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红颜:那些奇女子的美丽与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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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苏雪林:不妨守“一世孽缘”(1)

我是一个人,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屡受打击,对爱情倒尽胃口,从此再也不想谈这两个字,把爱情升华为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原动力,倒也是意外的收获。

——苏雪林

苏雪林(1897~1999),原名苏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安徽黄山市太平岭下村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县丞衙门里。1918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三年后回国任教于东吴大学、武汉大学等。1949年到台湾,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被称为“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她一生跨越两个世纪,执教50载,创作生涯70年,出版著作40部,集作家、画家、学者于一身,享年102岁,是“五四”运动以后“文坛超级老寿星”;她大胆批评鲁迅,是敢于批评的文艺批评家;她是研究《楚辞》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学术界福尔摩斯”。

从来不标榜自己政治上的进步,却在抗战时捐出自己节衣缩食攒下的50两黄金。她敢于批评别人,也善于自省;她著作等身,享有文名,但爱情生活苍白无力;她是“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新女性,却坚持传统的家庭婚姻,以文字和宗教安慰自己寂寞的灵魂。

多才叛逆的“野丫头”

苏雪林从小活泼好动,犹如男生,但却喜欢读书,家里反对女孩子读书,她就跟着男生们到私塾里“混”,这样1认识了一两千字。

然后,就自己拿来《西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书看。后来,又看别的书,虽然看得很杂,但为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雪林自己总结说:“我的文学根底不是来自四书五经,而是从旧诗歌和旁搜杂览中得来的。”童年时期看“闲书”的积累对她影响深远。

一个聪明的孩子,不必怎么教她,一点就通;不必给她多优渥的生长土壤,有点阳光她就灿烂。苏雪林就是这样一个人。

作为女孩子,苏雪林对描眉画唇的闺阁生活毫无兴趣,却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抡枪使棒,所以人们都唤她“野丫头”。玩对于她是快乐的,看书学习对她也是快乐的。到七八岁时,男孩们都上学了,她就眼巴巴羡慕得要死——她多想像他们一样上学啊,可是家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她上学。怎么办呢?

雪林有个四叔,喝过点洋墨水,思想比较开通。他看到小雪林聪明有才气,十分喜欢。

这天,雪林看到四叔,就撒欢跑到跟前,打躬作揖道:“四叔叔好!”然后,她拿出自己新近模仿李白的一首古体五言诗给四叔看,四叔看完,脸上露出惊喜之色:“好啊!好,好,野丫头。”

“四叔,我想上学!”

“很好啊!走,我带你去见你父亲!”

然后,四叔拉上她,到她父亲的屋里,对她夸赞不绝,说:“这孩子天资聪慧,不如让她上学吧。”父亲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小雪林终于可以上小学了。但半年刚过,就又被叫停了。没办法,但小雪林求知若渴,继续看闲书,苏雪林读了大量古典诗歌,特别是《小仓山房诗集》、《杜诗镜诠》等有注解的诗集。大量阅读,为她打下了深厚的国文基础,还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她学做古诗词,向四叔讨教。她的诗书画等才艺,也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13岁时,四叔为了测试她有无做诗天分,出了“种花”二字,要她做一首七绝,不到半小时,她的诗就出来了:

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其;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四叔看完大喜,赞叹说:“婉丽有风致,孺子可教。”

很快,她的古体诗就闻名乡里,被赞为“古朴劲健”了。

随着书越看越多,雪林的知识增多了,心气也高了,她非要上学不可。让四叔说情已经不管用了,于是,她改用“哭泣、哀求、吵闹”的方法。这次,家人又勉强同意了。不久,她考入安庆女子师范。

