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亦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期间共歼灭国民党军625万余人，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一、延安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陕北、华北等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展开了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发展生产。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并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式上违背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改善生活的同时还可以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在朱德进行实地考察后，从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通过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粮食、蔬菜的自给，根据地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不仅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改善了军民生活，给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转变了干部作风、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

二、延安整风运动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思想，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尚未肃清，党内仍然存在着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而且，抗日战争以来，共产党吸收了一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是准备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学习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同年7月、8月，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第二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为全党整风阶段。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第三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从1943年冬起，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问题，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在整风学习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解答。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教条主义，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统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境和原因，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整风的方法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

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余天中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1944年春有关领导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

延安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4年5月21日，全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通过了七大的议程及各报告负责人。

6月5日，全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确定成立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11月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赫尔利谈判的问题。12月7日，举行第四次会议，周恩来报告与国民党谈判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12月9日，举行第五次会议，讨论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问题。

1945年2月18日，全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3月31日，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4月20日，全会举行第八次会议，任弼时代表全会主席团讲话，指出历史决议主要是指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间的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看重个人的责任。这次会议讨论和基本通过朱德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军事报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编写完成。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

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具有重大意义和最为成功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自1928年党的六大召开后，中共中央曾多次计划和准备召开七大，但因严酷的战争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直到1945年才召开。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的努力，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党对自己的历史经验也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由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全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大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全会还讨论了七大的其他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

4月21日，在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是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此外，任弼时、陈云等20多人作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七大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24年来、特别是抗战8年来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和抗战胜利后的政治路线以及相应的纲领和策略，明确提出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任务。

七大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情况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主张，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为建立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成立一个有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为此，七大再次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七大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详尽的说明，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任务。大会宣布要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并提出要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的根本标准。

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立场，不愿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在加紧内战准备。有鉴于此，七大要求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另一手准备，即警惕内战，准备应付内战。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人民就针锋相对，用革命战争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七大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不仅大大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拥有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转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七大的文件、报告和发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规律，总结了党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再次强调了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这次代表大会充满着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时，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有的代表具体总结了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有的代表对过去党内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进行深入的分析。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批评，犯过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对一些存在争论的具体问题，代表们坚持从党的事业考虑，从全局利益出发，一旦辨明是非之后，能够很快地统一认识。通过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七大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不搞绝对化、简单化，善于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只要他们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中央委员会是集体领导，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因此，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的民主协商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毛泽东、朱德等13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崇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党的七大是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的七大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重庆谈判——双十协定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蒋介石接连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问题”。此时，全国人民正热烈欢庆抗战胜利，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蒋介石在这时突然发出邀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施加政治压力，让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经过一周左右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它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党按照七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以审慎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并形象地说“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他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人民军队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个《通知》把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主张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方针策略系统地阐述明白了。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许多人由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谈判开始后，中共方面首先提出11点意见，内容涉及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等。提案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坚定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作出让步，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立足现状，开价较高。

由于国民党事前未准备任何提案，处于被动。以至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刻薄地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迟至9月8日，国民党终于拿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核心，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减中共军队并取消解放区，同时在形式上作出一些安排，以示允许中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于蒋介石的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事先就准备了预案，并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党政府加以委任；在公平合理地整顿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可将自己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使它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并且把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的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中共代表团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多次作出的让步，使中共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前后历时43天的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文件也称《双十协定》。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党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重大成果。会谈达成的协议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顽固立场，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军队整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重庆谈判虽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政府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 “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也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经过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被迫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这样，如果国民党政府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中国共产党就更有理由进行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六、国共关系的破裂与共产党的自卫战争

《双十协定》签订不久，蒋介石便开始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企图占领整个东北。中共中央为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继续大力消灭日伪军，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和控制东北，发出指示规定我党我军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时，还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和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很快数十名中央委员约两万干部、十一万部队挺进东北。在之后的邯郸、平绥、津浦等战役中，中共方面共歼敌10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部署内战的阴谋，延缓了其深入华北、东北的进程。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协定、蓄意挑起内战的政策，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

