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4)
上述的情况可视为英国人某种优柔虚弱心理状态的典型事例之一,因为,英国人常常在自己还着实没糟糕到一定程度时,便以主张一条坏的原则为乐。没错,上述的这些情况只是迫害行为的残余,不能认为是故意实行的迫害行为,并且迫害的行为也停止了将近一个时代之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松懈,并且,不幸的是,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法律迫害的更坏的形式是否能一直停顿下去。毕竟,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里,试图复活旧罪恶的尝试行为就如同试图倡导新的正确有益的行为一样常常会轻易地使日常的平静生活泛起波澜。就像在狭隘而无文化的人们心中,目前对宗教复兴的称道被同样看作是种迷信的复活;并且,无论何时在我们国人中所留存的不宽容情绪,只要还强烈地存在并酝酿于人民的情绪中,就无需进行任何费力的煽动,他们便会不管这种迫害是否正当,就去积极迫害那些本不该遭受迫害的人们。[26]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度无法实现精神的自由,正是因为人们对不信仰他们所信仰的信条的人所怀抱着的狭隘心理和敌对情绪。并且,法律惩罚的手段也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加深了社会的诋毁。这种社会的诋毁在束缚精神自由上发挥着真正的效力,这种社会的诋毁和法律惩罚的威胁,最终使得在英国敢于发表意见的人比其他国家还要少得多。除了法律在发表意见上的效力之外,对于除开经济情况使其无赖于他人的善意而外的一切人,舆论在此问题上也同样是有效力的;人们可以被投入牢狱,也同样可以被拒绝获得赚取面包的方法。将我们的怜悯心情所投向的公众和替他们辩解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已无需为如何赚取面包而发愁的人们,也不是那些无需再向有权势者、团体,或公众取得什么恩遇的人们,他们并不怕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只是怕被人误解、被人瞎议论,对这点小担心的承受是不需要他们具备什么非凡的英雄性格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暴虐地对待和加害那些跟我们思想不一致的人,但我们现在也许会以我们现在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并造成与以前同样多的灾难。即使苏格拉底被处死,也不会影响苏格拉底光芒万丈的哲学思想长久辉煌地遍照整个知识长河,即使基督徒被投饲狮子,基督教会仍然会枝繁叶茂并掩盖那些又老又缺少生气的植物,甚至以其复荫将其他生物抑制。虽然,我们社会现有的一点不宽容并不能杀死谁,也无法彻底根除什么意见,但这点不宽容却诱导人们去掩盖异议、极力避免意见的快速散播。在我们的社会里,异端意见正以每十年或每一代的标准显示了其无法占优势甚至逐渐消失的趋势;它们从来都只是在一个勤奋深思的人们的狭小圈子里燃烧绽放着,而无法广播深远;并且,在此圈子中的那些发源开端也从未真正或些许地造福和照亮人类的一般事务。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在有些人看来是满意的态势,即在未绝对禁止那些沉溺于思想领域的异议者运用其理性的同时,就可以不需任何罚款或监禁的拙劣手段来保护一切得势意见免遭起码是表面上的骚乱。这样虽然可以暂且维持知识界的平静、保持其思考和研究一以贯之地进行,但却需要以牺牲人类心中全部美好的道德勇敢性为惨痛的代价。在这样的事态下,人们都伪装起自己,使大部分最积极并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们掩藏起心中真正的原则和信念,而把他们所本应抛弃的理念展现在公开的场合中。在这样的事态下,那些知识界勇敢无畏的开拓者和合乎逻辑并坚持原则贯彻始终的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产生的,大量产生出的只能不是那些陈词滥调的附和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在一切重大问题的讨论上,他们的论证并不是真正地坚持自己所信服的原则,而是为迎合听众。除此之外,另一些人则是只去思考一些细微并实际的问题,以致不会触犯到原则上的事情。而这些实际的事情是只要人类的心灵逐渐扩大和加强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明白的。但如果真的等到那时,被遗弃的就不只是可以加强并扩大人们心灵的那些东西了,还有人们对于最高问题的自由而勇敢的思想的美好事物。
