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西方翻译历程探析

一般公认，西方翻译史开启于公元前3世纪，各类翻译实践活动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源远流长，内涵深邃。不同时期的翻译活动是人类文明传承的结晶，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民族交流和文化传播。西方翻译史可划分为古代时期西方翻译、中世纪时期西方翻译、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翻译、现代时期西方翻译四个阶段，先后出现过七次高潮。其中前四次高潮均以《圣经》翻译以及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主体。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的两次高潮使得翻译活动逐渐深入思想、政治、哲学和文学等领域。随着语言学研究的进步，20世纪后半期迎来了西方翻译的第七次高潮。这一时期学派纷呈，人物辈出，是翻译研究百花齐放的时期。人们不仅针对翻译的科学、艺术和技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讨，而且发展了机器翻译。翻译不再仅仅局限于宗教与文学领域，而是深入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翻译也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颇具魅力的职业。

1.1 古代时期西方翻译（公元前3世纪中叶～公元6世纪）

古今中外，宗教的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动力，不断拓展沟通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促进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古代时期西方翻译活动经历的两次高潮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翻译高潮跌宕，历时近千年，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智慧传承。

1.1.1 第一次翻译高潮（公元前3世纪中叶）

公元前4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败，古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由于当时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的希腊文化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罗马帝国开始大规模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促使西方历史上第一次翻译高潮的到来。西方翻译史于公元前3世纪揭开序幕，译论以围绕希腊文化翻译为特征。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西方最早的译著据说诞生于公元前3至2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用了72天的时间翻译完成《圣经·旧约》（Bible·Old Testament），即《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这本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译著影响深远，它满足了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学习《圣经》的需求。从严格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著是叶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Homer：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史诗《奥德塞》（Odyssey）。总之，无论是广义上的《圣经·旧约》，抑或是狭义上的《奥德塞》，这两部最著名的译著均诞生于公元前3世纪或是更早的时期。可见，西方翻译活动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之前，可谓是发展历史源远流长。这一时期，还有其他大量的古希腊戏剧被翻译成拉丁语。除了安德罗尼柯，另两位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涅维乌斯（Naevius）和恩尼乌斯（Ennius）都参与了大量文学翻译活动。之后的普劳图斯（Plautus）、泰伦斯（Terence）等大文学家也参与了荷马史诗的拉丁语翻译或改编。此外，古希腊最伟大的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Αischylo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等创作的古希腊戏剧作品也被译为拉丁文。大量著名古希腊戏剧的拉丁文剧本的诞生，标志着翻译活动在历史继承和发扬光大等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自此，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见证了历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高潮。

1.1.2 第二次翻译高潮（公元4～6世纪）

西方翻译的第二次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这次高潮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西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被罗马人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期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公元4世纪，这一翻译活动进入高潮，各种《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该时期翻译活动及成果的主要标志是以哲罗姆（Jerome）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Popular Latin Text of the Bible）为钦定本。哲罗姆一生致力于神学和《圣经》研究，以研究圣经和注释经文闻名，是一位才华横溢且极富教养的早期基督教拉丁教父，也是古代西方教会最伟大的圣经学者。公元382年，哲罗姆出任罗马基督教主教达马苏（Damasus）的秘书，并受托将圣经翻译成拉丁文。虽然当时已有一部用拉丁文翻译的《圣经》，但那部译本语言粗糙，达意有误。因此，哲罗姆先依据《圣经·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即《七十士译本》）和希腊文《圣经·新约》，用拉丁文将其译成诗篇、《圣经·旧约》和《四福音书》，之后哲罗姆并未止步于此，他还希望能将希伯来原文宝藏中所蕴藏的所有精髓展现给拉丁文读者。因此，哲罗姆又重新以希伯来文《圣经·旧约》作为基础，不惜耗费长达23年（公元382～405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俯首耕耘，终于完成了拉丁文《圣经》修订本《武加大译本》的重新翻译工作。哲罗姆始终坚持在不损害思想的前提下，应当使译文符合译语的韵律和各种特征，确保译文流畅自然，易于为读者所接受。由于该译本对中世纪神学产生了非同凡响的重大影响，特兰托公会议于1546年将该译本定为天主教法定版本，即《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时至今日，该译本仍为罗马天主教会所重用。这部西方教会公认核定的拉丁文《圣经》译本充分体现了哲罗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追求圣经和真理的治学态度。