11月19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25日，昆明学生六千多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了国民党军警骚扰破坏，各校学生于次日起联合罢课。12月1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武装镇压并屠杀殴打罢课师生，死四人，伤数十人，这就是“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罢课达一个月之久，并得到全国各地的巨大声援。而中国民主同盟和抗战后相继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反对内战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在此情况下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积极调停国共矛盾，在1946年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停战协定，双方颁发停战令并于13日正式生效。之后，在1月10日至31日，遵循双十协定的相关约定，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38名代表。在激烈的斗争之后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国民党显然不会遵守这次会议的相关规定，政协闭幕之后，国民党特务便在校场口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民主人士多人，这就是“校场口惨案”。而三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协议，很快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宪草中各项民主原则的决议及其他多项反共决议。而后国民党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在初步控制各大中城市之后，国民党把进攻重点指向东北，攻占山海关、锦州等地，进占沈阳，进攻四平，到1946年5月占领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随着国民党推翻政协协定以及全面加快内战的情形下，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国民党企图发动全面战争的背景下全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加紧练兵。此外为了团结、巩固解放区的人民群众，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并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通过这次指示，支持了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为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准备接下来的全面内战奠定了基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发动了向各个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也被迫开始了自卫战争。7月16日、18日，国民党军又开始从苏皖南线、北线、西线发动了进攻。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通过分析敌我形势，坚定了击败国民党的信念，并为我党我军规定了战胜敌人进攻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主要以运动战来击垮国民党军队。在党中央领导下，全解放区军民开始全面动员起来，英勇地抗击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七月中旬到八月末，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共五万三千余人；八月中下旬，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开封、徐州大规模出击，歼敌一万六千余人；而后又在定陶战役中，歼敌整编第三师以及两个旅，共计一万七千余人。

然而就当时的实力对比来讲，国民党军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并且他们还拥有美国援助的大量新式武器等战争资源。此时的共产党只能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为了鼓舞广大军民的信心，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而后在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指出这是战胜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不但应用于战役而且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以求全歼、速决。为此，不惜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争取主动，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强调“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1946年10月，国民党在其军队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公然撕毁关于国民大会应由改组后的各党派联合政府召集的政协协议，并于11月中旬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从民主同盟中先后分裂出去的青年党、民社党两个小党派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共产党和民盟则拒绝出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严正声明不承认国民党背叛政协协议而召开的“国大”和它所通过的“宪法”，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孤立。随后，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国共关系调停。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全部撤退，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在中共正确的方针指引下，人民军队取得了一次次自卫战争的胜利。1946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在宽甸西北的新开岭地区歼敌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1月2日至20日 华东解放军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敌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而后华东野战军在莱芜战役中，歼敌五万六千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七个整旅共七万六千余人。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共歼敌七十一万人。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而在其他战场转取守势。人民军队继续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作战目标。在山东，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面对国民党军45万人的进攻，诱敌深入，抓住战机，于5月中旬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敌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在陕北，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部队采用“蘑菇”战术与敌人周旋，并抓住机会掀起反击，同样挫败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解放区虽仍有95座城市被敌侵占，但解放军同时收复和解放了153座城市，并歼敌40余万人。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七、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1946年《“五四”指示》发布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广泛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经过一年多的斗争，解放区约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随着土改运动的逐步开展，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进被一步激发出来，这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保证。

但是，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发展并不平衡。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改，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些已进行土改的地方，工作做得不够彻底。同时，人民解放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需要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为此，必须深入进行土改，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战争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于1947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有各解放区代表参加的土地会议。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正式颁布）。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发布，对推动新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但是，文件规定的将一切土地平分的办法，侵犯了中农利益，因此后来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内进行土改时即加以改变。

全国土地会议后，解放区各级党、政、军机关抽调大批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分配土地。1947年11月至12月，土地改革运动很快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东北等老解放区，以及鄂豫皖、豫皖苏、豫陕鄂、江汉、桐柏等新解放区广泛开展起来。