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异端者的这种缄默所造成的一种灾害,首先就是永远无法公正公平透彻地去讨论这些异端意见;由此,经得起讨论的那些异端意见就此被掩盖了,而经不起讨论的那些异端意见也不会因为被遏止宣传而就此消失。并且,这种对正统讨论的禁止,破坏最严重的并不是异端者的心灵,而是那些非异端者的人们,因为他们害怕被称作异端而限制其整个的精神发展,使得他们的理性变得畸形和扭曲了。这样世界上就造成了大量本应有前途有思想却生性懦弱的知识分子,因害怕自己被定为不信教或不道德的异端者而不敢去追寻真理、不敢追求任何有生机与独立的思想。依此情景,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损失又有谁能估量呢?也许,在这些人中还存在着某个深具良心之人,无法就此妥协他用他的细微理解力和不熄的智力一生从事着矫作世故,以及竭尽全力地调和良心、理性所坚持的东西与正统之间的矛盾,即使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失败。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第一要义就是要致力于其智力所能及的思考和讨论,而不管其结论会怎样。一个非常努力地致力于进行自己思考的人却可能产生错误比一个可能持有正确意见却免于自己思考的人,所得之真理更多。思想的自由,不仅是因为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才需要,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获得所应该达到的精神力量也同样的需要。曾经有过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并且在以后还将会有这样的人在精神奴役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但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只要仍然存在着对原则一概不能争辩的默许,还存在着关于能侵蚀人心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已截止的默认,则那种思想和智力活跃的群众就从来没有并且永远也不会产生,那些在历史上一些时期十分突出的高水平的活跃精神也不会再出现。如果某一国人民的性格曾经接近这种水平,那一定是由于其社会暂停了对异端思想的禁止和恐惧。如果争论避开了那些重大并且重要的题目的话,人民的热情是不足以被点燃的,人民的心灵也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被搅动,而即使是最普通智力的人们也永远不会被推动和提高到作为有尊严的思想动物的地步。历史上思想活跃的时期有三个典型事例,它们在一些特定意见上的观点是大为不同的,唯一的相同点就是权威的枷锁在这三个时期被打破,精神专制的旧统治已被推翻,而新的还未建立。这三个时期,第一个是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第二个是思考运动时期,思考运动发生在18世纪后半期,并仅限于欧洲大陆和比较有文化的阶级;第三个是在歌德(Goethe)[27]和费希特(Fichte)[28]时期发生在德国的知识跃动时期,这一时期更短暂。正是这三个时期的历史推动力才给予了现在欧洲社会与欧洲人思想的样貌,现在,无论从人们的心理出发还是从制度出发的每次一进步,都可以清楚地从这三个时期中寻找到踪迹。但在此之后又经过了若干时期的洗礼,有些现象表明这三个时期所产生的推动力已所剩无几,差不多已被耗尽,精神自由如果再不被提上日程加以倡导,恐怕我们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了。
我们现在再回到对第二部分的论证,如果暂且假定这些公认的意见都为真,而假定其不再会出现谬误,那么此时如果不能自由、公开地讨论这些意见的正确性而径自去主张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并且确实为正确,无论如何不甘于承认自己意见出现谬误的可能性,但如果不能经受住讨论的狂轰滥炸和无所畏惧的充分洗礼,那他的主张即使为真也只能是成为一条死的教条而不是活的真理。
有些人可能会想,只要那些人毫无怀疑地赞同他们所认为的正确意见,即便是对其根据一无所知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也不会再为肤浅层面上的反驳而去辩护了。所幸的是,这样的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仍然存在。一旦有一天,这样的人接受到了权威方面给予他们的教条,便自然而然地不允许对此信条有任何责难,因为那样是只有害处没有好处的。再进一步,一旦有一天,当这样的人得势时,便会竭尽全力来禁止人们明智地去考虑一切的公认的意见并对其加以排斥;但即便这样,也仍然会有因鲁莽和无知而进行的排斥,因为,那些信条没有坚定的信念为基础,一遇到辩论的情势便会想退避三舍,讨论不可能完全被杜绝,一旦讨论开,排斥的结果再所难免。即使是不假设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是这样正确的意见仅仅是一个深居心中的有成见、不加论证、脱离原则的意见,从根本上,一个真正的理性动物对待真理时也不应采取这样的方法。这样所持的真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而只是偶然披上了真理外衣的一个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