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陈衡哲：中国第一位女教授(1)
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陈衡哲
陈衡哲（1893～197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县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末著名学者。1914年赴美留学，学习西洋史和文学。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教授，后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国立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著有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电》、《西洋史》及《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她是中国第一位公派女留学生；她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博士、女教授；她是连续四次出席国际太平洋学术会议的中国第一位女学者。她集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集事业强者与贤妻良母于一身。
她是不相信命运，积极“造命”，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的新女性，成为20世纪初中国第一位女学者。但她同时又极传统，尊重自己的女性角色，当事业和家庭发生矛盾时，她毅然放弃事业，相夫教子，最终把孩子们都培养成才。作家、学者、母亲的角色都做得十分出色，她就是陈衡哲，一个被遗忘而值得我们学习的女人。
“造命”的大家闺秀
陈衡哲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翰林学士，父亲也担任过清朝官员。
虽是旧家庭，但并不保守，陈衡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开明的家庭教育，使这个家族人才辈出。陈衡哲的堂姐陈撷芬16岁便在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发表《戊戌变法感赋》。后来在上海创办《女报》，宣扬女权，提倡女学。19岁时，她应蔡元培之邀，创办了上海爱国女校，亲任校长。后因“苏报案”赴日本留学，与秋瑾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爱国妇女团体“共爱会”。孙中山对她非常欣赏，称她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小衡哲自小就十分崇拜这位堂姐。她不甘心守在家乡做一个闺阁女子，她也想像堂姐一样，成为独立自强的新女性。
13岁时，在征得父母同意后，陈衡哲跟随舅舅庄蕴宽到广东。
少小离家，小衡哲既紧张又兴奋，但离开父母，又很伤心，忍不住大哭一场。后来，她谈起这次远行时说：
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
陈衡哲为什么跟舅舅到外地？原来，她这位舅舅非同一般——他出生于江苏常州豪门，是清末著名学者和军事家。他在广西创办陆军干部学堂，国民党著名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都是他的学生，是孙中山时期的江苏省都督。
舅舅见多识广，思想开明，注重教育。刚到广州时，因为年纪小，她没上学，就跟舅舅学习《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另外还阅读一些新式报纸杂志，让她眼界大开。
后来，谈起幼年的经历，陈衡哲曾说：
这种教育使我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了。
在这里，舅舅给她注入“造命”思想：不要受传统“宿命”观的束缚，要积极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正因此，才使这位大家闺秀没有一丝骄傲和娇气，也没有躺在祖产上坐吃山空，使她成为比堂姐成就更高的知识女性。对于舅舅，陈衡哲当然是感激的。她后来回忆说：
舅舅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着，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也许命运是有的，而且是不可战胜的，但一个人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可能创造出成功人生。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年轻时，是一个人努力发挥正能量，以成就自己的最佳时期。陈衡哲何其有幸，在少年时接受这样一个舅舅的教导，为她撒下“造命”的种子，使她一生积极创造，释放自己的能量，创造出自己的成功人生。
1911年冬，陈衡哲随舅母前往上海，考入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四年的学习，打下良好的英文水平。上海几年，陈衡哲学会了照顾自己，更加独立自主。她拒绝了家里安排的包办婚姻，拒绝了请她做姨太太的追求，她只想做一个新女性，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此时，她心气更高了，想走向更广大的世界。
“才子佳人兼在一身”
1914年，清华学堂招收留美女学生，凭着出色的英文成绩，陈衡哲顺利考上，进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历史和西洋文学。
在异国，陈衡哲眼界大开，不仅学到知识，还认识了胡适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任鸿隽等人。书本和生活两方面的滋养，使她才情萌发……1917年，陈衡哲以白话文写作，以“莎菲”为笔名发表了小说《一日》。小说描写了一个新生在美国女子学校一天的生活，引起胡适等新文化人士的关注和讨论。之前，并没有一个女作家以白话写小说，陈衡哲是第一位女作家（男作家是鲁迅），《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早了一年。所以，现代文学史上，应当有陈衡哲的一笔。1929年3月，胡适为陈衡哲《小雨点》作序并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
此时的她，风华正茂，激情四射，在世纪之交风云变幻之际，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聪敏的陈衡哲，怎么可能保持寂寞呢？她很快拿起笔来，崭露头角，及时抓住了这个历史赋予她的机遇。她抓住了，那么，人生就成功了一半。