在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般迅猛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发生侵犯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对地主乱打乱杀等“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明确规定土改运动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此后，土改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的部署，各解放区党组织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采取党内党外结合等方法，以解决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从而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千百年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在约1亿人口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他们支援战争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解放军或担负战争勤务。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这表明，土地改革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在制定和完善土地改革的路线、政策的同时，党还及时总结接管新占领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主要有：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的统治机构；没收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的界限；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不要轻易地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有计划地处理大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的人担任，等等。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和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党还加强集中通告制度，并具体规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和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对于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及其贯彻执行，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西北、东北、华东解放区迅速扩大。在华北，除少数城市之外，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已基本肃清，使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了使华北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迅速向集中转变，实行党、政、军、财统一领导，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随后召开华北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华北人民政府。按照中央的部署，华北解放区大力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组织全区的人力、物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同时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做好准备工作。

八、三大战役

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的英勇作战，到1948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首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增加到了280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最关键的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有174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而人民解放军经过新式整兵运动，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因此，从军事上来说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次，国民党在政治上已经空前孤立，不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群众日益看清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发动内战、独裁卖国的反革命本质，而且国民党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陷于分崩离析的困境之中。经济上，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整个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这时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却是蒸蒸日上。当时各主要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面积达到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而且经过土地改革，解放区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种种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关于第三年的军事计划，决定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发起攻势，进行几次大的战役，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1948年9月16日，粟裕等指挥华东野战军近32万人发动了济南战役。经过八昼夜的激烈作战，攻克济南，全歼守敌十万四千余人。济南战役的重大胜利，开创了我军夺取敌坚固设防和重兵据守大城市的先例，也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1948年9月，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主力连同地方武装向分割在锦州、长春、沈阳等孤立地区国民党军发起了辽沈战役。首先，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于10月15日打下锦州，歼敌10余万，并俘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范汉杰。而后顺利解放长春。接着全歼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之后又解放了沈阳和营口，从而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共歼敌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使得人民解放军拥有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并拥有了东北野战军这支近百万的战略预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辽沈战役一结束，党中央即电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及部分地方武装约60余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发起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22日，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地区围歼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秘密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起义。11月23日至12月15日，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地区全歼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约12万人，并在永城东北地区歼灭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约4万人。1949年1月6日，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四昼夜，全歼其两个兵团10个军，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为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还未结束，人民解放军又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了平津战役。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对平、津、张实行围而不打或割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平、津、张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任务，使敌人失去南逃或西窜的可能，造成了解放军从容歼敌的态势。而后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先歼灭敌人两个师，接着歼灭由张家口突围之敌七个师，并于1月14日总攻天津，全歼守敌13万人，生俘敌警备司令陈长捷。此时北平20余万守军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完全陷于绝境，之后傅作义率部25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整个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达52万人，华北基本上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这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共进行了142天，歼灭敌人173个师，总计154万多人。连同在此期间其他地区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计歼敌182万人。这意味着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已被消灭殆尽。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在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政权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几乎全线崩溃，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被全部歼灭。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并在1月21日宣告“下野”退居幕后。而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却积极部署长江防线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以实现“划江而治”的目的。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并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1949年的主要任务。”但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中共方面还是接受了和平谈判，同年4月15日，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各方磋商，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则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最终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很快第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天堑，彻底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的反动统治的覆灭。而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中南、东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进军，解放南京的次日，便攻克了太原。5月，先后解放了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和上海。随后相继解放了浙江、湖南、新疆。而后重创了国民党军白崇禧部主力，接着向广东、广西进军。很快中国大陆绝大部分领土获得了解放。而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则走到了终点。

九、七届二中全会

随着战略决战的胜利和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划了革命胜利后建立新中国的蓝图。会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筹备并召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中央候补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5人组成。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就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工业和城市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发言。

全会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此外，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原拟提交全会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因内容已不适应变化的形势，需重新起草，未被列入会议的议程。

