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
庙算并非无的放矢。在古代，每一次战前庙算，虽然结果各不相同，但采用的标准大体一致，都需要对五种要素进行衡量，再根据这些要素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详细分析，掌握真实情形，进而做出正确决策。
孙武在《计篇》中对此有详尽的总结：“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武列举出的这五个元素，已超出当时广泛存在的信天地、敬鬼神的观念，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通过对这五种元素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七个结论：哪一方的君主更得民心，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能，哪一方更能在天时地利方面占优势，哪一方的纪律更加严格规范，哪一方的兵力更加强大，哪一方的士卒更加训练有素，哪一方更加赏罚分明，令出必行。纵观双方军队五种因素、七个结论的优劣，一场战争的胜负之算已可大体预知。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率先发起战争的一方，都会尽其所能地把战争冠以一个富丽堂皇的理由，使战争合理化、仁义化，变得“师出有名”。权衡一场战争是否算得上正义之战的标准，关键在于，哪一方更加有“道”。这里的“道”，不仅有道德、道义的意思，还指事物客观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作为庙算的首要因素，可以理解为当权者是否能够得到民心。
诸葛亮《将苑》中记载：“夫行兵之势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势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彗孛不殃，风气调和；地势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门幽洞，羊肠曲沃；人势者，主圣将贤，三军由礼，士卒用命，粮甲坚备。”将行军打仗能够克敌制胜的因素总结为三个：天势、地势、人势。可见天时地利人和对于战争的重要性。
巨鹿之战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场战争是否正义，取决于人心之所向。万众同心加上天时地利，会大大增加战争的胜算。秦朝末年的巨鹿之战，正是一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正义之战。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高压政策，暴力施政，对百姓实施严苛的法律制度和繁重的赋税徭役。秦始皇崩逝后，秦二世沿用了父亲的暴政并变本加厉，任由佞臣赵高把持朝政，排挤忠良之臣，使人民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事繁重徭役和劳动的人得不到休息，日夜不歇；百姓饥寒交迫，却得不到衣服和食物；没有犯罪却被刑罚致死的人比比皆是，无处申冤；在严苛的法律标准下，因一点小事沦为罪犯的百姓日益增多，甚至达到“褚衣塞路，囹圄满市”的地步。
人民怨声载道，对秦王朝的不满和愤恨达到极点。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后，紧接着，全国各地呼声四起，掀起了反秦起义的热潮。秦朝已彻底失去民心，在这样的情形下，所有反秦力量都可以算是正义之师，占据“道”的优势，成为民心所向。
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当时，以楚怀王为首的楚军是反秦武装力量中影响力较大、实力较强的军队之一。其时，秦将王离挟优势兵力包围赵军所据守的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赵军危在旦夕，派遣使者向造反的各路诸侯求助。楚怀王派遣两支军队分两路抵击秦军，一路由刘邦带领直奔关中，一路以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向巨鹿行进，解救被围困的赵军。
起初，宋义率军到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留四十六日不进”，无视巨鹿的紧张形势。项羽非常着急，对宋义说：“现在秦军围攻巨鹿，巨鹿情势十分危急，我军应当迅速渡河，前去支援。由我军攻打秦军外围，赵军在内攻打，里应外合之下，必然能够大破秦军。”
