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陈衡哲：中国第一位女教授(2)

当事人不肯明说，但我们揣测，至少是有喜欢的。胡适虽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但他又是个遵循传统道德的人，更不会违背家里给他包办的婚姻。更何况，他知道自己的朋友赵元任和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所谓“朋友之‘友’不可友”，人家追求在先，胡适是不可能去插足当“第三者”的。而陈衡哲虽受到众星捧月一般的待遇，但声称“不婚主义者”，胡适也不会轻易放下面子，去碰这个钉子。

当时任鸿隽与胡适共同编辑《留美学生季报》，任鸿隽正在追求陈衡哲，他赠诗《对月》，陈衡哲就和了两首《风》、《月》诗：

月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任鸿隽兴奋之余把诗拿给胡适看，要他猜测是何人所和。胡适回信：

两诗绝妙！《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

一语中的，可见两人之心灵相通。“风月”乃男女之情，胡适一看便知，他也真慧眼识“货”，陈衡哲出身书香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清末知名学者诗人，祖母、母亲为当时著名女画家。她自小受此熏陶，其诗有王维的风格。

陈衡哲得知后，更感荣幸，视胡适为平生知己。

“金坚玉洁”的友谊

1917年，胡适学成回国，任北大教授。任鸿隽次年回国，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继续在美国留学。

也许感觉与胡适恋爱的无望，加之任鸿隽的穷追不舍，陈衡哲感动于任鸿隽两度赴美万里求婚。1919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订婚。

据说，陈衡哲回国时，胡适接的站，先住在胡适家，然后由胡适陪同，与任鸿隽一起，去拜见陈衡哲的家长。1920年9月16日陈、任举行结婚典礼，胡适做赞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特作《我们三个朋友》一诗相赠：

雪全消了，春将到了，只是寒威如旧。

冷风怒号，万松狂啸，伴着我们三个朋友。

风稍歇了，人将别了——我们三个朋友。

寒流秃树，溪桥人语——此会何时重有？

并赠贺联一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颇具戏谑意味，此由也可见三人非同寻常的友情。

胡适介绍陈衡哲任北大教授，陈衡哲继续支持胡适的新文化事业，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作品。

此后，两家交往频繁，事业上互相砥，生活中互相帮助，诗文唱和，互为关勉，友谊维持一生。现撷取一二：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受到读者欢迎，1922年10月又“增订四版”，这是经过“众手增删”的本子。胡适自己已删了一遍，便首先请任鸿隽、陈衡哲再删一遍，可见对其夫妇的信任。

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陈衡哲的《小雨点》时，胡适写序，充分肯定她在新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1926年7月，陈衡哲的《西洋史》（上、下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胡适正在环球旅行，但他还是偷闲写了一篇评论文章，称这是中国治西洋史的学者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

1923年春，胡适因病休假，陈衡哲此时在上海，就写信力劝胡适来杭州养病，以便照顾。8月，中国科学社第八次年会在杭州召开，散会后，胡适在杭州西南山上烟霞洞休养，陈衡哲夫妇相陪，玩了几天。

1928年春，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次年春，利用寒假，离沪到北京。

这时，陈衡哲夫妇已迁回北京。胡适在北京逗留五周，其中有三周住在陈衡哲家。久别重逢，相见甚欢，胡适高兴不仅还有他们“三个老朋友”，更欣喜增加了“两个小朋友”——陈衡哲的两个孩子。

1920年，胡适女儿出生，他为爱女取名素斐，取陈衡哲笔名“莎菲”的英文名的谐音。不幸这个女儿5岁时夭折。陈衡哲夫妇特前来慰问，并送来自己的女儿，做胡适的干女儿。

……

1923年4月5日，陈衡哲寄给胡适一首白话新诗《一个女尼的忏悔》：

一个女尼的忏悔

我不住的添着香，

想隔断那花香的来路；

我急切的敲着木鱼，

想把那庵外的鸟声止住。

但是浓浊的香味，

死呆的声响，

总敌不了那鸟和花，

总阻不了他们来挑拨我的心浪。

我只得急念着佛，

哀求那佛爷的援助；

但心浪涌得太高了，

就是佛也不能压他下去了。

我该忏悔了，

我不该辞了那庵外的明美世界，

来过这庵里的涩暗日月。

我该忏悔，

我应该忏悔。

这首诗没有收入胡适的任何文集中，今天的读者很难读到了，在此录入，读者尽可从中捉摸他们心中的微妙感情。

1924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小说描写一个研究生爱上了她的哲学教授，但为了事业放弃爱情，与一位体操教师结婚。小说表现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充满诗情画意。对此，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他甚至说：“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

