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前来沪江大学(2)

葛德石身为牧师之子，出身浸会世家。早在出生之前，父母就曾祈祷如果是上帝意志派遣他去国外传教，他们义不容辞。葛德石从小对基督教耳濡目染，长大后积极参与其中。在奉献中，葛德石发现许多乐趣，基督生活得以变得真实，他成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葛德石的皈依更多是基于宗教的服务与奉献精神。在中学时期，葛德石加入基督教青年会（Y.M.C.A）。那时去非洲传教的呼声日益高涨。葛德石曾被一个将生命奉献给非洲的加州传教士深深感动，那位传教士在临死前曾说：“当我们从荣耀之地回望时，我们希望是为自己而活，还是为他人而活？”在此感召下，葛德石曾经一度向往到非洲播散福音，这个愿望一直坚持到大学本科时期。然而，在大学将近毕业时候，葛德石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当然这种转变不是偶然的。

葛德石的中国转向和其堂兄葛德基的影响分不开。葛德基（Earl H.Cressey，1883—1979）1910年毕业于罗切斯特神学院，同年被浸礼会海外差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派往汉阳，在华洋义赈会华中地区工作。1916年定居杭州，任私立蕙兰中学校长。1925年起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干事（Council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直至1946年才最终离开中国。葛德基一生在中国三十余年，致力于中国的基督教会大学教育，与胡适、顾毓秀等名宿均有来往，在民国教育界赫赫有名。

在大学期间，葛德石通过葛德基了解到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他前往中国的愿望也越发强烈。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葛德石就在其社会学课程上写了一篇关于教育在中国传教士事业中地位的期末论文，在论文中，他追溯了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历史，指出高等教育在中国传教士事业的独特作用，认为高等教育能使人们更深刻理解上帝，同时能潜移默化地传播基督教义，而不至于引起人们的反感。葛德石主张传教与科学技术结合，而非单纯的精神福音[23]。

1920年，葛德石致信葛德基表达要去中国的意愿。在中国举目无亲而又无子的葛德基非常希望葛德石能来中国。葛德基告知他，浸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由浸会创办的沪江大学有一个非常适合葛德石的地质学教职，机不可失，最好硕士毕业后即来[24]。同时，作为沪江大学的校董，葛德基将葛德石推荐给沪江大学校长魏馥兰。

美国浸会在鸦片战争之后，依照条约开始进驻中国通商口岸传教。1845年，浸会由于国内废奴问题发生矛盾，分裂成为美南浸信会和美北浸礼会。相应地，浸会在中国的活动区域也被重新分配，宁波地区属于北浸会，广州地区属于南浸会。起初，南北浸会都只重视传播基督福音，而非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它的教育政策可以概括为“学堂必须跟着教堂走”[25]。直到19世纪末，南北浸会开始改变教育策略，投身高等教育。1905年，南北浸会自从分裂后首次携手合作，决定成立沪江大学。沪江大学（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是1906年由美国南浸信会和北浸礼会在上海联合创办的教会大学，它是民国时期中国十三所基督教会大学之一。在1911年至1928年间，来自北浸礼会的传教士魏馥兰担任沪江大学校长，而魏馥兰正是葛德石在沪江大学执教的庇护者和支持者。

第四节 魏馥兰与沪江大学

魏馥兰（Francis Johnstone White，1870—1959）生于伊利诺伊州梅肯郡（Macon County），毕业于堪萨斯州渥太华大学，1891年被北浸礼会派遣来华，1901年至1904年在宁波开办浸会中学，1904年至1906年住持绍兴神学院。魏馥兰1906年参与创建沪江大学，并于五年之后的1911年担任沪江大学校长，任期长达十七年，为沪江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似乎都有一位重要的外国校长，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而魏氏于沪江大学，就如同司徒雷登于燕京大学。不过，魏馥兰在沪江大学的地位与意义貌似被低估和遮蔽了。

魏馥兰在任内经常为筹款奔走海内外。例如1915年落成的思裴堂（Breaker Hall）作为学生宿舍，花费近1万美金，为美国密苏里州浸会捐赠。1921年开始建设的女生宿舍，临水而居，共五层，设宿舍、接待室、客厅、游艺室、膳厅、厨房、女教员及舍监办公室，是当时校内最贵的一座建筑，由两位美国人捐资5万美元[26]。1922年建成的四层科学馆，第一层物理系，第二层生物系，第三层化学系，馆内除供各系实验室课室主任办事室外，并有演讲厅及陈列室等，共花费银子17万元，为美国加州一家庭所捐[27]。

所谓大学者，不仅有大楼，而且有大师。魏馥兰深谙此道，在延聘师资上也是不遗余力。沪江大学教授多为美国名校毕业的高才生；同时，魏馥兰也未忽略中国本土教授，特别是有沪江大学背景的学者。例如郑章成，其为沪江大学首届毕业生，1913年赴耶鲁大学深造，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受魏馥兰之聘回沪江大学执教，任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28]。在延聘师资的同时，魏馥兰还取长补短，与美国高校互通有无，尽得风气之先，最典型的是社会学系。1914年，沪江大学成立社会学系，布朗大学每年资助5000美元，由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葛学溥（Daniel H.Kulp，1888—1980）主持，并建立沪东公社。布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家狄利，于1921年春在沪江大学做访问学者。另外一位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白克令也于1923年至1924年到中国，讲授社会问题等课程。他还指导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其成果《沈家行社会调查》作为沪江大学布朗丛书之一于1924年出版[29]。

魏馥兰主持沪江大学十七年间，校园建筑由3栋变为18栋，教员由15名扩大至80名，注册学生由104人增加到903人，而学校财政由16585美元增长至300573美元。魏馥兰将黄浦江畔的一片荒地建设成为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现代大学校园，奠定了沪江大学的格局。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魏馥兰必须面对公众和中国学生。同时，还得周旋于立场各异的浸礼会、浸信会和中国人之间。魏馥兰长袖善舞，求同存异。他深谙中文，喜爱唐诗，坚持学校的中国化。1929年第一任华人校长刘湛恩任职后，他功成不居，又默默地在宗教系任教六年[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