宋义对项羽的话很是不以为然，用“夫博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来比喻当前形势，意思是，要想除去牛身上体形较大的虮子、虱子，只顾着抓细小的虻虫是没有用的。宋义把秦将王离围攻巨鹿的军队比作虻虫，把秦王朝比作虮子、虱子，他认为攻打王离率领的秦军是在做无用功，应该把注意力和兵力都放在与秦王朝主力的决战上。再说秦军与赵军正在拼杀，好比鹬蚌之争，正好楚军可以静观其变，坐享其成，当那个最后得利的渔翁。
最后，宋义还非常傲慢地讽刺项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不如你；可要论坐在帐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你可就不如我喽！”随即又下令，如果有人坚持出兵不听劝阻的，一律斩首示众。
定下坐观其战的战略后，宋义把注意力投入到自己的私事当中。他派儿子宋襄到齐国当宰相，并亲自把儿子送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南），还大宴宾客，饮酒庆贺。当时正好赶上连日大雨，天气寒冷，楚军驻军已久，粮草不继，士卒忍饥受冻之下，不免多有怨言。
此时宋义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在群情激奋，正想与秦军决一死战时，他按兵不动，又以严令约束士卒，打击军队士气；在天降大雨，士卒粮草匮乏的情况下，不思考怎样提高士卒待遇，反而沉溺于一己私事，无视士卒疾苦，造成人心向背的局面。
项羽把握这个机会，召集楚军数落起宋义的不是之处：一是正当拼尽全力攻打秦军的时候，一定要大军长久滞留于此；二是今年是饥荒之年，百姓穷困，军队粮草紧缺，士卒只能靠芋头、豆子等粗粮充饥，全军都没有储存下一点粮食，宋义却自顾自地大宴宾客，不肯渡过黄河与赵国一起攻打秦军，从赵国境内借取粮食；三是秦朝强盛，一旦攻下赵国，于秦朝是锦上添花之举，只会让秦军的声势更为浩大，不存在宋义所说“乘其敝”的情况；四是楚兵新近失败，楚王把全副兵力集中起来交给上将军，是为了让上将军带领楚军一雪前耻，大破秦军，可以说是楚国生死存亡的关键之举，而宋义却只顾钻营一己私利，不体恤兵士，并非是安定社稷的贤良之臣！
项羽的宣言有理有据，再加上楚军对宋义的做法多有不满，有效地提升了自己在士卒心中的威望，提高了支持率。
于是，第二天一早，项羽面见宋义，就在营帐之中砍下宋义首级，然后告示三军：“宋义与齐国一同商议谋反楚国的阴谋，我奉行怀王的命令除掉这个叛徒。”有前一天的宣言做铺垫，又以楚王密令作为幌子，全军对项羽斩杀宋义没有丝毫异议，一致拥立项羽做代理上将军。
为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加真实可信，项羽派人追杀宋义的儿子宋襄，终于在齐国境内把他处决。与此同时，项羽又派遣使者桓楚向楚王报告事发经过。楚怀王默许了他的做法，拜项羽为上将军，统帅楚军。
项羽为将后，立即率领军队赶赴巨鹿，先派当阳君、蒲将军率领两万先行部队渡过黄河救援巨鹿，与秦军交兵，取得一些小的胜利。赵军派人送信给项羽，希望继续增援，项羽接信后，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此时，依照项羽先前的计策，与赵军里应外合夹攻秦军，也有很大的胜算，但项羽这时又想出一条妙计，使军队士气高涨，将士上下同心，勇往直前，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楚军渡过黄河，项羽让士卒们饱餐一顿之后，凿沉渡河的船只，砸破做饭的锅灶，烧毁住宿的营帐，怀揣仅供三天食用的干粮，向巨鹿进发。项羽破釜沉舟之举，以行动表明自己的军队都抱有必死的决心，不破秦军誓不还楚。
士卒见退路断绝，不打败秦军必定没有生路，激发了空前的斗志，行军速度几倍于平时，在巨鹿南边遭遇章邯带领的秦军时，经过多次交战，大破秦军的运粮甬道，包围秦将王离率领的军队。交战过程中，楚军以一当十，势如破竹，大败秦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秦将王离，秦将涉间不愿降楚，自焚身亡。
当时，收到赵国求救信赶来支援的诸侯国多达十几个，都驻军巨鹿城下，不敢和秦军正面对敌。在项羽率领楚军攻打秦军时，十余支队伍都站在高地观望这场战役。看见楚军威不可挡，士卒个个以一当十，大声呼喝冲杀，所向披靡，各路诸侯的军队都被楚军军威所慑，惶恐敬服。
等到项羽大破秦军，召见各个诸侯国的将领时，毫无例外，每个将领进入辕门后就下跪前行，不敢抬头仰视项羽。自此，项羽成为各路诸侯国的上将军，各国对他心服口服，纷纷归顺。
巨鹿之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这一战中，楚军在天时地利上并不优于秦军，在“人和”这个因素上却大大占了优势：兴正义之师在先，激发士卒潜力在后。虽然绝对兵力少于秦军，但项羽的果敢勇决，对士卒心理的有效掌握并善加利用，使楚军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道”者为上的必胜之战。
