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译本序(3)

不过，梅非斯托虽然是反面人物，跟那种地痞流氓型的恶棍还是不同的，还不是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在“天上序幕”中，上帝就曾指出：“人们的活动很容易松弛/一来就贪恋绝对的安适/因此我送去做伴的恶魔/去诱惑挑逗，做些坏事。”（340—343行）1827年5月3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时，曾转述法国文学家安培尔的话说：“关于《浮士德》，他说得也颇有见地，他不仅把浮士德朦胧而无餍的追求，而且把梅非斯托那种嘲弄和粗俗的讽刺，都看作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1831年3月27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提到青年时代的朋友梅尔克时，还说：“梅尔克和我，相互总是像梅非斯托和浮士德一样。……对梅尔克来说，所有这些嘲笑无可争辩都是出自高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只是由于他不是建设性的，相反却具有一种断然否定的倾向，所以他时刻准备指责，而很少赞扬。为了满足这种嗜好，他不由自主地事事吹毛求疵。”这个梅尔克是塑造梅非斯托的原型之一。以自己的朋友为原型来塑造，又承认自己身上同样存在这种倾向，可见歌德本来就没有把梅非斯托当作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来写。事实上，梅非斯托最坏的一面，是他从引诱人类堕落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段，丝毫不负责任，缺乏同情心，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撇开这些，他那种否定精神只要不推到极端，就是应当肯定的。否定，是创造性思维的起点，是生活向前发展的契机，是历史前进的关键：没有否定便没有一切。因此，要承认梅非斯托是个复杂的、多棱面的人物，不该用两极判断把他判定为坏人而彻底否定。

对西方文化接触不多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浮士德》难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不同就是个大障碍。古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人物与故事，在这部诗剧中大量出现，不熟悉这一切的读者，阅读兴趣自然就可能受到挤压。再说，最叫人头痛的第二部，毕竟是歌德八十岁前后这几年创作的。还在1828年3月31日歌德就曾对艾克曼说：“现在我写《浮士德》第二部，只有早晨这几个钟头才能工作。……在最顺手的情况下能写一页稿纸，一般只能写巴掌大一段，没有创作兴致的时候往往还要少。”像这样一点一点往外挤，而不是一个个场景一气呵成，可读性自然就要受些影响；写成后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进行修改，自然也不免会有拖沓枝蔓的地方。最明显的像“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一场，我觉得就有离题的地方：有些怪物不点上那一笔绝不致损害那一场的丰满滋润，硬点一笔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不过，这都不是《浮士德》难懂的要害。要读懂《浮士德》，关键还在于把握住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这两个人物的关系。

浮士德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而是人类的典型化。他所体现的，是人类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永无餍足地探求的精神。无餍地探求，往往要经受痛苦和迷惘地挣扎的考验。比如说，浮士德对中世纪的书本知识感到绝望以后，曾想到自杀，这可以说就是隐喻人类在某个发展阶段上陷入了绝境。这时梅非斯托乘虚而入，把浮士德引入五光十色的生活，诱使他犯罪，本意是想引诱他堕落，而结果却使他越过浅滩，扬帆直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不就像浮士德陷入了绝境吗？希特勒等战争狂人的得势，不就像梅非斯托的乘虚而入吗？希特勒等人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像人性失落的瓦普几斯夜会吗？然而，就像浮士德没有在瓦普几斯夜会上彻底堕落一样，人类也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灭，反而使理性得到了校正，在挣扎中赢得了今天的进步与缓和。

把视线调整到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看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浮士德倾向和梅非斯托倾向。如果浮士德倾向占优势，那个社会就会是发展的，有生命力的；但如果遇不到挑战，又可能变得因循保守。因此，梅非斯托倾向只要不占主导地位，对浮士德倾向就是有益的兴奋剂；如果恶性膨胀，再跟权结合一起，那就必然造成混乱，造成灾难。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极为明显。

任何一个王朝，开国之初，总是浮士德倾向占上风，朝廷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干正经事。梅非斯托倾向如果不是恶意的，就表现为求异思维；就算是别有用心的吧，也造不成大祸害，而只会使人引以为戒。到中期情况就逐渐变了：浮士德倾向日益因循保守，梅非斯托倾向与派系斗争相结合，则日益发展兴盛。到末期干脆掉了个个儿：梅非斯托倾向席卷一切，而浮士德倾向则奄奄一息。于是旧王朝覆灭，新王朝那些惊魂未定的新贵，又开始兢兢业业干正经事。

