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国翻译历程探析

据说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当其他许多国家尚未有文字记载的时候，翻译活动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就开始在华夏土地上出现并逐步发展。有史籍记载的中国翻译史长达3000余年，可见翻译事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史书记载，我国在夏朝时期就已经通过某种翻译活动开展各部落间的物质互通和思想交流。到了周朝和秦朝时期，语言中出现外来语，这说明当时翻译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目前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我国的翻译事业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即公元148年。

根据翻译对象、翻译内容、翻译规模、翻译标准等几大方面的主要特点，学术界通常将我国的翻译活动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五次高潮阶段。

2.1 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北宋）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以佛经翻译为主，始于汉末，兴于魏晋，盛于隋唐，衰于宋朝，前后历时约1400年。佛经翻译开启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

据史家考证，东汉桓帝年间安息（波斯）人安清（字世高，常称“安世高”）作为从事佛典汉译的第一人，开创了我国禅学之源，正式启动了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他将梵文《安般守意经》等35部佛经译成汉文，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翻译方法主要偏于直译。

继安世高之后，支娄迦谶（月支国人，简名支谶）积极参与并完成了十余部佛经的翻译。他的译本译笔生硬，为了力求保全原文风格，在翻译方法上“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支谶与他的弟子支亮，以及支亮的弟子支谦（合称“三支”）共同致力于佛经的翻译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众所周知，“质朴”和“文丽”之争（文质之争）始终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中长期并存的两个流派。一代译经大师支谦采取“会译”（即将几种异译考校对勘，合成一译）体裁，并主张用意译法取代前期较为常用的音译法。《高僧传》中记载：“谦辞旨文雅，曲得圣义”。支敏度亦称“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支谦开创的文丽雅致、自由脱俗、不受原著禁锢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佛经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鸠摩罗什来到中国以前，西晋竺法护是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竺法护翻译了175部佛经，其中包括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正法华经》，广为流传，对佛经的广泛流传做出了贡献。竺法护和“三支”，人称“月支派”。

前秦时期，佛经翻译逐渐实现了从私人事业向译场翻译的转变。译场制度得到了当时朝廷的支持，促使佛经翻译朝着官方化、规模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开启了我国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译场制度这一新型翻译现象的创始人释道安，在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过程中提倡“会译”手法，主张采用严格的直译。通过综合借鉴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并加以提炼总结，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结合译经体会，具体阐述了五种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天竺人鸠摩罗什受晚年释道安之邀来到中国，在前期译场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最终创立一整套译场制度，开创了集体翻译、集体审校之先河。在翻译方法上，鸠摩罗什倾向于采取意译法，在“文”与“质”的问题上强调实现“文质结合”。因此，鸠摩罗什的译经以实出华，传达了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既能够保持忠实于原文的神韵，又能够确保译文妙趣盎然、朗朗上口，有助于佛经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同时，他反对前人译经时所采用的“格义”法（即用中国的传统哲学和本土宗教概念阐释和传译佛学概念以便僧俗大众易于理解接受的一种解经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隋唐两朝是我国翻译事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隋代短短不足40年，历史较短，译经不多。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非释彦琮莫属。彦琮的翻译功底及梵文造诣均十分深厚，他适时总结翻译理论并用于指导翻译实践。例如彦琮提出“八备”原则，即从事佛经翻译工作需要考虑的八项条件，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我国译论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主体——翻译者——的一系列问题。

盛世唐朝见证了我国佛经翻译事业的顶峰时期，以玄奘为代表的大批著名译者不仅从事大规模的佛经汉译活动，而且开始尝试中国文化精髓的“外译”，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唐朝玄奘（即通称的“唐三藏”或“三藏法师”）可谓是一代翻译巨匠，我国佛教史上尊其为四大译经家”之一，亦有人称其为全人类文化中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远赴印度学佛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其主持的译场组织制度更为健全，翻译活动更为规范，译著成果更为丰富，最终完成75部1335卷经书的翻译。印度柏天乐和我国张建木在对勘玄奘的译文时指出其在译经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种种技巧：补充法、省略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等。玄奘不但把梵文佛经译成汉文，还将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成为中国历史上向国外介绍汉文著作与思想的开山鼻祖。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北宋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传法。宋太宗还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译经院，专门从事佛经翻译。但此时佛经翻译的规模与水平已远不如唐朝的极盛时期。到了南宋，佛经翻译渐渐地走向衰落。元、明、清三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数渐少，几百年间只译了几十部经卷。