1.1.3 影响与意义

第一次翻译高潮开创了西方翻译的新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次翻译高潮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诞生，反过来也极大地促进了基督教思想与教义的进一步传播。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得以占有了更大的市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问世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自身语言发展史上的第一批文字记载和文学资料，显然具备无可比拟的历史意义和重要价值。

1.2 中世纪时期西方翻译（公元8世纪～公元13世纪）

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全方位交流俨然成为中世纪西方翻译活动的主体，以宗教传播带动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助推科技互通。这场从公元8世纪至13世纪的两次翻译高潮历时500年，翻译活动推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尤其是麦蒙时代开启了阿拉伯和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共享与发展。

1.2.1 第三次翻译高潮（公元8～9世纪）

阿拉伯文化的一大悠久传统体现为研究古希腊文化典籍并将其译为古叙利亚语。随着伊斯兰国家的扩张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当时不少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犹太人、贝伯人、西班牙人、西西里人以及意大利人等都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这就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成为众多穆斯林的唯一共同语。公元661年，阿拉伯的一个部落倭马亚（Umayyads）协助大马士革建立了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唐朝及唐朝以后的史书将其称为“白衣大食”）。取而代之的是公元749年，更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建立了阿跋斯（Abbasids）哈里发王朝（中国史书称其为“黑衣大食”），建都巴格达（Baghdad），并将阿拉伯语定为官方语言，从而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当时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哈里发王朝的历任统治者极其推崇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中世纪的巴格达一跃成为阿拉伯人研究及翻译各类古希腊文化、科学、技术典籍的中心，尤其是医药、哲学、星象学等颇受关注。在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迅猛发展，大量古希腊科学和哲学著作被译为阿拉伯语，另外还有大量古叙利亚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的文本得以翻译。自此，叙利亚学者纷纷来到希腊雅典，把大批古代哲学与科学典籍译成古叙利亚语和古波斯语，并把这些译著成果带回巴格达，再由阿拉伯人将其译成阿拉伯语。这些翻译活动无疑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在托莱多译成拉丁语的许多希腊典籍便是基于这些阿拉伯文译本转译而成的。第二代哈里发阿尔·曼苏尔（Al-Mansur）正式启动官方翻译活动，大量搜集著作手稿，曾派使者拜见拜占庭皇帝祈求得到包括欧几里得（Euclid）著作在内的众多自然、天文、哲学等方面的典籍，并确立天文占星学和医药学为官方事业，由国家派专人掌管。第三代哈里发阿尔·拉希德（Al-Rashid）建立“知识宝库”图书馆，馆藏攻占拜占庭所获的大量希腊科学典籍。第四代哈里发阿尔·麦蒙（Al-Mamun）在位期间锐意经营，国力强盛，史称“麦蒙盛世”。麦蒙学识渊博，酷爱阅读，对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建筑学、《古兰经》学、教义学、阿拉伯语法学都颇感兴趣。这一时代出现了大批文人学者，如哲学家肯迪（Al-Kindi）、大数学家花拉子密（Al-khowarizmi）等。麦蒙不仅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外各修筑一座配备了象限仪、日晷、天球仪、星盘等仪器的观象台，还于公元830年修建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智慧宫”，将几代哈里发搜求到的学术瑰宝汇集其中，并将其作为学术和翻译活动的官方机构。智慧宫集图书管理、科研、翻译和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实则可谓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成为阿拉伯民族吸引博大精深的中国、印度、波斯、古希腊文化精华的主战场。从君士坦丁堡和塞浦路斯搜求到的古籍，都被运到巴格达，收藏在智慧宫内。当时的巴格达成了汇集古典文化的海洋和阿拉伯世界学术文化的中心。智慧宫内设翻译馆，译书成为国家的一项主要的文化事业。政府不惜投入巨资，建立官方机构，组织专业人员从事翻译事业。据史料显示，麦蒙支付首席翻译大师“与其译作等重的黄金”。当时主持翻译事业的主要人物伊舍克（Ishaq）带领90多名门徒翻译了大量作品，使得许多珍贵而湮没已久的古希腊典籍得以复活。代表译作如柏拉图（Plato）的《对话集》和《理想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逻辑学论文集《工具论》（包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形而上学》等）、伊舍克之子翻译的托勒密（Ptolemaeus）的《天文学大成》和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以及其外甥胡拜悉（Hubaysh）翻译的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和底奥斯可里底斯（Dioscorides）等学者的著作。后来，这些希腊典籍传回欧洲，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大知识源泉。翻译高潮不仅促进了古今东西文化之间的交流，而且促进了阿拉伯语言的不断丰富与发展。译者们凭借严谨治学的态度、充满智慧和无尽想象力的思维，不断拓展和丰富阿拉伯语的词汇和表述方式，从而实现了阿拉伯语的学术化。这场翻译活动极其繁盛，直至13世纪才逐渐衰败。在这股学术热潮的影响下，西亚、北非等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智慧宫”的仿制品，如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等。麦蒙开启了阿拉伯及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从而使整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入了鼎盛时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共享与发展。