婚后的陈衡哲，把对胡适的一往情深埋藏心底，转化为友情了。这样的结果总比相望于江湖更慰人心。他们三人能始终保持纯洁的友情，也实为难得了。

民国时期的很多男女，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在爱过之后，都能保持这样一份友情，让现代人羡慕佩服。他们既传统又现代，珍视感情，又不越道德底线，这样的操守和风格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的才子佳人故事，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女人，天生是为爱而生的，当爱情来临时，所谓的原则和坚持也会不攻自破。即使陈衡哲这样一个“不婚主义”新女性，也不能免。在遇到胡适时，她理智的心也变得柔软了。无论有没有结果，一个女人往往在经历了真爱后，才还原她的温柔天性，减少她年轻气盛时的自大和狂妄。

陈衡哲与任鸿隽结婚后，40年中，夫妻二人琴瑟和鸣，幸福美满。但她仍不忘胡适。她把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也不管别人如何评论。她用“金坚玉洁”来形容这份友谊。

1961年胡适去世，陈衡哲的丈夫才去世不久（1961年11月），她在美国的子女还致信台湾：“一定瞒着她，因为胡伯伯是娘和爸爸生平最好的朋友。”但当她知道时，还是痛苦得几近麻木。

履行“精微的母职”

20世纪30年代后期，处于事业辉煌时期的陈衡哲，突然辞去教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回家当一名全职妈妈，教育3个孩子，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这样的决定，出自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实在令人费解。那么，她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呢？

据说她的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有关。1925年，胡适年仅5岁的爱女素斐不幸夭折。当时胡适忙于事业，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成天流连于麻将桌边，对孩子的照顾不周。为了慰藉胡适夫妇，陈衡哲让自己的女儿认胡适做干爸。

经过此事，陈衡哲意识到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作用，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的责任。后来，在谈到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时，她回忆说：

我猛然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乍一听，这话出自成功的新女性陈衡哲之口，让人感觉突然、不解。但如果联系她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也能理解她此番决定的顺理成章。

陈衡哲出身于旧式封建家庭，但她不想受此束缚，她敢于反抗，积极“造命”，创造了自己成功新女性的形象，为广大新女性学习与效仿。那么，她是不是就此与传统女性遵循的道德和生活方式说再见了呢？

事实证明，她没有。她虽是当时的知性“女强人”，但在她的内心，那颗温婉的女儿心未泯，那颗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心仍在。因为她自己就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感觉到其好处，这与她冲破自己的旧家庭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为倡导女性解放，她曾写过一本小册子。但里面的观点，并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偏激，相反，是温和的。她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而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为此，她打了个比方：

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能丢掉家庭价值，最好是二者兼顾。但如果有矛盾时，女人还是应以实现家庭价值为主。妇女解放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男人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她认为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形成多赢，是最好的。

在她的这些观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女性对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保留和坚持。此时，陈衡哲已婚生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气盛，自称不婚主义，充满理想主义的狂妄小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魅力和作用，也认识到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平衡之重要。她出身于有严格礼义的大家庭，从小受惠于家庭私塾教育，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明白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活中，她践行自己的这套理论。她自觉承担“重任”，是一个完全“主内”的妻子。甚至在家中很“独裁”、“专断”，而他的丈夫任鸿隽，也理解并成全她的老婆，乐得家中事不管，自己专心学问，甘心落下“惧内”的美名。

胡适遵从母命，娶了三从四德的江冬秀为妻，但这位妻子并不能尽心力履行母职，可能因为感觉胡适对自己的爱情不够，成天“垒长城”，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对子女的照顾自然疏忽了。不仅夭折了女儿，而且对幼子也照顾不周。

陈衡哲辞职后，退出社会舞台，全心相夫教子，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部承担了下来。与江冬秀相比，喝过洋墨水、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陈衡哲，才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47岁的陈衡哲与其他很多文化人一样，过起难民生活，“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抗战胜利后，除偶尔发表些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去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其余时间都给了老公和孩子。

她退身家庭后，与胡适通信大大减少，仅有的几封，谈的也是家庭教育。

与她的“造命”理念一样，陈衡哲牺牲自己的事业，退身家庭后，最终换来可喜的成果：她的二女一子都很有出息，长女任以都为哈佛大学博士，任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回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子任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一门五教授，真是书香满门了。

链接

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62岁的丈夫任鸿隽赴港，要去美国与子女们团圆。

但很快又回到上海。任鸿隽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突然转变，据说因为任鸿隽无法割舍他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据说在去世前的十余年中，他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而是陆续将付出很多心血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因心力衰竭逝世。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到陈衡哲在美国的子女的书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第二天夜里，他复长信，悲痛写道：

“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不到一个月，胡适即于2月24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因亲友怕陈衡哲伤心而隐瞒，她很久之后才得知老友去世的消息。

丈夫突然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她写下一首悼亡词：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词中带引号一句，是任鸿隽当年追求陈衡哲时对她的承诺。那个最疼爱她的人儿远去了，老友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小女相伴。后来，她的眼疾加重，视力衰退，多年不下楼。

十年动乱中，因一双儿女在海外，遭到抄家，陈衡哲的诗词稿丢失。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86岁。当时，身边只有妹妹和女儿任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