衡量一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除了兵力多寡、武器精良与否之外，将领是否贤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敦煌变文集》中有一个比喻：“虵无头不行，鸟无翼不飏。”虵，就是蛇的意思，意思是，蛇如果没有脑袋就无法行走，鸟如果没有翅膀就无法飞翔，比喻做事要有领头的人，否则就无法成事。应用于军事领域，可以解释为，一个军队如果没有将领，就无法正常地行军作战。
将领是一个军队的灵魂。国君坐镇庙堂，对千里之外的战况无法随时掌握。此时，将领对上要顺承国君的宏观作战思维，对下要体恤士卒，体察军情，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做出有利于战争的决策。
诸葛亮《将苑》中描述过一个优秀的将领对于战争的作用：“善将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意思是，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会顺应天上的气候变化，借用地形的助力，能够敏锐地发掘并利用人和的条件。这样的将领统帅的军队才会所向披靡，发动任何攻击都不会落空。
地道战
古今战争中，将领在纵观全局的情况下提出战略方针，经过战争的推行验证，往往会成为经典的实战范例，为后世所借鉴传颂。
1937年6月起，日军在北平附近的丰台进行军事演习，7月7日深夜，日军以进入宛平城搜寻一位演习失踪的日军兵士为由，向卢沟桥一带发动攻击，天津、宛平相继沦陷，自此拉开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中国军队奋起还击，自此开始全国性的全面抗日战争。
和日军相比，我军装备落后，连起码的每人一枪都做不到，从军百姓甚至拿着自家的菜刀、镰刀上阵杀敌。日军手段残酷，每到一地，召集全村百姓，无论老幼，射杀为乐。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全体战士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放弃自己的家园，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与日军捉起了“迷藏”，利用各种自然条件与日军作战，有效地保存了实力。
著名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被发明并且推广应用的。地道战是华北平原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民众利用在屋内、村内挖掘地道的形式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
1939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冀中的蠡县，残暴的日军不满足于侵占的城市、土地，还以“大东亚共荣圈”做幌子，试图劝服中国百姓，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日军效命。大多数中国百姓英勇不屈，不相信日军的花言巧语，尽自己所能奋起反抗日军。终于，日军耐心用罄，露出本来面目，开展“大扫荡”活动，包围村镇，制造了一桩桩惨不忍睹的血案。
为保家卫国，蠡县抗日军民想尽种种办法抵挡日军的扫荡。蠡县县委书记王夫受到洞穴可藏身的启发，让百姓在自家院落挖掘秘密地道，日军来时，就可以钻入地道躲避。
1941年春天，蠡县辛桥的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游击队员们利用村内的地道网络与日军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敌人来到村口时，被埋伏在此的游击队打了个措手不及。初占上风，游击队员们并未恋战，钻入地道之中躲避日军的反击；等到日军撤退，又从另一条地道钻出，包抄到日军背后，几乎全歼来扫荡的日军。大大提高了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斗志。
这一战中，蠡县县委书记王夫提出的地道战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武装力量和人数相差悬殊的基础上，有效利用自然条件的优势，打败了日军。蠡县地道战的成功经验传遍整个冀中地区，不久，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就做了一个重要决策：在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推广地道战的经验。