1.2.2 第四次翻译高潮（公元11～13世纪）

西班牙的托莱多（Toledo）素来就是西欧的宗教文化中心之一。大马士革的前倭马亚王朝被颠覆之后，该王朝的一个后裔逃至西班牙，并于公元755年在安达卢西亚建立了后倭马亚王朝，10世纪开始自称为科尔多瓦哈里发王朝（中国史书亦称其为“白衣大食”）。托莱多也因而成为伊斯兰教的文化重镇。公元970年，科尔多瓦王朝修建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院，之后托莱多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术机构。自此，托莱多的学术地位显著上升，见证了诸如医学家阿布卡西斯（Abulcasis）、天文学家查尔卡利（Al-Zarkali）等大批著名学者的诞生。自从十字军东征并于公元1085年攻陷托莱多，西方翻译家们便纷纷云集于此并开始从事翻译活动，将大量阿拉伯文的希腊科学译作以及用阿拉伯语创作的经典作品译成拉丁语并流传至欧洲大陆。该时期的翻译活动开启了历史上罕见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友好交往的局面，译著数量巨大，持续时间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由于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为彼此的文化所深深吸引，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激情促发了浓厚的学术兴趣。翻译家们不仅将大批阿拉伯语作品译成拉丁语，还将不少希腊语作品译成古叙利亚语。正如公元9世纪的巴格达是第三次翻译高潮中阿拉伯地区的“翻译院”，时值中世纪中期，托莱多成了西方世界“翻译院”，因翻译活动的频繁一跃成为欧洲新的学术中心。该时期被称为西方翻译史上的第四次高潮，又一次见证了翻译与学术的互动繁盛。当时正值基督教徒侵入西班牙之前不久，西班牙成了古代东方科学（例如中国的造纸术等）传入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通道。居住在西班牙的摩萨拉伯人（Mozarabs）是被穆斯林同化了的基督徒，而摩迪迦人（Mudejars）是被基督徒同化了的穆斯林，同时又有犹太人居住于此，因此西班牙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密切接触的交界中心，也是不同语言与文化的交汇中心。托莱多陷落后不久，雷蒙德大主教就在此创办了一个翻译学校，吸引欧洲各地的学者纷纷来此学习穆斯林的科学。杰勒德（Gerard）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一生总共翻译了八十余部著作，包含各类穆斯林积累的科学成果。其中最著名的是杰勒德于公元1175年成功翻译的托勒密天文学著作《伟大论》。与此同时，西西里在长达130年的穆斯林统治之后，于公元1091年被基督教徒攻陷。西西里同样有大量居民通晓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例如大翻译家司各脱（Scot）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著作和许多穆斯林的炼金术典籍。此外，比萨人列奥纳多（Leonardo）翻译的数学著作，以及非洲人康士坦丁（Constantine）翻译的医学著作，也都是从西西里传至欧洲各地的。

