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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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5)

一个人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判断力上都是经过锻炼而变得更出色的,这是任何人包括新教徒都不能否认的。并且,世界上再没有比对深切关己的那些问题抱有个人自己意见的方式更适宜于锻炼一个人的这些能力了,就像一个人要培养自己在一件事情上的理解能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在经过对自己意见的根据的学习中来增强。人们无论要相信什么,至少,总应该能够为那些值得信任的主张的正确性作一些辩护。但有些人总是会辩解:“对一个意见不存在争论不一定就是鹦鹉学舌,只要教授给人们这些意见的根据就可以了。就如同学习几何学的人们,不仅记住了那些定理,并且也学会了如何验证,这样就不能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什么人要否认和辩驳几何学便说他们对几何学的真理和根据一无所知,那就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个只针对几何学或数学方面问题的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谬误,可以这样辩解。但是,数学真理的证据是特例,其特殊之处在于只存在一方面的论据,没有反驳,同时也没有对反驳的答复。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只存在一方面的观点,在那些有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不同可能性的问题上,真理就像是在一架摇摆不定的天秤上,在相互冲突的不同力量之间,不断较量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出来。这种对同一事实的不同意见之间的角逐即使是在自然哲学当中也普遍存在,譬如地球中心说取代了曾经有所谬误的太阳中心说,还有热素论取代了以前的氧气论;这些都表明了除非已经证明了这点意见为真,那么就说明另一个意见不为真;我们要真正懂得了我们所持有意见的根据,不仅仅是知道这点被证明为真,还要正确地明白这点是如何被证明的。那些研究学者们总需要花上其四分之三的论证去驱除针对于每一个可能有争执意见的不同声音,即使是对于那些较为复杂的题目,如道德、宗教、政治、社会关系、生活事务等也是如此。曾经在古代,有个仅次于一人的最大演说家所留下的文字记载着他本人对于敌方事情的研究和认真态度,他虽然没有用比研究自己事务更大的强度去研究敌事,但至少耗用了同等的精力。无论研究任何问题都渴求达到真理的人们都应该学习西塞罗(Cicero)[29],因为他正是用这种方法在公开的辩论中获得成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一个人对某个问题只知道他自己意见的这一方而不知道其他的意见,即使他的理由看起来很充分,而且也不曾有人驳倒他,但假如他也无法驳倒反对方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那他便失去了能够从两种意见中进行择取的机会。这时他的明确做法应该是将判断搁置起来;但人们往往不甘于如此,于是,他不是倾向于他自己情感选择的一方,像世界上所有的一般情况一样,就是会任由权威牵着鼻子走。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是经由他教师们的转述而听到敌方的论据,且其中还夹杂着老师们所提供的辩驳,这样也是不够的。这样这些敌方的论据并没有真正地触及到他们的内心,对待这些论据也并不公正。正确的方式是:首先,他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去从人们那里听得这些论据,并确实地相信这些论据、真实地替它们辩护;其次,他必须认真严谨地去剥离开这些论据最动听的表达形式来认识到它们的内在本质;再次,他必须承担起解决那些难题的全部压力,这是要达到正确见解的必经之路;否则,他便永远无法真正掌握足以应对和解决这些难题的真理。大概绝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们甚至那些可以滔滔不绝地为自己意见进行辩解的人们都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来没有设身处地站在与他们思想意见不同之人的精神境界与立场里去仔细设想那些人对于同一问题会产生怎样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也许为真,但就他们所知的事物或事情而言就是谬误和不公平的,并且如果依据“知”字的本义,他们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知道其所信奉的教条。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运用一个教义的一些部分去解释其他部分并证明其正当性;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调和两个看起来彼此冲突却在缜密的思索下的确存在着互相结合点的事实,他们也无法明智地取舍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很有力的两个理由。总而言之,只有能够真正地做到统筹全局、兼顾双方、无所偏颇、无所顾忌地体察双方的理由的那部分人才能真正地获得真理,而那些对于如何转变比重、如何全面地理解和判断情况都很陌生的人们,是无法获得真理的。因而,人们要想真正地理解那些道德或人文的问题,就必须充分地理解反对者的意见,即使在那些重要的真理上暂时没有反对者,我们也必须去设想一些反对者和想象出他们可能提出的最诡辩以及最富技巧、最有力的论据。

为了减弱它上述论证的力量,反对讨论自由的敌人们也许又会说,如果强求一般的人们都去熟知和理解那些哲学家与神学家们所能讲出的反对或赞成其意见的一切缘由和道理,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要求一个普通人竭尽所能去揭穿那些天才反对者的一切谬误或妄言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些人认为,世界上总是会有一些人去揭露谬误与妄言并解答那些困难的问题,他们会不断地批驳那些能把普通人引向歧途的一切东西,并且,有人负责把这些反复传授过的真理及其明显的根据教授给那些心思简单的人,这就足够了。人们大可把自己无力为之的一切复杂疑难的问题交予权威人士,授予对此项工作有专门训练的人士去解答,如此,他们便可高枕无忧了。