在冀中军区的号召下，冀中平原的百姓开展挖掘地道活动，在一次次依据地道与日军交战的经验中，不断地完善地道结构，形成户户通、村村通，可攻可防、可退可守的地道格局。
1943年起，地道战由初步的防御敌人，变成一种抵抗日军的新型战术。地道网络畅通，地道形式多样，进出口隐蔽，成为我军据以抵抗日军的战斗堡垒。在地道战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地雷战，利用地道监控敌人行踪，预先布下伪装巧妙的地雷阵，在不费己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轻易杀伤敌人。
冀中平原的抗日军民在司令员吕正操的领导下，运用自然地势与敌人展开一次次斗智斗勇的战争，对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和保存军队实力，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战争中，吕正操将军大胆的思维和全局性的战略思想对地道战的成功开展以及整个冀中平原抗日武装力量的胜利，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虚有其表的马其诺防线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此时，为将者的决策关系着千万条士卒的生命，对情势的判断稍有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防止德国的入侵，在法国东北边境地区建起规模宏大的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主体绵延数百公里，全部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按照纵深度不同，分为保障地带和防御地带。马其诺防线的内部，各种设施一应俱全，除了大炮等应战设施外，还有医院、发电站、工厂等日常设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城镇。防线内设有地雷场、壕沟、电网等防御设施，可以有效防御敌方的步兵、坦克等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任命莫里斯·古斯塔夫·甘末林为陆军总司令兼西线盟军总司令。甘末林上将认为，马其诺防线坚不可摧，德军不会傻到从防线的正面进击，只会从比利时方向进攻，所以他率领的军队根本不用费力应战，只要守住马其诺防线，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甘末林上将没有料到，他认为“不可逾越的阿登山脉”，成为德军越过马其诺防线的突破口。阿登山脉位于马其诺防线北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甘末林将军仅派遣少数兵力驻守于此，他认为，德军不会自找苦吃，去翻越险要的阿登山脉。
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认为，西线的欧洲国家中，最需要先行解决的就是法国，于是，他命令德国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想尽一切办法突破马其诺防线，攻入法国。布劳希奇权衡双方情势，决定从马其诺防线的侧翼阿登山脉攻入法国。
为迷惑法军视线，德军派遣分队攻打比利时防线，牵制英法联军主力。暗地里，德军主力全力攻打阿登山脉地区，最终从北端进入马其诺防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法国北部，从后方包抄驻守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法军猝不及防之下，大败溃逃，损失惨重。
从兵力和武器装备来看，法军的总体规模虽然不及德军，但有阿登山脉天险和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作为守御，有“欧洲第一陆军”称号的法国军队完全可以在这场战争中占据优势，但甘末林上将大意轻敌，错算情势在先，被动防守不主动掌握敌情在后，使本来处于优势地位的西线盟军失去先机，损兵折将，伤亡惨重。
《尚书》中写道：“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分析影响战争胜负的五种元素和七个结论，可以使我方做好充足的备战准备工作。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越小，越能够赢得较大的胜算。