1.2.3 影响与意义

翻译活动推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和哲学发展。对于巴格达的译者而言，翻译并非最终目的，译作如同激发知识创新的原材料和催化剂。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阿拉伯天文学率先迎来了繁荣发展，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巴格达学派”。尤其是麦蒙时代，翻译科学和哲学著作的运动步入高潮，令阿拉伯人学习掌握了希腊文化的长处，大大缩短了阿拉伯人与世界先进民族的知识差距，同时促进了伊斯兰学术文化的成熟发展。麦蒙时代是阿拉伯文化的辉煌期，首都巴格达不仅经济繁荣，文化也高度发达。麦蒙是第一个将希腊哲学介绍到伊斯兰世界的人。仅希腊古籍就译出近百种之多，对世界文化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阿拉伯民族创造的先进文明又通过翻译活动传至欧洲，被学术界译成拉丁文，促进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这场延续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翻译活动及学术交流，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促进了科技的交流、传播与发展。中世纪西方翻译史上的这两次高潮向世人生动诠释着翻译活动与社会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的政治、宗教、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需求推动了翻译活动的欣欣向荣；另一方面，盛极一时的翻译高潮势必为特定社会中物质文明的发展与发达，以及精神文明的延续和弘扬提供有力的支撑。

1.3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翻译（公元14世纪～20世纪上半叶）

文艺复兴时期前后见证了两次翻译高潮。该时期的翻译活动突破了宗教传播的范围，逐步深入诸如思想、政治、哲学和文学众多领域。通过翻译活动，各民族奠定了语言基础，提高了民族意识，有助于世界范围内人类文明的形成、传播与发展。

1.3.1 第五次翻译高潮（公元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公元14～16世纪的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学革新的大运动，也是西方翻译史上的一次大发展。正如文艺复兴运动的牵涉面很广，这个时期的翻译活动也突破了传统宗教和文学的限制，深入思想、政治、哲学、艺术等各大人文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有奥古斯丁（Augustinus）等。译著不仅涉及古代经典作品，而且包括大量当代作品。该时期造就了大批脱颖而出的翻译实践家，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翻译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翻译高潮期间，译作的数量、质量和类别均达到了西方翻译历史的巅峰。

14世纪末，意大利最早出现翻译活动，15～16世纪中期翻译浪潮波及欧洲特别是西欧各国。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即重新挖掘和振兴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艺术、科学等成就，传播人文主义思想，而翻译正是传播的重要手段。

在此期间，德国的民族意识不断加强，不再流行15世纪的模仿拉丁语之风，翻译的重点逐渐从偏重原文语言转移到重视译文语言，致使“意译法”取代“逐词对译法”占据了主导地位。期间，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路德（Luther）用了十余年时间（1522～1534年）完成德语版《圣经》的翻译工作。这本历史巨作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用通俗的语言传递基督教义，因而备受欢迎并广为流传。这一德语版《圣经》开创了德语发展的新纪元，为现代德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法国，各类翻译活动日趋频繁，16世纪达到高潮。复古之风开始盛行，学者向往古代拉丁希腊作家，翻译的中心逐渐从宗教作品开始转向古典文学作品。在翻译实践方面，素有“翻译之王”美誉的法国文学家阿米欧（Amyot）用了17年的时间（1542～1559年）翻译完成一部不朽的文学译著——普鲁塔克（Plutach）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简称《名人传》），影响非常深远。阿米欧的这部成名作《名人传》无疑在文学翻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法国16世纪的译作典范。在翻译理论方面，多雷（Dolet）领先德英各国理论家，于1540年发表富有见地的翻译研究论文《论如何出色地翻译》，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基本原则。但总体而言，该时期的法国翻译虽然开启了翻译活动的新高潮，但大都是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之余的“副产品”，翻译质量及后世影响均未达到较高水平。

由于经济发展为其国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英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后来居上。16世纪初期，英国文艺复兴开始蓬勃发展。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登位，迎来了英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大发展。这一时期，宗教翻译方兴未艾，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和当代多国的文学作品相继译成英语，英国的翻译活动在欧洲乃至世界译坛中达到鼎盛。贯穿整个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译坛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在宗教和哲学翻译方面，“精准性”是关注的焦点，译者们主张准确的翻译；其次，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译者们倾向于运用传统文艺论的翻译手法，追求译文行云流水、文风清新、自由洒脱。英国译著明星云集，成果璀璨，例如诺思（North）于1579年翻译出版《名人传》；英国诗人和剧作家查普曼（Chapman）不惜花费18年时间（1598～1616年）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从而一举成名；弗罗里欧（Florio）于1603年译成法国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Montaigne）的《散文集》等等。1611年，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翻译出版则标志着英国翻译史上又一次大发展。它以语言通俗、优美和流畅而闻名于世，被视为“英语中最伟大的译著”，在长时期里成为英国唯一家喻户晓、人手一册的经典作品，对现代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2 第六次翻译高潮（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

