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来沪江大学(1)

第一节 葛德石家世

1896年12月15日，葛德石生于美国俄亥俄州北部小城蒂芬（Tiffin），成长于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地区。葛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影响，并拥有着深厚的浸会传统。美国浸会起源于英国的浸礼宗，它随清教徒移民进入美国。浸会主张每个世人都可通过《圣经》与上帝直接沟通，无需通过诸如教廷或僧侣的中介。《圣经》是基督徒信仰和实践的唯一标准，因此浸会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个人自由主义。它契合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体现了美利坚民族意识，因而迅速发展壮大。至19世纪，浸会信徒已散布美国各处，几乎没有一座高山或低谷没有他们[7]。

起初，美国浸会由于信徒拓荒者的背景，具有明显轻视人文教育的倾向。但随着势力与影响的日益壮大，浸会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开始重视高等教育。1764年，它创办了美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这是浸会的第一所大学，它与后来的沪江大学也保持了密切联系。1892年，浸会又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资60万美元，将芝加哥的浸会神学院改造为芝加哥大学。在校长威廉·哈珀（William R.Harper，1856—1906）的主持下，芝加哥大学广泛罗致一流的教授，以此吸引各地学生，迅速跻身美国名校之列。

葛德石的祖父是弗雷德里克·葛德石上尉（Frederick Jonathan Cressey，1840—1928）。上尉的父亲是浸会牧师，母亲则是丹尼森大学第二任校长乔纳森（Jonathan Going）的千金。丹尼森大学（Denison University）也是一所由浸会在1831年创办的私立大学，它坐落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以东大约五十公里的格兰维尔村（Granville）。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正在丹尼森大学读书的弗雷德里克投笔从戎，首批报名参军为废除奴隶制度而战。历经四年战火，直到1865年临近战争结束之际，他才返乡成家立业。弗雷德里克上尉一生有两次婚姻，共养育有一子二女[8]。

葛德石的父亲弗兰克·葛德石（Frank Graves Cressey，1866—1956）则是弗雷德里克上尉与前妻之子。弗兰克1866年8月15日出生于爱荷华州，1891年从布朗大学毕业后，在丹尼森大学教授拉丁文和数学。在这里，他认识了另一位拉丁文讲师米妮·巴布科克（Minnie Frances Babcock，1861—1939）。米妮自1893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即在丹尼森大学做拉丁文教师，两人于1895年9月23日结婚。婚后，弗兰克继承家庭宗教传统成为浸礼会的一位牧师。弗兰克夫妇一生共育有二子，葛德石为大，生于1896年，其弟保罗生于1899年。作为知识和教会精英，弗兰克夫妇为葛德石兄弟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环境，葛氏兄弟继承了父母的求知精神和宗教虔诚，但同时也遗传了他们的近视，小小年纪就配戴眼镜。

第二节 美国地质学博士

1.丹尼森大学地质系

葛氏家族从葛德石祖父弗雷德里克上尉开始便与丹尼森大学结下渊源，上尉自己毕业于丹尼森大学，并娶校长千金，而葛德石父母又都曾在丹尼森大学执教，再加上浸会的宗教联系，这都为葛德石到丹尼森大学深造创造了条件。1915年8月，葛德石进入丹尼森大学，主修地质学。在丹尼森大学期间，葛德石的成绩并不出众。例如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五门课中，他只有历史课的成绩为良，英语、数学与地理均是一般，化学则不及格。不过，作为专业的地质学课程，葛德石四年期间基本上都达到良以上[9]。