佛经翻译对我国的语言、思想和文化发展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语言方面，不仅吸收了梵语词汇，利用汉语构词法创造了许多词，如菩萨、刹那、因缘、天堂、地狱等，同时还丰富了汉语的语言结构，例如语法中出现了长定语、倒装句等语言现象。在其他文化领域，例如音韵学、雕刻、建筑、音乐、绘画等都留下了众多佛教的烙印，其中敦煌艺术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佛经翻译高潮结束以后，汉民族官方和民间基本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但是此时少数民族地区却仍有较为活跃的翻译活动，例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都是该时期完成的颇具影响力的译著。各民族的翻译活动在创造、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2 第二次翻译高潮（17～18世纪）

明末清初，我国翻译事业迎来一个崭新的转折时期。欧洲的一批耶稣教会传教士以传教为主要宗旨，相继来华开展翻译传播活动，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从而推动了我国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就持续时间、译著数量及翻译规模等而言，这次高潮都远远不及先前的佛经翻译。但该时期的翻译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即注重对天文、数学、机械等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同时也引入了一些哲学、文学等著作。

1601年，意大利耶稣教会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建立首个教堂。明清时期，共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到中国，建立教堂，传播教义，从而推动了基督典籍的翻译。这些传教士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采矿冶金学等。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译著当属中国的徐光启和意大利的利玛窦合作翻译的著名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以及《测量法义》等。作为我国明末杰出的科学家、翻译家、进步思想家和爱国政治家，徐光启最早将翻译的范围从宗教、文学等传统领域拓展到自然科学领域，从而开启了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先河，对我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继徐光启和利玛窦之后，中国学者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以及外国学者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等人也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译著。

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天文学、力学和植物学家李善兰于19世纪40年代出版了《天算或问》、《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和《四元解》2卷等数学著作，并于50年代来到上海，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等人合作，开始从事西方数学书籍的翻译工作，间或也翻译一些有关力学、天文学和其他学科的书籍。1856年，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完成巨著《几何原本》后9卷。之后，李善兰先后出版《椭圆正术解》2卷、《椭圆新术》1卷、《椭圆拾遗》3卷、《史器真决》1卷、《尖锥变法解》1卷、《级数四术》1卷、《垛积比类》4卷等著作，并陆续出版与伟烈亚力、傅兰雅、艾约瑟等人合译的《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谈天》18卷、《重学》20卷、《圆锥曲线说》3卷以及牛顿的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若干卷。他的这些工作与随后的华蘅芳、夏鸾翔等人对西方数学所作的有价值的研究，构成了继徐光启之后中国的第二次对西方数学的引进，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译作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如微分、函数等，都译得相当贴切，相当多的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英国人傅兰雅大学毕业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香港，就任圣保罗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年），受雇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翻译科学技术书籍达28年之久。清光绪二年（1876年）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带有新闻性。光绪三年（1877年）被举为上海益智书会总编辑，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专设翻译馆的译书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了解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一直是该翻译馆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最重要，成为制造局译书的代表。徐寿等人从引进科学知识与配合开办新式工矿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傅兰雅向徐寿等人介绍西方科技情报，定购各种图书备翻译用。堪称“中国通”的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种，其中95种已刊，18种未刊。在已刊95种译著中，数学9种，物理4种，化学与化工12种，矿冶10种，机械工程9种，医学4种，农学3种，测绘地图5种，军事兵工15种，其他技术10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廷德尔（Tyndall）的《声学》和诺德（Noad）的《电学》是最早且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他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韦尔斯（Wells）的《化学鉴原》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布洛克萨姆（Bloxam）著Chemistry的有机部分《化学鉴原续编》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泽纽斯（Fresenius）关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为代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傅兰雅以传教士传教布道般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正如傅兰雅所述：“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能与其媲美，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能与之比肩。

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翻译实践多为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导致当时的国人对译著的主动选择权并不大，存在一定的被动性。此外，口译者和笔述者对翻译理论与技巧通常没有系统性认识，而且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语义重构”两大环节分别由不同人员分工完成，难免对翻译后期的斟酌和修正带来诸多不便，导致该时期的译著大都存在“文义难精”之弊。但是，这次翻译高潮极大地推动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的汉译和出版，因此在普及西方先进科技知识方面显然立下了无可替代的汗马功劳。

18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实践领域呈现出另一个特点，即注重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庞德、林语堂等5位翻译家。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Francois-Marie Arouet）认为，“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进而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伏尔泰极其推崇中国文化，极力通过译著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并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撰写剧本《中国孤儿》，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里程碑。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庞德（Pound）不太懂中文，他的译作是由日译本转译的。代表译作包括《诗经》与《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等。他在长诗《诗章》中阐述孔子学说，在1915年出版的《中国》中收集并翻译了十几首中国古诗。庞德为促进东西方诗歌的互相借鉴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林语堂胸怀大志，其撰写的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反映了这位旷世才子向西方介绍中华文化的宏伟志向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远大抱负。《苏东坡评传》（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in Yutang）等都是林语堂的代表译作。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模式为“翻译改写”。这一模式产生的文化建构价值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诉求不谋而合，这是中国文学得到异域文化所认同的现实基础。“改写模式”的形成取决于中西文化的权力对比和权衡关系，例如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自我需求、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传统的翻译观等一系列因素均对该模式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