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各国的翻译继续向前发展。此时恰逢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历史时期，阿诺德（Arnold）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该时期的翻译活动和成果无法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但仍然涌现出大量的优秀译著。其最大特点是，翻译家们不仅继续翻译古典著作，而且对近代和当代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众多大文豪的著作都在这个时期被译成多国文字并得以广为流传，例如塞万提斯（Cervantes）的作品《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历险记》、《伽拉泰亚》、《堂吉诃德》、《训诫小说集》等，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经典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著名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巴尔扎克（Balzac）的作品《最后一个舒昂党人》、《驴皮记》、《人间喜剧》、《高老头》、《幻灭》、《农民》等，歌德（Goethe）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恋人的情绪》、《同谋犯》、《普罗米修斯》、《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等。此外，西方译坛开始出现东方文学活跃的身影，为传统西方翻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创作的兴起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璀璨的阿拉伯文学富含浓厚的注重现世生活的人文主义色彩，这显然是一种与中世纪欧洲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东方文学译著的兴起，包括描写与赞颂爱情的诗歌，刻画个人英雄主义的韵文故事，推崇与传播智慧的寓言等等，特别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所体现的重视商业、追求财富、颂扬爱情等理念，都对西方人文主义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但丁（Dante）的《新生》、彼特拉克（Petrarca）的《歌集》、薄伽丘（Boccaccio）的《十日谈》以及乔叟（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作品中都可以找到这些思想影响的痕迹。可见，文艺复兴后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3.3 影响与意义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乃是西方（主要是西欧）翻译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标志着众多民族语言的地位通过文学翻译活动最终得以巩固。可见，翻译不仅是一种服务工具，也是一种创作手段，更是一种认可方式。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活动进一步向世人证明了这一观点：翻译活动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和思想起到了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促进该民族文明的形成、传播与发展。

1.4 现代时期西方翻译（20世纪中叶至今）

二战结束后，西方社会迎来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期，科技、文化、商务等各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对翻译的实际需求也随之大幅提高。20世纪后半期，西方翻译迎来了现代时期的又一次发展高潮。学派理论林立，译学人才辈出，翻译研究从纵向汲取几千年历史发展之精华、从横向参照相关学科之方法指导和具体成果，从而进入了全面高速的发展新时期。

1.4.1 第七次翻译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第七次翻译高潮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翻译活动。二战后，西方进入相对稳定期，生产得到发展，经济逐渐恢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是翻译事业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由于时代的演变，翻译的特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时期的翻译在范围、规模、作用、形式等方面都与过去任何时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是翻译范围的扩大。传统的翻译主要集中在文学、宗教作品的翻译上，新时期的翻译深入到了科技、教育、艺术、商业、旅游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次，翻译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往。过去，翻译主要是少数文豪巨匠的事业，而现今的翻译不再只由少数学者独领风骚，而是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仅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从事翻译，而且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队伍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翻译任务。再者，翻译的作用也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别是在联合国和欧洲共同市场形成之后，西方各国之间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交往十分密切，日益频繁。所有这些交际活动都离不开翻译作为媒介，翻译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现实作用。最后，翻译事业发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进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兴办高等翻译教育，如法国、瑞士、比利时设有翻译学校或学府，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在大学高年级开设翻译班，以培养专业翻译人员；②成立翻译组织以聚集翻译力量，最大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国际译联”）以及国际笔译、口译协会和各国的译协；③打破传统方式，发展机器翻译。这一点实际上是新时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自1946年英美学者首次讨论用计算机做翻译的可能性以来，翻译机器的研制和运用经过近40年的曲折历程，已日益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机器翻译是对几千年来传统手工翻译的挑战，也是翻译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

1.4.2 影响与意义

二战后至今，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和地球村、全球化发展态势不断鲜明的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日益加强，促使翻译活动进入了全面繁荣的新阶段。翻译活动显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传播功能，顺应了信息时代人们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经济、科技等各方面信息交流与互通的需求。翻译活动更加有序开展，组织性、研究性、科技性日益凸显。目前，西方翻译事业仍处于新一轮高潮之中。今后翻译活动向何处发展，第七次翻译高潮会持续多久，眼下尚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