对于这一见解,我可以退让到同那些对理解真理方面容易感到满足的人们所要求的最大限度(这伴随着对真理的信仰),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削弱对言论自由的论据应有的赞同。因为,人类的理性应有一个保证,那就是对一切的反驳意见予以满意的答复,既然如此,如果不把需要答复的反驳自由地表达出来,它们又怎样得到答复呢?如果反驳者没有机会自由地表明此答复是未能令人满意的,就无法知道此答复是否能使公众满意。即便不是公众,至少是那些要解答难题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必须在其最令人困惑的形式下熟知他们;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它们自由地表达出来,并曝晒于最有利的光亮之下。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的问题,天主教将其信徒分为两大类,但这两类对接受什么都没有选择的自由:一大类是允许其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来接受本教教义,另一大类则必须通过直觉信赖来接受本教教义。但是他们仍需要论证对反对者的解答,因而予以那些可以充分信任的教士们去接触反对者论据的权利并给予积极鼓励,这些教士们才可以接触到异端的著作;至于其他的俗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是绝不会有此机会的。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对反对方情况的掌握是有益于传教者的,但同时,也发展出了隔绝世界上其他人知道此情况的相应的方法;这样虽然给予了一般大众更多的精神教化,但却不是更多的精神自由。因而,天主教在这方面可以成功地获得精神方面的一些优越性并造就可以在乡村巡回法庭上滔滔不绝的聪明的辩护人,却永远无法造就出一个宽广而博大的自由的心灵。但在现在宣传信奉新教的国度里,已经打破了这种束缚;它们主张,至少是在理论上主张,每个人必须自己去选择一个宗教并承担其责任,要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由传教者来帮他决定。并且,在现今的世界形势下,也无法完全对所有大众封锁和隔离起那些学者所能读到的著作。因为,只有当一切主张和著作被自由地、无任何束缚地写作和印刷出来之后,那些人类的传教士才能对其所应认识的一切理论予以真切的认识。

再进一步讨论,如果只要假定公认的意见都为正确,缺乏自由讨论的危害只不过在于使人们不能知道那些意见的根据,那么或者还可以说这纵然是知识上的危害,却还不是道德上的,就意见对品性的影响而言,这尚无损于意见的价值。然而人类历史中不断被证明的事实和不断出现的场景却是一些陈词滥调中保留下来的词句与徒留其表的空泛意见,清晰明了的概念在其中尽失精华,鲜活崇高的信仰在其中逐渐消失。这些都是因为缺乏讨论所造成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遗忘了那些意见的根据,就连意见的意义本身也遗忘了,那些词句的意义不再表达什么观念,而只是提示它们原来所用来表达的观念的一小部分。因而,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认真的思考与研究。

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道德教义和宗教信条历史辗转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那些信条和教义在初始状态时,本来是充满着其自身的生命力和寓意的,它们的创始人以及其直传弟子们会不断地对这些信念进行阐发、进一步地运用到自己的意识中,并一直致力于使他们的信条在与其他信条较量时居于上风,此时人们对它们意义的感觉就不会减弱。但当这种斗争达到某一状态,即当这些信条得势而变成普遍的意见时,它们便保持已得的阵地而再继续传布,关于它们的争论也会缓解或是逐渐趋于消失,它们的发展便趋于停止。这时,这些教义或信条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意见,或至少得到了各派别的认可,占据了优势的地位;之后的人们不加思索地予以继承和主张,这已不是主动地采纳意见,而是被动地接受意见;从信奉一种学说转变到信奉另一种学说,这在目前已属罕见,在其宣传者的思想里也不占据什么地位。在这个阶段,这些教义和信条的活力已经开始衰退,宣传它的人们已失去最初的戒备与自由思考的状态,他们不再面向世界进行自卫,也不再为争得世界的关注而争取;他们既不再研究反对者的论据(只要忍得住),也不再用证明自己信条的论据与反对者争辩(如果还有这种反对者),他们的态度只有默许与妥协。一些信条的宣传者常常感慨道,要使这些信条真正融入到人们的情感并支配其生活和行为,就必须使信徒在心中生动、深刻地领会那些他们所主张的真理,而这点是十分困难的。在那些信条尚在为其存在争得地位的阶段时,大部分人都曾将此信条的基本原则与自我的思想融为一体,会充分、鲜活地考量和思索那些原则及其重要含义,也会充分地感觉到此信条对人们品性与道德方面的作用,即使那些较弱的斗士也会明确他们所奋斗的缘由,也能知道并感到此信条与他信条的区别。这种情况便是此信条在其信仰者心灵与思想中通彻、深刻作用的结果,这样便没有任何人会埋怨这种困难。但是,一旦到了人们是出于被动来承袭此信条的阶段时,一到心灵不复被迫在信条所提示的问题上照初时那样的程度运用其生命力的时候,他们要么会出于一种冷淡的、麻木的认同,要么就是会逐渐将此信条中除某些公式外的其他一切东西统统忘记,就好像既然要信赖此信条就没必要再将其在意识中体现或在言谈身行中去考察一般,如此往复的趋势,人类内心生活最终将与它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于是,在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信条的存在竟沦为人心之外的东西,其对于人心的作用不是将任何新鲜的和活跃的观念注入人心,而只为人心筑起一座城墙来挡住任何其他给予人性的更高部分的影响力,在此作用下,人心日益硬化与僵化,信条也因日益变为空洞虚无的人心守卫兵而失去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