1917年至1926年，陈衡哲又创作了《小雨点》、《运河与扬子江》等小说，发表在胡适等人主持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新文学主要刊物上，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著名的女作家还有谢冰心、凌淑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但当时她们以文学创作为主，而此时的陈衡哲，已是著名的女教授了。
留美6年，陈衡哲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教授。之后，又任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
作家之外，陈衡哲更在意自己的学者身份。文学，是她年轻时的事业，而学术，则是她一生的事业。她非一般的才女，不会满足于单纯的文学创作，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她更在意学术上的成就。
事实上，她已经是当时的一流学者。1927~1933年，陈衡哲先后4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的学术会议。她的学术著作主要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史》、《文艺复兴小史》等，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衡哲的文字，语言优美，文风犀利，富有哲理和思想，而且见解独到，非同一般的女作家、女学者，旷世之才女。
一路走来，陈衡哲不只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而且超越了自己，她以积极的“造命”思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成功。看她34岁创作的小说《运河与扬子江》，描写了安分守命的运河和奋斗造命的扬子江，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和交锋，以此歌颂拼搏自强的精神。实为陈衡哲个人生活奋斗的生动写照。
陈衡哲，20世纪不该被遗忘的旷世才女。杨绛在其回忆文章《怀念陈衡哲》中称羡陈衡哲“才子佳人兼在一身”。
当“不婚主义”者遇到胡适
在民国的爱情故事中，陈衡哲和胡适的爱情故事，广为传颂，成为民国三大爱情故事之一（其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盛爱颐和宋子文）。
那么，这位中国的第一女教授，和有“近代文化圣人”之称的胡适之间，究竟有没有爱情？抑或是绯闻，还是友谊？
留学美国的陈衡哲，正值妙龄，才貌双全，加之个性率真，直言快语，是很多留美的中国男生追求的对象。
这些人中，追得最热烈的是胡适的朋友赵元任，再一个，就是任鸿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胡适，但陈大才女当时自称是“不婚主义者”，所以这些人只能欣赏，不敢轻易亲近。于是，大学都以朋友相交。
据说，陈大才女虽自称不婚，但对于风度翩翩的胡大才子，却是情有独钟。但当时胡适已有母亲包办的妻子江冬秀，母命难违。这令陈衡哲十分痛苦，据说为此大哭一场，最后架不住任鸿隽的痴情追求，嫁给了他。但对胡适却终生难忘，并保持长期的友谊。她把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而胡适也为女儿取名“素斐”，取陈衡哲笔名“莎菲”的英文名谐音。陈衡哲说胡适是她一生的朋友，并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来纪念二人的这段感情故事，而胡适只说“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女同志”，对于感情事讳莫如深。
姑且不论这些是否是捕风捉影，但两人及两个家庭维持一生的友谊，却是文坛佳事。
时光流过已近一个世纪，回想当年，在那个新文化运动的世纪之交，两人互通书信，谈论新文学，诗文唱和，鸿雁传情，也是羡煞了人。
在美国时，胡适提倡白话文创作，呼吁文学革命，但他的主张叫好不叫座，回应不多，就连他的朋友任鸿隽（后来成为陈衡哲的丈夫）、梅光迪等也不支持他。满心期待着“同志”共同参与文学革命的胡适感到孤寂、苦闷，写下了著名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又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而此时，却出现了一个女孩子，对他热烈响应，她就是陈衡哲。难怪胡适称她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这里的同志，更有一番知己的意味。
这年应该是1916年。开始两人以书信往来，讨论新文学，并未谋面。
唐德刚是胡适的同乡和学生，晚年他写作《胡适杂忆》时，还幽默地回忆往事：
陈衡哲“豆蔻年华，藏在深闺”，“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出现”，“与诸名士游湖借伞之时，适之却远在二百英里之外，服务无由，而挟伞于后、尾追不舍的却是胡氏最好的朋友任叔永。”
1916年10月，陈衡哲开始与胡适通信，近半年之久后，才于1917年4月7日由任叔永（任鸿隽）介绍，两人得见第一面。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记道：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
这也是他们在美国的唯一一次见面，相见恨晚。好在经过鸿雁传书，彼此都已了解，感情早胜过一般的朋友了。在这5个月之内，胡适寄给陈衡哲的书信有“四十余件”，差不多每月十件。其中那些“游戏酬答之片”，谐趣横生，两人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
当年，他们为了一个称呼问题，玩起文字游戏斗智，你来我往，十分有趣。
先是胡适于1916年11月1日“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两天后，陈衡哲的回信：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喜幽默，觉这个女子很可爱，心上喜欢，但又觉得这样玩下去浪费时间，不如“收兵”，于是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我戏言，本不该。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两人之间的这些“游戏酬答之片”，说不上情书，但毕生的友谊从此开始了。
当时两人都风华正茂，才貌双全。那么，胡适眼里，究竟有没有陈衡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