在安庆,苏雪林成绩优秀,能诗善画,很快脱颖而出。尤其是她的作文,十分出众,一时,“才女”之名在学校传开。

毕业后,苏雪林留在母校附小当老师。此时,她结识了庐隐,两人志同道合,无话不谈,相见恨晚。她们都不想当一辈子小学老师,于是相约继续考学。但她的这个想法,又遭到祖母反对。此时,苏雪林已近18岁了,在老人家眼里,女大当嫁,还考什么学校,早该嫁人了。但此时的雪林,正值年轻气盛,自信自负,对自己期许很高,怎么可能就此嫁人呢?但一着急上火,遂大病一场。这一病,可吓坏了家人,家人不再逼她结婚。

1915年,苏雪林结伴庐隐北上,进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学习。

到北平后,她的生活视野一下子打开了。此时,“五四”运动新文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一切是那么新鲜而有生气,苏雪林感到既新鲜又振奋。

更幸运的是,在这里,她见到了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陈衡哲等知名教授,并听到他们的授课。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苏雪林是早有耳闻的。

现在终于见到这些“大人物”了,而且是近距离接触他们,这是多么幸运啊!

后来,在谈到胡适时,苏雪林说:“我最尊敬的文化人是胡适。他人格伟大,道德高尚,是有文化贡献的现代圣人。”胡适去世,她悲痛万分,近一个月足不出户,写了好几篇悼念文章。胡适停灵南港,苏雪林每月必去灵堂焚香礼敬,作《南港谒陵记》等。1982年,苏雪林85岁高龄了,面对唐德刚对胡适的不敬之词,还专门撰文讥讽,捍卫老师。而且对老师的维护自始至终。她90岁时读《胡适秘藏书信选》,见封面画像不美,斥画家“将乐观的胡大师,画得像个鸦片鬼”!《眼泪的海》和《犹大之吻》是苏雪林维护、颂扬胡适的两本专著,由此可见她尊师、卫道精神的虔诚和执着。

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丰富的知识、高尚的人格,给雪林以深刻的印象和影响。加之有庐隐、石评梅、冯沅君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此四人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感到自己终于远离了那个压抑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了灿烂的阳光下。

苏雪林生在一个旧式家庭,祖父捐官出身,祖母专制短视,母亲贤惠但一味强忍。祖母重男轻女,她的童年十分压抑,这让倔强的她有意抗争。如今走出来,真是出笼小鸟,如鱼得水,她每天快活无比。她感觉自己整个人也完全变了,如她自己所说:“……我便全盘接受了这个新文化,而变成一个新人了。”

此时,苏雪林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和《国风日报》副刊及《晨报》副刊发表文章,而且是谈论时事的政府文章,激扬文字,豪情奔放,正是青春飞扬的日子。

此后,她留学法国,三年后回国,成家,当大学老师,发表散文小说,成名,她的人生大幕就此拉开了……

1928年、1929年,她以“绿漪”署名,先后发表了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一下子使之蜚声文坛,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和丁玲并称为“中国五大女作家”。

《绿天》一书,收录《绿天》、《鸽儿的通信》、《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我们的秋天》、《收获》、《小猫》6篇散文,该书自出版到1959年三十年间,先后十多次再版,十分受欢迎。书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婚后生活,热烈甜蜜,表达细腻,给人如诗如画的美感。

苏雪林的小说《棘心》,是自传体的,以她赴法留学生活为背景,反映了女主人公的生活和心路历程。这篇小说,是苏雪林为纪念母亲而作的。

小说的主人公,与苏雪林一样,是一位经历“五四”的新女性,但她又是从旧家庭中走出来的,面对种种新旧思想的冲突,她的内心矛盾、挣扎和痛苦。她喜欢新文学又留恋旧文学,她相信科学但又皈依宗教,她向往自由恋爱但最终遵从媒妁之言……小说展现了国内外两个迥然不同的环境,书中还展现了世纪变革时代人们的思想变动,以及封建家庭的旧礼教,描写了它的败落,底层百姓的困苦生活,新文化运动中爱国青年的慷慨激昂,青年男女成长中的迷茫和苦闷……