备战准备，包括显性准备和隐性准备两个方面，显性准备是大多人都看得见的，如粮草物资、辎重人马装备等；隐性准备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平日积累的效果，比如，国家法纪是否严明，国君是否能够唯贤是举、广纳良言等，都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隐性因素。显性准备是否充分，对战争胜负有一定的影响，但如果忽略了隐性准备，再丰足的粮草、再精强的兵马也无济于事。
魏绛思虑周详
春秋时期，晋悼公继任国君。为了提高晋国的威信，巩固统治基础，晋悼公启用日渐衰微的卿大夫家族，重新任命朝中官员，重用贤良之臣。在晋悼公任命的这些王公大臣里，有一位叫魏绛的大夫，非常耿直忠贞，敢于直言进谏，很有政治远见。
晋悼公元年（前573），魏绛被任命为司马。司马这个官位，在春秋战国时代，和六卿的地位不相上下，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为“五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军队的政务和财务。晋悼公四年（前570），晋国国力在他即位以来一系列仁政的推动下，日益增强。为了向其他诸侯国炫耀晋国的实力，晋悼公摆出仪仗队以示国威，邀请诸侯来晋国聚会。
晋悼公的弟弟杨干，依仗身份，驾驶马车参加聚会时并不避讳君王仪仗队，导致马车冲撞仪仗队，扰乱了队伍整齐的行列。魏绛严格执法，不畏权贵，处死为杨干驾车的家仆。杨干感到气愤不服，向哥哥晋悼公哭诉告状，要求处分魏绛。晋悼公在弟弟添油加醋的叙述下，异常震怒，认为魏绛对自己的弟弟毫不容情，就是侮辱了王族体面，让自己颜面无光，气愤中扬言必杀魏绛。
魏绛在处死杨干的仆人后，就已经考虑到得罪权贵的后果，他给晋悼公上书，陈述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首先明确自己的责任，说明杨干马车冲撞仪仗，是军纪松弛的后果，自己难逃责任。但在国家级的诸侯聚会场合，众目所注之下，如果不严格执法，表明晋国军纪严明，王公贵族犯法也没有袒护例外，造成的后果就是国际性的，更加难以设想。事关晋国国威，自己这样做也是身不由己。魏绛在书信末端表明，鉴于自己一直以来没有很好地恪尽职守，履行责任，愿意以死谢罪。
在宫门外递上书信之后，魏绛拔出佩剑，想要就地自杀，被守门的卫士大力阻止。晋悼公读完魏绛的信，非常感动，怒火全消。看到魏绛在信末表明要自杀谢罪，知道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晋悼公立即站起来，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光着脚板急匆匆地跑到宫门之外，向魏绛表达自己的歉意。为显示对魏绛的重视，晋悼公又专门为魏绛置办酒席，与他把酒言欢。之后，晋悼公为彰显魏绛执法严明，大公无私，特意把他的官职提升为新军将佐，以示重用。
晋悼公的这一举动，不仅使魏绛公正廉明的名声传遍诸侯各国，还大大宣扬了晋国礼贤下士、法纪严明的国威。无论在晋国国内还是诸侯各国，都提升了晋悼公的声名威望，使晋国士卒百姓更加信服国君的统治。
晋悼公四年，与晋国相邻的少数民族，经常与晋国边境发生冲突。晋悼公想要讨伐他们，与魏绛商量说：“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意思是，少数民族难以亲近并且本性贪婪，还是发兵讨伐他们吧。魏绛表示了不同意见：“与其兴兵讨伐，耗费物资兵力，不如与他们约定彼此和平共处。”
随即，魏绛从五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想法，即“和戎”的五条好处：一是“戎狄荐居，贯货易土，土可贾焉”。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居无定所，但对钱财、货物看得很重要，可以利用他们这种特性，在边关发展对戎狄的贸易，既可以繁荣边境商务交流市场，又可以取得长久的平安。二是“边鄙不耸，民押其野，穑人成功”。与戎狄和平共处后，边境没有了战争，人民不用四处迁徙，有利于发展当地农业，从而提高晋国整体富饶水平。三是“戎狄事晋，四邻振动”。一旦少数民族对晋国表示服从，不再滋生战事，会在周围诸侯国中产生威慑作用，为晋国成为诸侯霸主打好基础。四是“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用道德仁义来教化戎狄等少数民族，边境没有了战事，不仅军队得到充分休息，还有效减少军备物资的消耗，保存并无形中提高了晋国的军事实力。五是“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取得长久的胜利往往不依靠甲兵，而是依靠美好的道德来感化人民，凡事以德为先，以德服人，必然能够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时，各诸侯国对少数民族存在歧视心理，对待他们的政策不是讨伐就是躲避，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团结他们，向他们示好，在当时的观念中，这是纡尊降贵的举动，非常没有面子。