这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消解这样一种被“神化”的革命文化。革命去魅化，回归到一种常规政治文化中。

唐：但是这种对革命者和革命文化的去魅也引来另外一种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妖魔化的现象。

王：很多人因为对1949年以后的不断革命留下极为深刻的负面记忆，以至于形成一种“革命恐惧症”，进而将一切革命虚无化，甚至妖魔化。这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应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有阶段性，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1949年的革命，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国家统一和主权独立。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承认的。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切切实实地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心声。

有限革命与无限革命

唐：这句话其实呼应的是那个时代总体的情绪，民众的呼声融汇在其中，这就引出一个问题，1949年中国实现了统一和主权的独立，似乎完成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但是从中共的理论或者革命意识形态来说，中共追求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具有社会主义的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主义色彩，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胸怀，它有关心全人类命运的色彩，那么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中共革命中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王：这是共产革命的一大特点。根据列宁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革命目标是要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辛亥革命论实质是一场内部的种族革命，不是对外的，而是对内的。到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是内外兼顾，对内反军阀，对外反帝。1949年以前中共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统治，是一场国内的革命，但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这也是斯大林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要做世界革命领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毛这一代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在青年时代就有一种强烈的世界主义情怀。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主义走向世界革命，实现世界大同。这是五四时代革命思潮的一个重大演进。

唐：今天回头来看关于五四的历史叙述，其实也把五四一代（包括老师和学生辈）的精神世界窄化了，五四不仅仅是场爱国主义运动，新文化运动培养的这代人星光灿烂，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独特的一代知识人，他们中间其实很多人都有世界主义情怀和人类意识。

王：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潮流弥漫在知识界里面，这种世界主义是他们接受列宁世界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如果回到五四前后的历史情境，会发现那些新式知识人甚至连爱国都不大提及，认为国家不是好东西，是一个需要破除的偶像。

唐：这是不是也是革命永远不会有彻底成功感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世界革命的愿景在里面，而这个愿景显然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王：对，革命的目标树立得很遥远，也很博大。

唐：所以说，这场革命在时间上不是有限革命，在空间也不是在追求有限的目标。

王：政治革命的目标非常清晰，推翻旧政权就行了，但是社会革命的目标是个无底洞。社会革命“革”到什么程度是终点？改造人“改”到什么程度是止境？所以一旦从政治革命发展到社会革命，革命就可能变成一场无止境的革命。

唐：社会革命本身究竟是解放还是一种新压迫机制的形成，也很难说。如1950年代政府颁行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当时也鼓吹是在社会生活领域进行一场革命，所谓家庭的革命，婚姻要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才是合法而正当的，但是现在很多档案和其他史料披露出来，会发现实际与宣传往往并不吻合，当时很多干部尤其是南下的军队干部，就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描述的那样，是要借法律之名来解决自己离婚再娶的问题，所以说社会革命背后隐含的又是一部分特权阶层没法公开化表达的需求，但是会用一种法律化的革命名义。

王：崇高的东西一旦落到实处难免产生很多问题，越崇高落到实处问题越大。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不能落到世俗的层面上。

唐：相对来说，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领导的革命世俗的色彩更浓厚一点，因此更加接地气一点？

王：今天来看，国民党的有限革命似乎更实际一点。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共的革命也许止于1949年更好，止于1957年也还行，因为当时对社会进行适度的改造也是需要的，当时中国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也不能说社会革命完全是错误的。问题是，社会革命一旦启动就很难控制，革命本身有巨大的惯性。

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唐：回头来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无论是最初的辛亥革命，还是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还是后来的共产革命，其实革命的主导力量还是知识分子阶层。而按照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论，知识分子又归属于资产阶级阵营，必然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对象，至少是不可信任的阶层。二十世纪中国的共产革命，就变成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人发动和领导的最终指向自身的革命，让后人读史别有一种悲剧感。

王：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从清末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极端，由急迫、急切，进而急进、激烈。国共两党的革命都是文人主导的，但两党最终都疏离甚至打压知识分子。武人出身的蒋介石接掌国民党最高权力以后，虽也任用过一批文人，但总体上武人更受重用，在权力结构上形成“武主文从”的局面。武人重实力，轻理想，倾向于保守现状；文人富有理想、信仰，同时喜欢幻想和空想；文人气质浪漫，富有激情，但好冲动，爱折腾，难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擅长天翻地覆“闹”革命，而不擅长脚踏实地搞建设。“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都与毛泽东的文人气质有相当的关系。

唐：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相对来说是比较主张清明而理性的，主张“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个人，极端派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遵循的还是比较持中的处事方式。但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将这个传统毁坏得支离破碎，传统社会的“温良恭俭让”在革命年代就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阶级斗争思维成为笼罩一切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原则。革命年代的这种遗产多少仍存留于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晚清开始初露端倪的革命文化，到了民国尤其是共和国前三十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种既崇拜权力又恐惧权力的极端文化。

王：这些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政治环境里，尤其是后来全面泛滥的阶级革命文化，确实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心理，也改变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其中阶级性对人性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尽管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满的种族革命，种族革命也有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没有达到阶级革命那样剧烈的程度。无论是种族革命，还是阶级革命，均是以社会分化为手段，都是一种极度简化的现实主义革命策略。有意夸大、激化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固然有利于革命动员，也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所以，辛亥革命一成功，革命派立马叫停种族分化策略，转而强调五族共和，及时缓解了民族矛盾，并有效防止了国家与民族的分裂。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停止阶级斗争，反而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进行了近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种族分化迅速结束，而中共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与两场革命的性质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中，“排满”只是一种革命策略。而在中共革命中，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信仰。革命策略可以随时调整，而意识形态信仰则难以随时改变。

唐：所以不能低估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的影响。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除了革命成功所赋予的强有力的解释效力外，是不是也跟1950年代以后，普通人的知识、思想和信息的来源高度单一化有关？

王：掌握政权后的中共把其他声音全都灭掉了，只有一种声音。这样强大而单一的声音，对人的改造力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我们可以联系现实来照看历史，比如今天传销组织的“洗脑”能力据说极为惊人。原来我也怀疑思想改造的有效性，认为“洗脑”是难乎其难的事情，因为要改造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应该是所有改造里面最难的改造。但是考察传销组织的行为以后，觉得“洗脑”好像也不是那么难。

唐：这是不是也跟晚清以来，尤其共产革命运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人的意义来源更加单一化有关？因为人所依靠的团体也变得更单一化了，传统的社会自组织都被消解掉了。杨奎松教授有一个看法，认为其实中国真正意义上全盘西化是从1950年代以后开始的，即从全面地学习苏联的社会管理体制等开始的。我记得你曾经考察过民国时期的私塾和新式小学的比例，认为其实在整个民国时期，传统教育仍有很强韧的存在，余英时先生在自传性散文《我走过的路》也回忆过抗战时期他在安徽潜山度过的少年时代，充满着传统中国的情调与生活方式。

王：如果从对底层社会的真正改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底层社会的变化来看的话，我同意杨奎松的看法。对于政治史研究者而言，近百年中国政治变化太剧烈了。而对于社会史学者来说，他们更关注沉淀在历史深层结构里面的“不变”。在他们眼中，从明清到民国，底层社会基本上没有变。真正的变化确实是1949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