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前来沪江大学(3)

魏馥兰温温长者，砺身作则，热血感人，其人格与贡献赢得了沪江大学师生的一致尊重。早在1916年，徐志摩在沪江大学求学时，适值魏馥兰回美休假，举校送之，学生曼歌，不胜恋恋。诗人在沪江大学的校刊《天籁》上发表《送魏校长归国序》，向魏馥兰致敬：“始先生未来是土，荒滨草原，浪涛溅渍，沙鸥海鸟，时复出没，星芒渔火，相与辉照。先生独劳心焦虑，施意经营，数年之间，竘然美备。广厦连峙，学子兴来，建始有方，守成兼理。所成者岂独辟荒陬除草莱之功邪？拨盲心而涤污思，治璞治金，括垢磨光，大德在人，可胜量哉。”[31]沪江同仁，并赠镌有“幽兰怀馨”金匾一幅。1936年，魏馥兰退休返回美国。为了表彰其贡献，沪江大学董事会授予他终身名誉校长，并把即将落成的学校礼堂命名为“思魏堂”。

魏馥兰掌校期间，一直有发展地学的计划。例如1918年之前的沪江大学预科课程简表，第一年格致科就有地文学一课[32]。1921年4月，沪江大学请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的欧柏林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哈伯德（George D.Hubbard）演讲[33]。1922年1月，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罗士培（Percy M.Roxby）应邀在沪江大学讲演《地理学的现代概念》[34]。这都为沪江大学发展地质地理系，聘用葛德石做了铺垫。

第五节 前来沪江

1921年春，在葛德基引荐下，葛德石在芝加哥见到返美述职的魏馥兰，商谈去沪江大学任教之事。魏馥兰告知沪江大学计划成立地质地理系，需要地学老师，现在只待董事会批准。葛德石表示地质与地理两者联系密切。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就在于地质与地理学两者之间相互关系，而非单纯数据。虽然他专业是地质学，但也选修了许多地理课程。下学期计划去耶鲁大学，跟随亨廷顿教授从事一些地理研究。不过，地质学本身就如此博大，三年掌握一个分支都困难，所以他和魏馥兰约定先拿到芝加哥大学博士之后再去中国，而且他有芝加哥大学的奖学金，离博士学位只有一步之遥[35]。

在继续学业的同时，葛德石开始为海外传教做准备。1922年初，葛德石申请加入美北浸礼会海外差会中国分会。在申请材料中，葛德石叙述了自己与基督教的渊源和宗教历程，指出在大学以前，他的宗教观点是传统而保守的，认为福音是基督教的唯一功能，反对一切吸收了现代思想的宗教观念。大学毕业之后，他基于事实和逻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成为进步派。葛德石认为上海沪江大学地质地理系在传播基督教价值和影响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地质与地理学能够通过发掘自然资源来塑造中国。在这一点上，真正的科学与宗教没有冲突，所以申请前往中国通过教育传播基督福音[36]。葛德石的浸会家庭背景和专业素养保证了葛德石的申请成功。1923年3月，葛德石被美北浸礼会海外差会任命为耶稣福音会华东差会的一名传教士。6月，葛德石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即被派往上海沪江大学任教。

在确定前往中国之后，葛德石开始着手安排行程。他计划从芝加哥取道伦敦至缅甸仰光，然后从仰光至云南，前往上海。那些长驻中国的传教士成为葛德石的咨询对象。一位回美度假的四川巴塘传教士告知通过缅甸进入中国是可行的。具体行程是：从芝加哥乘船至伦敦8天，伦敦乘船至仰光25天，从仰光乘坐火车至曼德勒，接着沿着伊洛瓦底江乘船至八莫，需要5天，然后从八莫骑马经过腾越至大理需要16天。从大理至上海有几条路线，最安全的是从大理至昆明（骑马）13天，从昆明至海防（火车）3天，从海防至香港（轮船）3天，从香港至上海（轮船）4天；其次安全的是骑马从大理至叙府（今宜宾）；最危险是骑马从大理至乐山，这条路线除非置生死度外，否则不要尝试。在四川可以顺长江而下，如果一路顺利，总行程大约需要四到五个月[37]。