葛德石喜欢学以致用，专注和执著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葛德石的大学生活远不止专业课程学习。在课余之际，葛德石还有两大爱好。第一是辩论。葛德石口才出众，他完整地选修了四年的辩术课，并加入一个辩论社（Calliope Literary Society），而且还曾作为第一辩手参加辩论赛获奖。二是运动。葛德石喜欢体育活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葛德石还曾因运动摔伤锁骨[10]。总之，辩论使葛德石学会思考，并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运动又增强他的体质和野外活动能力。这两大爱好都为葛德石日后成为一名地理学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丹尼森大学期间，葛德石还参与筹建了American Commons Club，这是起源于丹尼森大学的一个美国大学社团，现在已经扩展至全美数十所大学。葛德石也曾参加学生军队训练课程，并准备参军，但终因眼睛近视问题而未能成行。1919年5月，在修满一百二十四个学分之后，葛德石顺利从丹尼森大学地质系毕业，获得理学学士。1948年，功成名就的葛德石又被母校丹尼森大学授为荣誉博士。

1919年秋季，毕业之后的葛德石曾在纽约州的沃尔沃斯高中做自然科学老师。此时，他对地质学兴趣日深，计划继续深造，于是申请进入与葛氏家族渊源深厚的另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前身也是由美国浸会建立的神学院，葛德石的父亲弗兰克身为浸会牧师，很早便与芝加哥大学创始人威廉·哈珀过往，而弗兰克本人也在1904年以《教堂与青年》的论文，从芝加哥大学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11]。而葛德石的母亲为芝加哥大学培养出来的首批女研究生。1920年秋，葛德石结束了一年的高中教师生活，进入芝加哥大学地质系，师从当时美国地质学名家罗林·索尔兹伯里（Rollin D.Salisbury，1858—1922）攻读博士。

2.芝加哥大学地质系

罗林·索尔兹伯里出身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家，1881年毕业于贝洛特学院（Beloit College）地质系后即在此执教。1892年，罗林被聘任为芝加哥大学地质学教授，1899年开始担任理科研究生院院长直至去世。1903年，罗林组建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地理系，并亲自担任系主任直至1918年。在此期间，罗林延聘名师如地理学家巴罗斯（Harlan.H.Barrows，1877—1960）、辛普尔（Ellen C.Semple，1863—1932）以及新秀琼斯（Wellington D.Jones，1886—1957）等，皆一时之选，短短数年就将芝加哥大学打造成为美国地理学的中心之一。罗林本人的主要研究在地质学方面，著有《地质学》（1904—1906）和《地文学》（1907）等；在地理学方面，罗林认为通过观察不同种族和社区的生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地理学可以提供理解人类目前的限制和未来可能的科学基础。他的《地理纲要》（1912）作为大学教材曾风靡一时。罗林这种纵横于地质与地理之间的学术趣味，也塑造了葛德石日后的学术追求。

除了一名杰出的地学家之外，罗林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为人谦逊，循循善诱，但从不降低学术标准。严师出高徒，罗林一身执掌芝加哥大学地质与地理两系数十年，桃李遍布美国地学界。仅在地理方面，他就有十位学生出任过美国地理学会会长，五位学生曾任副会长。其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学派代表人物卡尔·索尔（Carl O.Sauer，1889—1975）和克拉克大学地理系创始人华莱士·阿特伍德（Wallace W.Atwood，1872—1949）均为罗林的高足[12]。罗林对葛德石影响甚巨，正如葛德石后来的同事詹姆斯所言：“在地理学上，仅仅有对人与地相互关系的理解是不够的，他必须表达出这种理解。葛德石在此方面具有极其罕见的精力和热情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聪明的演讲者。他最擅长小型的讨论会，他的深刻问题和评论带给学生最佳结果，这明显地体现了罗林的影响，即不满于平庸，坚持学术的最高标准。”1[13]如果说在丹尼森大学期间，葛德石形成了自己良好的思辨能力和工作习惯，那么从芝加哥大学罗林那里，他学到了一种职业学术的正直与奉献，从而完成从学生到学者的转变。