从宏观来看如此，从微观来看也是如此。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两种倾向。前面引证的歌德的话，说明他自己也承认，这两种倾向都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对生活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对已经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的，再进行否定，使之飞跃到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不敢对生活进行否定，也就不敢对自己进行否定；不善于否定自己，也就不可能肯定自己，不可能确立自身的价值。

浮士德倾向推向极端，会使人循规蹈矩，无所作为；梅非斯托倾向推向极端，只知一味否定，破字当头，企图把一切都砸烂，结果会把自己的主体意识也砸成一摊泥浆。第二部第二幕中那个学士，就是一个大否定家。他从自己脚下把历史断开：把背后的一切全都否定，把自己看成创世的上帝，从想象中在自己面前展开一个新天地。不过，年轻时梅非斯托倾向占点儿上风，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正像梅非斯托说的，“这种人也不足为害/不几年就会改弦更张/葡萄汁看样子虽叫人难受/最后终究会变成美酒”（6811—6814行）。

由此可见，年轻时容易犯否定一切的毛病，该多想着点儿浮士德倾向；老了容易循规蹈矩，则万不可忘却梅非斯托倾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就隐形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隐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浮士德》勾勒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三百年历史活动的轨迹。歌德以其无比广阔的知识面和奇诡的想象力，把主人公引向各个领域和层面，使这部巨著就像一幅巨型的历史和民俗画卷。帝王将相、平民百姓以及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民间传说中的毛神野鬼、《圣经》中的人物、欧富良这样的寓意人物、霍门库鲁斯这样的科学幻想人物：无不在画卷中进行各有特点的表演。书中四次节庆既写得热火朝天，又各有特点：民间的节会（“城门前”）透着朴野，宫廷中的化装舞会（“宏伟的大厅”）则富丽堂皇又夹着粗俗，“瓦普几斯夜会”上是群魔乱舞，淫滥又透着阴森，“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则古趣盎然又奇峰迭起。

《浮士德》是诗剧，许多对话都只是为了交代情节，不能从诗的角度来要求，但有些对白和唱段，就是抽出来单看也仍然是好诗。

像“城门前”一场浮士德的对白（903—940行），有声有色地展示了主人公摆脱绝望心情后的轻松感，单看也是一首绝美的游春诗。第二部第一幕开头的合唱（4634—4665行），是多么优美的歌词！浮士德的独白（4679—4727行），更可以说是一首即景抒情的哲理诗。梅非斯托的有些对白，像揭露教会贪婪的一段（2813—2840行），揭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打仗带掠夺带做生意”的一段（11171—11189行），都是既辛辣又深刻的政治讽刺诗。特别是那些可以单独成篇的小诗，像“献词”（1—32行），葛瑞琛唱的屠勒王歌（2759—2782行），纺车歌（3374—3413行），林扣斯唱的那支歌（11288—11303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浮士德一生的经历，无疑是以歌德一生的经历为背景的。1829年12月6日歌德对艾克曼说：“对整个第二部的构想确实很早了……不过，等我对世事更为洞明以后，现在才来写，可能是有好处的。”

这说明，浮士德无餍的追求，是以歌德“对世事更为洞明”的认识为先导的。浮士德终于悟出了人生的要义，反过来又正好说明，歌德所把住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是对后人有指导意义的。

评价歌德时，我们总喜欢说上一句：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又极为渺小。我觉得这是欠公允的。歌德受指责，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脱离“狂飙突进”运动，进入魏玛宫廷，二是对法国大革命反感。

但我们知道，歌德进魏玛，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他碰了壁时，就毅然撇下高官而毫不恋栈。至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德国作家除个别人外，都是起先欢迎，后来反感，这说明当时德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能接受这次革命的水平。要说这表明他身上有当时德国小市民的鄙俗气，自然是正确的。歌德不是圣人，不是完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全从这种鄙俗气中挣脱出来。但他没有沉溺在那里面，而是时时在从自身中跳出来，在摸索，在前进。评价一个作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他的作品。有《浮士德》在，就足以证明，歌德晚年不是已经疲于斗争，而是在对人类的发展进行更深邃的哲学思考。

樊修章

1988年10月，银川，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