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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第一个中外合资的样板

从印刷到出版

至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商务印书馆稳稳地占据着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地位，而夏瑞芳就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他在生前亲手奠定了商务印书馆的根基。我们在观察近现代企业史时，常常会将报馆和出版社排除在外，其实企业史的视野应该涵盖工业企业、商业企业、金融企业以及印刷出版业、报业，夏瑞芳、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胡政之、邓季惺、成舍我……这些名字都应该在企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除了夏瑞芳，还有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沈伯芬等人。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业之初只是一家印刷厂，甚至可以说是作坊，只有一台机印机和两台手摇印刷机，原始资本不过3750银圆，夏瑞芳和二鲍，每人都只有一股，也就是500银圆，拥有两股的是一个天主教徒沈伯芬，余下的高凤池等三人都只有半股。夏瑞芳的500银圆还是他夫人向一个女同学借的。

他们大体上有一些共同点：都没有什么资本，没有官场背景，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出头；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都是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的学生，是同学、弟兄、姻亲；他们都曾在外国的文化企业做过学徒——夏瑞芳曾在多家英文报馆排字，鲍氏兄弟在美华书馆排字、制版，高凤池也出身于美华书馆，掌握了熟练的印刷技术；他们都懂一点英文，所以商务印刷馆一开始就有一个英文名，叫Commercial Press，因此，每本书后面都印着“CP”中间加一个圆形“商”字的符号，如一个没有底托的大口玻璃酒杯，这个商标一直用到20世纪50年代初，也算是中西合璧。他们的第一桶金就是编英文教材，并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当时，正值光绪帝号召大臣学英语、上海租界处于急遽发展时期，华人学英语的需要与日俱增，夏瑞芳几个人都略通英文，敏感地意识到英文教材有市场，因此请信奉基督教的谢洪赉将印度的英文教材加上译注，以《华英初阶》之名于1898年出版，此时离他们创业不足一年。这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初印2000册，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20天就销售一空，于是不断再版、一直旺销。这是引入中国的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而且加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接着又出版了《华英进阶》1—5册，销路一直很好。

当时杭州新办不久的求是书院，用的英文教材就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少年胡适初到上海，在梅溪学堂读的英文教材也是《华英初阶》。梁漱溟说自己在北京上中西小学堂，学的就是《华英初阶》《华英进阶》；苏州少年叶圣陶也说，“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

可以说，夏瑞芳他们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使商务印书馆迅速从单纯的印刷业转向更高层次的出版业，厂址从偏僻的小弄堂搬到街面上，从3间扩大到12间。有人评价，他以总经理而身兼校对、兼“式老夫”（每月月底亲自一家家去收账款）、兼采购、兼“出店”（用纸张要乘舢板到浦东的栈房去取），什么事都能做。他也是一个有冒险精神的人，他请人编译《华英字典》、出版中国第一部语法书《马氏文通》都是需要胆识的。正是这些品质造就了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第一步。

与文化精英结合

与夏瑞芳打过交道的报人包天笑说，夏瑞芳不是中国“旧日的那种老书贾”，“要扩展他的生意眼，忠实于他的事业”，“他的头脑灵敏，性情恳挚，能识人，能用人，实为一不可多得的人才”。

夏瑞芳最主要的长处就是善于识人，善于用人。他请沈知方为业务顾问，每月送车马费50银圆，平时也没什么事，只要求开业务会时来，以备咨询。他请翰林出身、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革职的张元济合作，完全信赖、仰仗张元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编译所，从编教材到出杂志，使商务印书馆一下子站在了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引领中国出版业的风潮。

英文教材在市场上成功之后，正是中国新学兴起的时候，夏瑞芳组织将日本的小学教科书翻译过来，却在市场上遭遇失败，他找张元济请教，这是他们接触、结合的开始。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这不仅是其历史上最重大的举措，也是中国出版史、企业史上一件大事。商务印书馆真正完成由印刷业向出版业转型，这一步就是重要的标志。在夏瑞芳的鼎力支持下，编译所相继引入了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颜惠庆、邝富灼等各方面的人才。