全会确定了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组织这一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今后消灭国民党残余的一百多万军队的方式，主要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是战斗的方式；北平方式是和平改编的方式；绥远方式则是暂时让当地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待条件成熟后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编的方式。

为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全会要求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为了解决已经解放和即将解放的广大地区需要大批干部的问题，全会提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更是这样，而且随着战斗的逐步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全国性的胜利即将实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逐渐被提上了日程。全会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制定了党在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会议规定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各项政策。

在经济方面，全会指出：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现代工业虽然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以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在政治方面，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在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关于对外政策，全会指出：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

“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毛泽东还提出：对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就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全会针对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强调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居功骄傲情绪的产生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队伍的侵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里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戏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对于已经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将开始在全国范围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为了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等重要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各个方面为党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做了必要的准备。这次全会的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在当时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根据这一构想，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和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党顺利接管了沈阳、天津、济南、北平、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特别是对于天津、北平和上海三大城市的接管，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成功地实现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及直属机构于1949年3月25日离开了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迁至北平。

十、政协会议的召开与《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了组织和筹备工作。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在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上取得共识。

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以陈云为主席的第六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7月至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

与此同时，全国统一的学生、妇女、青年等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49年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正式组成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至4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推选任弼时任名誉主席，选出冯文彬为书记的青年团中央委员会。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也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正式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关系、人民共和国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间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还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并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他还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新中国建立前夕，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作的了解和支持，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于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对苏联进行秘密访问。访问期间，代表团向苏联方面通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和中苏关系等问题。中苏两党举行了正式会谈。斯大林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等问题发表看法，并提出有关建议。双方还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借款和苏联派专家支援中国建设等问题签订了有关协定。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政协会议名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最初，在一些文件中，沿用1946年使用过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但考虑到这次会议将是在新形势下召开的具有新的性质、新的阵容，完成新的历史使命的会议，所以便很快采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提法。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时，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首先感到只以一个“新”字来区别于旧政协，并不够确切。第一，旧政协包括国民党在内，新政协排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新政协虽然沿用“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但它并不完全发源于旧政协，它是百年来民族民主革命特别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是中共历来倡导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第三，新政协就其参加成分来说，已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名称与实际应该相符；第四，政治协商会议是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它的名称也应该是正式的、固定的。因此，应把“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已开始使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随后，周恩来把这一意见提交筹备会常委会讨论，得到常委们的赞同。毛泽东曾就这一名称问题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到9月17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代表们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十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通过

起草和通过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是筹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共中央在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就提出了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为了促进召开新政协主张的实现，毛泽东于1948年5月1日致信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国内少数民族工作、政权统战工作、华侨工作及东方兄弟党的联络工作，由李维汉担任部长，着手进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同年10月27日，起草出共同纲领的第一稿，名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该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10部分，共46条。其中很多规定，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思想，因此大都为后来各个稿本所采纳。随后经过修改，于11月形成《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第二稿。这一稿的结构不同于第一稿，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这一稿还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这一稿明显地带有宣言的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中共中央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展开有关纲领问题的讨论。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多种意见。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些疑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宣布同国民党谈判八项条件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对民主人士提高认识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革命立场，表示在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彻底支持“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中共的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此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和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为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经构成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会后，毛泽东又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五种经济成分”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共同纲领中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同时，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及这一理论的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阐述。

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7章，总计60条，7000余字。关于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即新中国的“国体”，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新中国的“政体”，纲领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表明，新政协及其所通过的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关于军事制度，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同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民兵制度。

关于经济政策，纲领规定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纲领还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人民政府应扶持其发展，并给予优待；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纲领规定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并把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关于民族政策，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关于外交政策，纲领规定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规定对于国民党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大宪章。纲领的制定和通过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已被集中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阶级、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意志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一致接受，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施政纲领。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文件之一。由于它切合实际而又坚定明确清楚地指出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所以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工作，都起了规范和指导作用，得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的一致拥护。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结束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各族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者剥削的历史，结束了国家战乱频仍、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为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