谙熟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基督青年会则详细列出了困难以及解决方案。云南基督青年会干事威尔逊（Wilson Wattine）1917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神学院，与葛德石是校友。也许是这层关系，他接到询问信件之后没有草率回复，而是与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条路线的可行性。之后，他为葛德石具体分析了此线路的各个方面：首先取道缅甸至云南，需要略通英语的中国佣人或厨师相随，最好有一个中国翻译，如果没有，则是非常不安全与不明智的；其次，如果夏季来，将遭遇从五月持续到十月的雨季。雨季穿越泥泞的大山异常困难，需要一些特别的准备；再次，此趟行程非常昂贵，最便宜的方式是在缅甸或者大理买马代步，然后在昆明卖掉，因为雇佣一匹马需要30美金，坐轿的价格则要翻倍；再次，选择此路线有很大的风险。目前任何外国人如果没有护卫均不准离开昆明城，即使是打猎或郊游。云南省内土匪横行，政府几乎无力应对，中国政府和美国领事馆都不能保证旅行的安全。最后，从昆明至长江是不可能的，因为此路土匪遍布，而且内战正酣。不过可以从昆明取道海防，再转至上海，大约需要150美金[38]。

鉴于缅甸云南这一路线不仅山高路远，强盗横行，而且适值雨季，行程艰难，费用昂贵，因此经过慎重权衡，葛德石只得放弃此线路，改为取道亚欧大陆前往中国。1923年6月，葛德石乘船至欧洲，在苏联驻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并在欧洲周游一个月后，乘坐火车穿越苏联的西伯利亚。而此时的苏联，革命硝烟尚未散尽，国内秩序的零乱仍昭昭在人耳目。莫斯科的许多建筑物尚满目创痕，列宁格勒的圆石街道也还没有修好，人民生活于极端艰苦之下。在葛德石在进入苏联的前夜，曾被人警告不要离开火车，不要跑出旅馆。至于西伯利亚，更是一片荒凉[39]。对葛德石而言，虽然苏联的景观看似陈旧，但是风景如画，壮丽的教堂，大规模的在建公共设施，一切都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这次经行之旅为葛德石将来研究苏联埋下伏笔。

在漆黑的凌晨一点，葛德石在贝加尔湖东部小城乌兰乌德下车，然后乘坐木船顺色楞格河南下，三天之后抵达恰克图。在恰克图，葛德石花费八十个卢布雇佣一辆三驾马车，又走了四天至库伦（即今乌兰巴托）。他在蒙古的首个夜晚是在一间草棚中，和睡在三张长凳上的十二个蒙古人一起度过的。然后，葛德石穿越蒙古戈壁和沙漠至张家口，再至北京，10月抵达上海。不通俄语和蒙古语的葛德石，仅仅依靠身体语言、英语和一点德语，完成了此次欧亚大陆的穿越之旅，安全抵达中国[40]。

在葛德石抵达中国之时，葛德石的弟弟保罗·葛德石（Paul Frederick Cressey，1899—1969）已经在中国汕头教了两年英语。保罗1921年丹尼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加入浸礼会海外差会，被派往汕头作英语教师。1924年他返回美国，在耶鲁大学学习社会学和中国历史一年。1925年进入如日中天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1930年获得博士。1932年，保罗开始执教麻省的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社会学系，直至1965年退休。他主要研究社会解组论、城市及亚洲。作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亚洲研究专家，保罗时常发表有关中国社会学著作的书评。例如1945年，他在《亚洲研究》上评论杨懋春新著《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8年又为许烺光的《祖荫下》和林耀华的《金翼》等作书评[41]。

葛德石兄弟有着非常相似的人生轨迹，两人均为丹尼森大学毕业，先后在耶鲁大学学习一年，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都受到堂哥葛德基的影响前往中国，日后成为亚洲问题专家。在这相似的背后是浸会无处不在的影响。葛德石家族为宗教世家，其高祖和父亲都是浸礼会牧师。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丹尼森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均与浸礼会渊源深厚。毕业之后，又都如愿申请加入浸会海外差会前往中国，并在浸会创办的教育机构里工作和研究中国。因此，浸会及其构建的宗教网络为葛德石兄弟提供了结缘中国的机会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