魏绛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张和少数民族交好，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做了一件在当时社会看来很不可思议的事。魏绛的大胆提议，加上晋悼公政治思想豁达，勇于去实现这个提议，才使晋国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晋悼公十二年（前562），经过晋国的不懈努力，终于形成和周边少数民族和平共处、互通有无的融洽局面。晋国不用担心外患，专心处理国事，国力逐渐强大。因与少数民族和平共处，晋悼公大度能容事的名声也传播开来，被各诸侯国所钦佩，在诸侯国里享有极高的声望。外交上，晋国把和戎的成功经验应用其中，与多个国家签订和平条约，约定和平共处不起战事。
有一次，郑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悼公求助，晋悼公马上汇集十一个诸侯国的军队赶去救援，拜魏绛为将，围住郑国的都城，逼郑国不得不回兵自救，停止攻打宋国。郑国见十一个诸侯国联军声势浩大，来势汹汹，非常害怕，赶紧撤兵，并与这十一个国家还有宋国签订和平共处和约。
此时，诸侯国里强大的楚国见到郑国与十二国签订和平条约，非常生气，发兵攻打郑国。其时，楚国国力强大，兵力强盛，郑国胆怯地与楚国又签订了和平条约。与郑国签订条约的北方十二国见郑国如此反复无常，非常生气，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无奈之下，只好派使臣向晋国求和，晋悼公答应帮助郑国平息战争。在晋国的调解下，各诸侯国纷纷收兵。
为了感谢晋悼公，郑国进献给他大批金银珠宝和美丽的歌女。晋悼公体念魏绛的功劳，叫来魏绛，要把一半的歌女送给他，对他说：“您劝告我要和少数民族交好，昭显我中华大国的风范，我依照您的提议去做，不仅少数民族的忧患没有了，还在诸侯国中得到很高的威望。八年之中，九次把诸侯各国集合在一起约定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现在，我们与诸侯国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像一曲美丽动听的乐曲，没有一处不和谐。现在，郑国为了感激我赠给我这么多东西，我要和您一起享用它。”
魏绛听了晋悼公的话，极力推拒他的好意，说：“与少数民族交好，是国家的福气，没有您的英明领导和忠臣良将的尽职尽责，晋国也不会有如今的强大和名气，我又有什么功劳可言呢？”晋悼公不顾魏绛的推拒，极力劝他收下，不得已，魏绛才收下这些歌女。
魏绛曾劝告过晋悼公：“大王，人处于安乐的境地时不能自得自满，要时时考虑到出现危难的可能性。考虑到危难，并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能够保证出现这些状况时不会慌乱，平安渡过难关。”晋悼公非常信服魏绛的话，于是他开始勤政爱民，以仁治国，做好各种隐形准备，使晋国很快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
庙算必查的五个因素中，“法”被放在最后，这并不表明它的重要性次于其他四种因素。孙武把它放在末尾，更有总结、约束的意味。因“五事”推理衍生的“七计”中，有关“法”的结论就占了四个：“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见，只有在严格的纪律下，军队才会拥有更为强大的兵力，士卒才会更加有战斗力。
表面看来，军纪是一个名词，但实际上，它有着丰富的动态含义。单有严明、规范的军纪条文是不够的。军纪是死规，只有在善于运用军纪的国家或人手里才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对于一场战争而言，军纪是无形存在却又影响巨大的隐性因素。士卒可以重新征召，甲胄可以再次购买，唯有军队的纪律不可消磨，无从毁灭。可以说，军纪是一支部队的灵魂，能够体现出部队强大的精神风貌。