夏瑞芳对编译所的人员很尊重，“不仅薪金高，而且尊称他们为‘老夫子’，还让工友们称他们为‘师爷’。编辑人员除月薪外，还供给膳宿，甚至茶叶、水烟。张元济原在南洋公学时月薪100两银子，而夏瑞芳给他350两。”

张元济主持的编译所不仅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品质，也拓展了其市场，商务印书馆董事陈叔通说：“夏（瑞芳）是一个有雄心的企业家，夏（瑞芳）与张（元济）结合才为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出版企业奠定了基础。”到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时，创始人鲍咸昌在庆祝大会上发言说：“本馆由极小范围，进而至于今日之范围，诚梦想不到，中间得力于张菊生（张元济，号菊生）先生者不少。”与张元济的合作，可看作是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第二步。

中日合资

中日合资，不仅解决了商务印书馆扩大业务最急需的资金，在机器和技术上也得到了大大的更新，尤其是核心的印刷技术，若不通过中日合资，很难获得。更关键的，引入在教育上领先于我们的日本教科书模式、理念，作为参考，在教科书编辑环节上，有经验的邻邦专业人士亲身介入，成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在同时代的教科书竞争中胜出的要素之一。

这个决策的最终拍板人当然是夏瑞芳。

1903年10月，商务印书馆与日资企业金港堂签订协议，实行中日合资，股本升值为20万银圆，日方投资10万，中方原有折价5万，再增加5万。

此时，科举将废，各地开办新学堂，教科书的巨大市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商务印书馆启动编辑“最新教科书”，毫无成例可援，白手起步，日本经验由此变得举足轻重。这套教材编得好，离不开参与编辑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这些人的认真、有眼光，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两位日本专家的贡献，小谷重、长尾槙太郎对小学课本很有经验，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介绍了日本的经验。从1903年冬天至1904年冬天，他们至少开过15次圆桌会议，小谷重、长尾槙太郎都参加了，其中一度交流频繁，13天内就有6次会晤，从蒋维乔留下的日记可以知道，长尾槙太郎等的教科书编辑经验给予了他们很多宝贵的启发和借鉴。

除了在编辑上狠下功夫，商务印书馆在印刷用纸上也动了心思，采用毛边纸就是考虑“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所以“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1904年年底，小谷重提出，教科书最重插图，在日本都是请第一等画手来画。他嫌商务馆印书馆的画手不够高明，影响了教科书的品质。蒋维乔也同意他的看法。商务印书馆接受了这个意见，聘请一流的画家来绘制插图。

《最新国文教科书》一经问世，不到五六天，就销完4000册，马上再版，发行三个月就卖空。历时两年，《最新国文教科书》出齐十册。这套书的署名是，编纂者：蒋维乔、庄俞、杨瑜统，校订者：日本前文部省图书审查官小谷重、日本前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长尾槙太郎、高梦旦、张元济。这套书风行近十年，发行了数百万册乃至上千万册，影响之大，难以估量。商务印书馆能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龙头、全国第一文化机关，奠基于这套内容切近生活、装帧印刷新颖、面目一新的教科书。

从这个意义上看，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第三步来自中日合资，外在的新机器、新技术，内在的新经验、新理念，使商务印书馆将其他同时代的同类书局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一家独大，占有了中国教科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并有足够的资金、人力来出版各种类型的书籍，将文明的种子撒遍中国的土地。包括严复翻译的许多学术著作、林纾翻译的大量西方小说，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才并世数严林”，这些书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将一个新的陌生的世界放在我们的面前，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商务印书馆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一家民营文化企业在一个古老民族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竟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夏瑞芳之死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与合资方经过反复谈判，终于签约收回股权，商务印书馆成为完全中资的企业。当时，日方持股25.2%，折合股金37.81万银圆，升值了33.3%，为了收回股权，他不惜多支付12.4万银圆。1914年1月10日，他们在《申报》刊登广告，宣布商务印书馆“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