西方的文化、科学、思潮的传播与介绍，引发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2.3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五四”前期）

我国第三次翻译高潮始于鸦片战争，其后一路蓬勃发展，持续至“五四运动”期间。这次高潮主要着眼于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学等领域的汉译。该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进步方向成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人文学家和大翻译家。与前期的翻译实践家相比，这一时期的译者学贯中西，精通双语，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更强，对译品的选择权力更大，译坛身影更活跃，译著学术水准更高。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通过向中国走私鸦片谋取暴利。1838年冬，道光帝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打击了英国的嚣张气焰，同时影响了英国的在华利益。1840年6月，英军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出海口，发动鸦片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最终致使中国战败，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以及《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近代史上闭关落后的中国大门，社会矛盾的急剧升级促使一部分满汉统治者和有识之士呼吁抵御外辱，变法自强。只有“维新”才能救国。所以在维新时期非常重视翻译活动，开始向西方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希望通过学习国外的先进科技和模仿国外的政治体制逆转中国没落的国势。顺应当时历史潮流的发展，这时期的翻译活动开始转向西方的治国哲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严复早年留学英国，学贯中西，翻译了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说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等，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学术思想。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林琴南（即林纾）虽不懂外文，但依靠他人口译，用古文翻译了200部外国作品，数量之巨，水平之高，影响之深，古今中外堪称第一人。林纾主张意译，但由于有时过于强调意译，导致作品脱离原意、与原作相悖，因此作品少有人问津。但林纾所译小说语言十分典雅，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对文学界和社会风尚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林纾笔下的小说对鲁迅、郭沫若等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和《黑奴吁天录》的早期尝试大获成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外国文学、了解世界、启蒙思想的窗口。自此，《爱国二童子传》、《块肉余生记》（现译为《大卫·科波菲尔》）、《伊索寓言》、《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迦茵小传》、《斐洲烟火愁城录》等一系列译作在林氏的妙笔下诞生。这些外国小说，打破了旧小说的格局与传统，将西方的创作手法、写作技巧和文学理念渗透进中国小说的创作中，滋养了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新一代文学大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

2.4 第四次翻译高潮（“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

民主、科学、人权、自由、爱国、自救的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政治、文化领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救国热情，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翻译由此进入另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开始大量涌现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例如《俄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剩余价值学说史》等。在文学方面，陆续出现了如俄国和法国作家的诸多著名译作，例如俄国普希金（Пушкин）的代表作《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叶甫盖尼·奥涅金》等，莱蒙托夫（Лермонтов）的代表作《K·莱蒙托夫》、《她不是骄傲的美人……》、《瓦列里克》、《恶魔》、《心愿》、《最后的自由之子》等，托尔斯泰（Толстой）的代表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黑暗的势力》等，果戈理（Gogol）的代表作《死魂灵》（或译：《死灵魂》）和《钦差大臣》等，屠格涅夫（Turgeneve）的代表作《猎人笔记》、《木木》、《罗亭》、《贵族之家》、《多余人的日记》、《前夜》、《父与子》等、契诃夫（Chekhov）的代表作《小公务员之死》、《不平的镜子》、《谜一样的性格》、《站长》、《文官考试》、《戴假面具的人》、《变色龙》、《外科手术》、《幸福的人》、《在别墅里》、《大提琴的浪漫故事》、《一件艺术品》、《白嘴鸦》、《苦闷》、《凡卡》、《食客》、《校长》、《伤寒》、《吻》、《婚礼》、《逃亡者》等，以及法国雨果（Hugo）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光与影》、《“诺曼底”号遇难记》等，莫泊桑（Maupassant）的代表作《一生》、《漂亮朋友》、《菲菲小姐》、《项链》、《我的叔叔于勒》、《一个女雇工的故事》、《戴丽叶春楼》、《真实的故事》、《小狗皮埃罗》、《老人》、《洗礼》、《穷鬼》、《福楼拜家的星期天》、《羊脂球》等。在译作的语言形式上，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在译本中占据统治地位。

郭沫若、矛盾、朱生豪、郁达夫、曹靖云、韦素园、冯至、梁实秋、周作人、胡适、田汉、傅雷等学者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翻译家，其中鲁迅和瞿秋白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影响最大。鲁迅主要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著作。瞿秋白是马、恩、列经典理论最早的系统介绍者，还翻译了普希多、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的经典译作《海燕》仍脍炙人口，颇具生命力。