戚家军军纪严明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一带的海边倭寇横行，百姓深受其苦。此时，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挺身而出，大破倭寇，终于肃清边境乱象，还给黎民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戚继光为人果敢，治军严谨，他领导的戚家军每到一处都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爱戴，连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戚继光去世后，他所率领的戚家军并没有因此解散，反而成为沿海一带明军抗击倭寇的主力，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定海县龙山所（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区）遭到倭寇袭击，新任参将不久的戚继光率兵迎击倭寇。倭寇十分凶猛，兵分几路从不同方向向明军发起攻击，明军被打得节节败退。戚继光没有被劣势情形吓住，背起弓箭跳上一块大石头，向倭寇首领发箭，一连射死三个倭寇首领。倭寇群龙无首，主动退兵。
同年十月，倭寇再袭龙山所。戚继光与俞大猷率领军队迎击，和倭寇短兵相接三次，均以明军胜利告终。倭寇见明军勇猛，趁着天黑撤退，戚继光率军追击，追到雁门岭的时候，遇到倭寇的埋伏，明军败走。倭寇借此机会坐上船只，逃回海上。
龙山所之战，使戚继光的名字传遍朝野。然而，戚继光通过这两次战役，发现明军纪律松懈，战斗力差，“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于是，他接连两次向上级提出操练军队的书面建议，但都未被上级重视。直到嘉靖三十八年，戚继光又一次上书提出要在素以民众彪悍强壮闻名的义乌征召农民和矿工，“招募新兵，亲行训练”，来加强自己所率领军队的实力。这一次，上级批准了他的建议。
到了义乌之后，戚继光制订严格的选兵标准：不要城里人，要地地道道的农民；不要在官府担任过官职的人，要白丁并且有一定怯官心理的人；不要四十岁以下和长得白净的人，要年轻体壮，黝黑结实的人；不要胆子特别大和特别小的人，但选中的人一定要目光有神。依照这个标准选拔，戚继光共选出三千多人，把他们编入行伍，按照自己的治军思路和方法进行严格的训练。
从一个军队行伍的编制情况，可以看出主将是否通晓管理艺术，也是能否进行有效管理的关键所在。戚继光把这三千多人编为一个营，由大把总指挥。营下设立四总，由把总指挥。总下设立四哨，由哨官指挥。哨下设立四队，每队十二人，由队长指挥。总和营的领导者都有辅助兵和军官跟从，以便协助管理。军队以营为单位，由主将亲自指挥。
戚继光选拔大小军官的标准只有一个：平时在士兵中有一定威信并且临危不惧，能带领兵士奋勇杀敌的人。选好把总和哨官后，再由哨官选择自己哨下的队长，选出队长后，由每个队长选择自己的兵士。
一支层级分明的军队就这样建立起来，戚继光对它进行严格训练，教给士卒适合战场短兵相接的击刺法，长兵器和短兵器交叉使用，在战场上更能互相配合，发挥威力。江南水乡，水泽多而平原少，不利于军队大规模追杀跑动。戚继光根据地势，制订出“鸳鸯阵”等实用性很强的阵法，让士卒可以前后呼应，进退自如。戚继光在武器装备上也下了大功夫，当时先进的作战船只、火枪、长短兵器在戚家军应有尽有，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倭寇集合上万人的队伍，对浙江沿海一带展开大规模侵略。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台州一带奋勇杀敌，经过严格训练的戚家军威猛骁勇，一可当十。戚继光按照“大创尽歼”的原则，采用一系列灵活战术，在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地巨创倭寇，每攻必胜，俘虏倭寇一千多人，战争中杀死、淹死的倭寇四千多人，使倭寇遭到沉重打击。台州大捷后，戚继光被朝廷升为都指挥使，戚家军因这一役闻名天下。
戚家军战斗力强悍，使倭寇闻风丧胆，被称为“戚老虎”。倭寇一听见戚家军的名号就退避三舍，嚣张气焰大为收敛。戚家军的战斗力与戚继光从严治军是密不可分的。戚继光在所著《纪效新书》中提出：“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他特别强调了赏罚分明、严格执法在治理军队中的重要作用。
戚家军的纪律非常严酷，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对戚家军的军纪做了详细的阐述。
取消临阵报功的惯例，指定功劳评选责任人。亲临战场第一线与敌人面对面肉搏的士卒，往往只有几个人，可每一次斩获敌军首级，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前来报领战功，却不想想这么多人临阵退回，会让其他士卒误以为己方已失败而跟着撤离，导致队形大乱甚至对战争成败造成影响。鉴于此，戚继光把临阵报功、抢功作为作战时的首要禁忌。戚继光规定，佩戴长牌、长枪、狼筅等长兵刃的士兵不能带割头颅用的短刀，要在最前面冲锋陷阵。他们杀死的敌人，由所属队伍佩戴短刀的士兵在后面取下首级，每个人只能提着一颗首级跟在阵列后面。等到战争结束，上级下命令验证战功时，才能离开阵地。冲杀时谁冲在前面，谁杀了敌人，谁没有杀，全部由队长当众报给上级审验，如果有人因为私人恩怨故意隐瞒，一律斩首示众。每颗首级奖励三十两白银，手持长兵刃冲锋陷阵的分二十两，在后面砍下首级的兵士分二两，本队其余兵士分一两，鸟铳手分二两，就连不上阵的伙头兵，因为所在队的功劳也分到五钱银子。这条军纪，有效遏制了抢功、冒功等现象的存在。高额的物质刺激使士兵更加奋勇杀敌。同队的战友互相配合，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到奖励，公平合理，有效激发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