葛德石在芝加哥大学主要修有“地理地质学”、“矿物学”、“构造与动力地质学”、“地质调查”、“大陆进化论”以及“人类学”等专业课，其成绩均在良以上[14]。1921年6月，葛德石获得芝加哥大学地质学硕士，其论文为《印第安那州西北部的沙丘研究》。同年12月，罗林为葛德石的文章做了一定的指导修订并建议配置清晰的地图，随后在罗林主编的《地质学报》（Journal of Geology）上发表[15]。与此同时，罗林表示关于密歇根湖南岸的沙丘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更多的工作，特别是绘制密歇根湖区的地形图。因此，他建议葛德石可将此项研究继续深入，以便扩展为博士论文，虽然选题稍微偏离葛德石原来的构造地质学方向[16]。

1921年从芝加哥大学硕士毕业后，葛德石成功申请到一个奖学金的资助，从而得以在耶鲁大学交流学习一年。在耶鲁大学，葛德石选修了芝加哥大学地质系未曾开设的“高级结晶学”、“经济地质学”、“石油地质学”、“构造地质”以及“岩石学”等课程。同时，他还选修地理系亨廷顿教授的“气候学”[17]。艾尔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是美国耶鲁大学地理系教授，主张气候决定论，并提出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他认为只有承认人是一种生物，服从于动植物的同一生物规律，然后才能对地理有真实的理解。亨廷顿本人曾在1905至1906年间到新疆考察，著有《亚洲的脉动》《气候与文明》以及《人生地理学原理》等，在20世纪前半期的国际地理学界享有盛名[18]。

亨廷顿自己的学术历程也是由地质学转向地理学。在耶鲁大学期间，亨廷顿进一步把葛德石引向地理学。在亨廷顿指导下，葛德石分别研究降水在巴基斯坦与加州两地与红杉的关系。他的优异表现给亨廷顿留下深刻印象。1923年，葛德石取道西伯利亚前往中国时，曾在中亚及俄罗斯考察的亨廷顿为其开具介绍信一封，并嘱托在路上尽可能参观不同的国家，以便深刻认识地理与地质的关系[19]。在中国期间，葛德石仍不时向亨廷顿请教。例如1927年，亨廷顿给葛德石关于东亚冰期气候的文章提供了详细的建议，而葛德石也将自己在中国考察的照片寄给亨廷顿[20]。亨廷顿对葛德石的地理思想影响巨大，他在后来的书中多次引用亨廷顿的观点，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保持了终生。例如1938年，亨廷顿还要推荐葛德石去加州克莱蒙特学院教授地理[21]。

1922年夏天，葛德石结束在耶鲁大学一年的学习。为了准备博士论文，葛德石随后作为助理地质学家，参加了印地安那州地质调查会组织的密歇根湖地区的湖泊沉积调查，并为两百英里的古湖盆线绘制了地图。不幸的是，罗林因病在八月间突然辞世，葛德石痛失良师。1923年5月，葛德石在硕士论文及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完成《印地安那沙丘与密歇根湖盆线》的论文，获得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其论文也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1928年出版。

第三节 来华传教士

19世纪末，美国基督教的传教理念开始转变，认为让福音传遍世界并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基督徒，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听到福音。基督福音不但要体现在个人的生活中，而且要体现在人类所有的关系中，包括实业的、社会的、国家和种族的关系。在此影响下，1886年，一百名立志到海外传教的青年发表“普林斯顿宣言”，成立以高校青年学生为基础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此后不断壮大。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志愿传教人员可以通过个人福音行为达到社会福音的效果，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改造亚非地区的文明传统，这是美国基督传教活动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重要一步。

1886年至1918年间，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派往国外的传教士就达八千多人，其中三分之一前往中国。这些学生传教士改变了单纯的圣经布道，建立教堂，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传统方法，而是到教会创建的教育以及医疗机构里从事让福音传遍世界的工作。在地方的工作使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时代脉搏，而学校等又为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返回美国后，这些学生传教士大多得以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继续中国研究，终成大师，例如赖德烈（Kenneth Latourette）、卜凯（John L.Buck）和葛德石等[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