然而就在这一天，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在总发行所门前遭到暗杀。此时，商务印书馆已稳居中国出版业的领军地位，在印刷技术、出版数量、质量和声誉上都没有一家可以匹敌，有名的学者、作家都以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为荣，借商务印书馆的网络将自己的著作发行到各地。这一年，夏瑞芳只有43岁，此时离商务印书馆创立已有17年，商务印书馆已完全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前景一片灿烂。

他的丧礼极为隆重，编印有哀挽录线装一厚册，祭文、追悼文章、挽联、帐子、外地唁电等文字收录极完整，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为他建一铜像，家属婉辞劝阻，建议根据他生前热爱社会公益的精神，将此款赠送给学校、幼稚园、孤儿院。12年后，1926年8月8日，庆祝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大会举行时，会上决定还是要为他立铜像。

当年1月3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关于收回日股给非常股东大会的报告说：

本公司创业于光绪二十三年，资本甚微。至光绪二十九年，有日商纠合资本来申开设书肆。本公司彼时编辑经验、印刷技术均甚幼稚，恐不能与外人相竞，乃与之合办。资本各居半数，即各得十万。并订明用人行政一归华人主持，所有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资本既增，规模渐扩，利益与共，办事益力。自是以来，吾华人经验渐富，技术渐精，嗣后增加股份亦华人多而日人少。至民国二年（底），华人股份已居四分之三，日人股份仅得四分之一，即三千七百八十一股。日本股东对于公司毫无干涉，遇事亦无不协同维持。

……但同业竞争甚烈，恒以本公司外股为借口，诋排甚力，公司因大受障碍。即如前清学部编成中学书，发商承印，独不与本公司，谓其有日本股之故。近来竞争愈烈，如江西则登载广告，明肆攻击；湖南则有多数学界介绍华商自办某公司之图书，湖北审查会以本馆有日本股，故扣其书不付审查。如此等事不一而足，此不过举其大概。每逢一次之抨击，办事人必费无数之疏通周旋，于精神上之苦痛不堪言喻。故由董事会议决，将日股收回。此事关系重大，本应召集股东会筹议办法。只因商机宜密宜速，故由董事会担负责任，先行议决。此事应请股东原谅。

……此项收回日股均系夏总经理苦心经营，乃得达此目的。不意大功告成，本公司可免去同业倾轧最为有力之一题目，朝登广告而夏总经理即于是夕在公司门首遇害。此诚公司最不幸事，想众股东闻之亦必恻然者也。

当然，夏瑞芳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在1910年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潮”中，他擅自挪用公司流动资本，导致严重经济危机，靠合资方日本公司的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张元济写给股东信中说：“从前本公司办事，不能尽按法律，致粹翁屡为外界牵累，公司亦大受影响，以后宜按照法律，及严定办事权限，保全公司，亦正所以保全粹翁也。”就是婉转地批评夏瑞芳。

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多年的胡愈之说，主使暗杀夏瑞芳的是做过沪军都督的陈其美。邓云乡也说是陈其美指使人干的，十五六岁的马车夫奋勇追凶，一直追到泗泾路，凶手被巡捕抓获。起因是1913年“二次革命”时，闸北宝山路一带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厂、宿舍集中处，又是华界，一旦发生战争这里就要遭灾。为了安全，夏瑞芳联合其他商家请租界的万国商团到闸北出入口布防，陈其美的武装不能从南市迂回到闸北，陈其美向商务印书馆借军费也遭拒绝，所以怀恨在心。“先警告，后动手。”郑孝胥在其日记中说，夏瑞芳遇刺前已接到警告书，“此即党人复闸北搜扣军火之仇也”。

凶手在租界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供认有人出巨资雇他杀人，经审问，此案背景复杂，凶手被枪决后，商务印书馆方面也不敢追究幕后主使人。到1917年，张元济还在日记中说，自己不主张追查，此事于夏（瑞芳）无益，于夏夫人有损。开创商务印书馆百年事业的夏瑞芳就这样倒在政治暗杀的枪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