“五四”运动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现代教育模式等众多领域，期间的翻译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马列主义的输入，先进文化的引进，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2.5 第五次翻译高潮（新中国成立至今）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我国的翻译事业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翻译事业开始被作为一门科学和一项国家与政府的事业来对待，并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新轨道。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不够”。在七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及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认为“我们现在要大大翻译，要懂一点外国事情还是要靠翻译。”可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翻译工作在引进先进的革命理论、介绍国外重要科技与社科著作、传播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开展国际交往以及在对外宣传、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的作用。随之，我国设置了一批专门的机构，包括国际新闻局（中国外文局前身）、国际广播编辑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中共中央编译局、外交部翻译科（外交部翻译室前身）、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等。这些机构当之无愧地成了新中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之前，仅在社会科学方面，即翻译出版了包括《毛泽东选集》、马列著作和其他各类名著共计512种18644万册，翻译出版的外国古今重要学术论著共约1200种，以22种语言翻译出版的外国哲学、经济、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共计1500多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体育、教育等各个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与突破，对外交流也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翻译活动更是进入了一个最兴盛、最繁荣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迎来了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到来，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这样的一片欣欣向荣的大背景下，翻译领域人才辈出，各大译著成果累累。翻译事业的繁盛又反过来作为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先导力量，也为促进该时期日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译著成果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飞跃发展，翻译理论日臻完善。1982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翻译协会的前身）成立。该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自成立以来，在聚合全国翻译力量、促进翻译事业发展和规范翻译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组织引导作用。总体而言，翻译事业作为新兴的现代服务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翻译协会不完全统计（参见下图），目前我国各种翻译服务机构已超过3000余家，中国翻译市场的产值从2005年的100多亿美元上涨至2012年的1300多亿美元，总涨幅高达1200%，年均增长率为150%。翻译学科体系日趋完善，高等教育创办了翻译专业学历学位教育，使得翻译教育摆脱了过去作为外语教学的辅助手段，快速发展成为培养职业翻译人才和译学研究人才的专业教育。各类官方及社会组织的翻译培训项目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影响不断深化。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逐步打破传统的翻译工作方式，提高翻译活动的效率，例如机器翻译或机辅翻译日益彰显其创新活力。

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人们每天都可以阅读新华社提供的多语种新闻专稿和特稿以及英文版《中国日报》，收看中央电视台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向世界各地播出的电视节目，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43种语言的广播节目。网络传媒方兴未艾，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国际在线等网站，每天用几十种语言向国际社会第一时间发布有关中国的最新信息。中国外文局作为承担我国图书期刊网络对外宣传任务的新闻出版机构，拥有25个语种、数百名专业翻译人才，对外出版各类外文图书，同时出版《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20多种对外宣传刊物，向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累计出版量达13亿册。外交翻译工作者在多种重大国际场合、中外领导人会晤以及外交谈判桌上，俯首耕耘，默默奉献，协助我国外交事业稳步发展。科技翻译显然是当前最活跃、最重要的翻译活动领域之一，科技翻译工作者们贡献着他们的热情和智慧，有效促进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进程。各类翻译活动还对文化交流、体育赛事、对外经贸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我国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受到了国际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2008年8月2日至7日，由中国翻译协会承办的国际翻译家联盟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在上海成功召开。这是国际翻译家联盟成立50多年来，首次选择在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举办该项大会。与会期间，来自世界7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及国际翻译界权威机构的代表们出席会议并开展深度交流与探讨。本次大会在国际译联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例如参与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参会人数最多、提交论文数量最多、学术论坛数量最多等。在大会选举出的17名国际译联理事中，有两名来自中国。其中一名以高票当选国际译联第一副主席，这在国际译联史上也属首次。正如前国际译联主席毕德（Peter）在致中国成功举办世界翻译大会的贺信中所述：“这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翻译事业如同社会的一面镜子，见证了新中国60多年社会进步、国力强盛、开放互通的成长历程，而一个对外开放、蓬勃发展的中国同样需要欣欣向荣的翻译事业作为坚强的后盾。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真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是翻译事业发展的动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是翻译事业发展的前提；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中华几千年文明精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是翻译事业发展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党的十七大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高度的文化觉悟和对文化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作为新时期的外语学习者和工作者，我们为这个时代倍感自豪，同时也为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倍感重责。21世纪的中国将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飞跃，为此，我们要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炽热的创新热情。新时期的翻译工作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西方先进科技和理念的引进，不但要完成“译进来”的任务，更肩负着“译出去”的任务，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说，我们有责任把我国的经济建设经验、最新科技动态、社会主义理念以及我国丰富而优秀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国际友人，使之在世界各民族得以广泛传播和发扬光大。翻译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从某种角度讲，翻译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提高对外文化传播能力，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基础工程。翻译工作所体现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沟通能力，正是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新中国的繁荣昌盛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积极健康的氛围，我们一定要利用良好契机，不辜负时代赋予中国翻译事业的历史使命，勇攀高峰，勇创佳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