要有胜战的决心和责任心，不能轻易被敌军计谋迷惑。行军作战期间，如果遇到敌军遗落下来的财物、兵器等物品，一般都是敌军诱惑我方的计谋，我方一旦争抢财物造成混乱，他们就能够从中找到机会攻打我军。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每队留一人看守财物，等到战争结束，再以队为单位收拾财物，无论多寡，大家均分，不允许有克扣财物的现象出现。如果因为贪图财物导致士卒牺牲或敌军逃脱，哄抢财物的士卒无论是首犯还是从犯，一律把分管他们的总哨官军法处置。
采用连坐法，杜绝临阵脱逃现象。凡是临阵退缩的士卒，允许队长把逃兵所属甲长的耳朵割掉，哨官哨长把所属队长的耳朵割掉，把总把所属哨官哨长的耳朵割掉。收兵还营时，查看谁没有耳朵，立即斩首；如果有故意放纵，明明有士兵退缩，却没有去割他所属领导者的耳朵，那么，姑息纵容的人和逃兵同罪，不再追究逃兵的责任。
严格执行军队的战术策略，不能有丝毫误差。军队设下埋伏时，有看到敌军过来不起身或起身过早的人，所属队长和误事伏兵全斩首，该队其余士兵克扣粮食军饷，捆打责罚。如果军队的辅助力量和潜伏力量已经出动，但主力有不予回应的人，比照误事伏兵的例子处理。
临阵杀敌时的责任分配，激发士卒杀敌的斗志。每甲中的士卒，如果有一个人当先杀敌而阵亡，其余八人见死不救，那么这一甲的八人全部处斩。阵亡一名士卒，同时杀死一名敌军，同甲的八人免于罪责。阵亡一名士卒，杀死两名敌军，八人都有奖赏。哨、队的情况比照办理。
士卒之间的相互救援，不抛弃被困战友。临阵交战时，有士卒被围困于敌军，所属编伍没有援救，导致他们被敌军俘虏或牺牲，编伍领导者一律斩首。
临阵脱逃连坐法，层层追究责任，引发每个将士的责任心，不但自己不做逃兵，也能监督他人。如果一个士兵临阵脱逃，就斩杀他所属甲的甲长。甲长不撤退而士兵临阵退缩，甲长牺牲的，甲长家属享受优厚抚恤待遇，其余士兵全部斩首。队内的一个或多个甲长临阵脱逃，就斩杀该队队长。队长不撤退而士兵临阵退缩，队长牺牲的，队长家属享受优厚抚恤待遇，该队士兵扣下两月口粮、军饷，交由队长家属领用，该队所属的甲长全部斩首。以此类推，哨长、哨官、把总、领兵将领等头目，都依照这种一体连坐的方法执行。对于逃兵，仅有扣口粮、军饷的惩罚是不够的，要先按军法捆绑拷打，打不死的，再处以这种惩罚。
连坐法，是戚家军军纪里最常见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士卒严格约束自己，并自觉监督他人。除上面所列举的七条军纪外，临阵私自更替或忘记佩戴所持器械，军法捆打并连坐。行列不齐、不听指挥号令、传令时心不在焉、行军时堵塞道路大声喧哗、布阵后随意移动自乱阵脚，均处以军法。装病或故意损坏兵器，不冲锋兵士和冲锋兵士交换精良兵器、马匹，军法处置。败军将士被敌军追赶过程中从背后杀死，按逃兵论处。
戚家军军纪严酷之外兼具灵活性，如告诫兵士遇敌军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探听虚实后听令出兵，以免遭到不测。不论白天夜晚，只要军队中的火铳、炮响起，各大小军官不用像平时一样等待号令，可以马上做出反应，自动扎营列阵，遇到敌军就开始交战。军纪中，不仅有严厉的惩罚，还有丰厚的赏赐，比如对阵亡将士的家属，除发抚恤金、赐予相关兵士的口粮、军饷之外，还会奏请朝廷对阵亡将士追封可以世袭的爵位，让将士们无后顾之忧，奋勇杀敌。同时做好保密制度，刺探军情的兵士回到军中，不管是不是紧要军情，必须面见主将陈述，主将允许后，才能宣之于众，不许其他兵士探问，一有违反，探问和汇报的人都处以军法。
戚继光不但严格要求军队，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他破除主将高高在上，仅起指挥作用的一贯观点，提出主将应与士卒一同操练。他认为，士卒会的东西，如果主将不会，就没有资格领导他们上阵杀敌。
严明的纪律使戚家军愈发强大起来，闻名海内外，在各地百姓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纪律对军队的影响更甚于主将，戚继光去世后，戚家军并未因此解散或减弱战斗力，仍是海防线上抗击倭寇的主要力量，就是因为戚家军军纪已经成为这支军队的灵魂和支柱，即使主将调换、兵士更替，也不会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