这部小说,展现了苏雪林生长的那个特殊的时代:家庭、国家以及世界,都在发生着惊天的变化,而知识分子,也处于上下求索的苦闷中。这种苦闷也是苏雪林这种女性知识分子的,所以,这部小说,既是一个反映,又是一种思索和启迪,因此,它一出版,就受到热烈的欢迎。

苏雪林的文字,她没有冯沅君和丁玲的大胆开放,热情似火,也不同于冰心的母性温婉,她有更多的理性和议论,在理性中寄予情感。在“五大女作家”中,她属于婉约派,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多,或者说不肯放弃旧文学中的一些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不具体谈情,更不涉性。

应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这样的文字,要想获得读者的喜爱,是不容易的。但苏雪林做到了。

也是因为她个性中的这一特点,使之能不单纯囿于文学领域的创作和发展,之后顺理成章地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第二事业。由此可见她广泛的才学能力。

敢于批评鲁迅的女人

苏雪林从小个性很强,也很要强,凡事不肯认输,敢想敢作,甚至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大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和意见。

她天资聪颖,十分自负,父亲是秀才,但有时念出个错别字,苏雪林也会不顾父亲颜面地指出来。她甚至说自己两位发蒙老师的学问平平,根本教不了她,授课经常出错,她也会不顾颜面地挑老师的错,几次让老师下不来台。当年她要到安庆上女师,祖母阻拦,她就哭闹着“不自由,毋宁死”,要跳入深涧,吓得祖母只好答应了。这些长辈,拿她这个聪明又调皮的“野丫头”没有办法,常常是又爱又恨,唯有摇头叹气而已。

在安庆读书时,少女的她,见同学有华丽的“名牌”服饰,她也不甘示弱,哭着闹着向母亲要;在女师上学时,为了保持她的第一名成绩,她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明争暗斗,甚至矛盾激化,两人结怨很深。

忧郁叛逆,口无遮拦,年少轻狂,激烈过火,甚至常走极端,是她保持热情的源泉,也是她个性中的一个缺陷。晚年,苏雪林曾经反省自己,说自己“太容易得罪人”,“暴露自己的修养缺欠”,真是“木瓜”性格,实在是不谙人情世故。

苏雪林以文学出名,但她可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她个性大胆,“善争辩”,喜欢讨论,还是20世纪30年代有名的文艺批评家。

近代文坛上,苏雪林曾几次参与到论争中去。30年代,她撰文参与关于李金发象征派诗的争论,与覃子豪先生展开大讨论,你来我往,笔锋热烈。《鸠那罗的眼睛》出版后,苏雪林在戏剧的布景和舞台表演上与向培良展开讨论,写了《演剧问题答向培良先生》(1935年4月16日《武汉日报》)。

这些文艺讨论和论争,体现了苏雪林的文艺观点,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文艺作品的问题上,她积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使之成为有名的文艺批评家。

这些论争和讨论,多限于文艺界,是一种学术之争,性质单纯,无可厚非。但她批评鲁迅,情况似乎迥然不同。

众所周知,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他以《呐喊》、《狂人日记》等蜚声文坛,奠定了自己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苏雪林,一个年少于鲁迅十多岁的文学后辈,为什么突然对鲁迅这位大师级人物进行“由钦敬到反对”,进行口诛笔伐呢?

在出名之前,苏雪林对鲁迅是崇拜的。当年,她的散文集《绿天》出版后,她手捧着自己的书,恭恭敬敬地送一本给她崇拜的老师鲁迅,并在扉页上写道:

鲁迅先生教正

学生苏雪林谨赠

7,4,1928。

这时,她尊鲁迅为先生,自称学生。

1928年,她曾与鲁迅共同参加过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举办的宴会。

1929年5月苏雪林在《写在(现代作家)前面》一文中称鲁迅是“中国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

1934年,苏雪林在《国闻周报》上发表《〈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作家,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又说: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内曾执过文坛牛耳……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概括为三点:“第一是用笔的深刻、冷峻;第二是句法上的简洁峭拔;第三是体裁的新颖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