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谋决定成败:孙子兵法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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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庙算者,得算多也

古代行军作战之前,都会到庙堂祭拜祖先,通过祭祀和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战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叫作“庙算”。庙,是古代国家祭祀祖先和商议国事的建筑;算,指算计、谋划,《仓颉篇》指出:“算,计也。”

《左传》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把祭祀庙算和战争并列为一个国家的两大要事。无可否认,古人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孙武在《计篇》中所说的庙算,却已超出占卜的范围,提升到战前谋划的高度,丰富了庙算的含义。

庙算并不是简单的表面仪式,它需要领导者站在全局的高度,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进行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谋划得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是难事,稍有考虑不周之处,“满盘皆输”也并不罕见。

庙算是一种智慧,是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一场战争的胜负,天时地利、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固然重要,但仅在这些客观条件占据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指挥者运用庙算的智慧,结合所有相关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战略思考,作出正确的决策。

两国交兵,双方的将帅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战情分析,决定作战方略,此时,哪方将帅能够正确预测出对方的军情、作战方针,哪方就占了较大的胜算。

司马懿平定辽东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四起,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以辽东王自居,在他的治理下,辽东地区偏安一隅,得到暂时的安宁。公元228年,公孙度之孙公孙渊逼退叔父公孙恭,继承了辽东王的位置。此时,中原地区已初步形成魏蜀吴争霸的局面,而辽东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没有卷入争战,成为魏蜀吴之外又一股较强的割据势力。

公孙渊野心勃勃,且性格多猜疑,反复不定。据《三国志·卷八·魏书八》记载,在公孙渊逼退公孙恭后,魏明帝封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以示笼络。可公孙渊心犹未足,派遣使者与吴国君主孙权往来,彼此赠送物品交好。孙权为拉拢公孙渊,派遣以张弥、许晏为首的使者团,带着许多金银珠宝等贵重礼物,封公孙渊为燕王。可这个时候,公孙渊又害怕吴国政权不能持久,改变了与吴国通好的主意,假意接受孙权的册封,诱使东吴使者前来,收下礼物后突然翻脸,把东吴使者悉数杀掉,首级送往魏国,表示对魏国忠心耿耿。魏明帝于是又加封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他为乐浪公。

公孙渊叛吴投魏,可以说是出于对魏、吴实力权衡之下的选择,也可视为他的战略眼光。但他接受魏国册封的同时暗通东吴,与东吴交好又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性格暴露无遗。原本魏国顾虑辽东与东吴结盟对自己两面夹击,并不想与辽东为敌,但公孙渊公然叛离东吴,反而让魏国加强了攻打辽东的决心。

可公孙渊并没有看清自己的处境,反而企图自立为王,与魏蜀吴并立。在魏国派遣使臣来到辽东时,公孙渊竟然出动全副武装的士卒列成阵势,以示威胁,并对使者口出恶言,嘲讽羞辱。景初元年,魏明帝派遣幽州刺史丘俭带兵前去宣诏,让公孙渊去魏都洛阳上朝,公孙渊依仗辽东地势远阔,终于翻脸,出兵击退丘俭,自立为燕王。

公孙渊此举彻底惹怒了魏国,景初二年春,魏明帝拜司马懿为将,令其统帅四万大军远征辽东。

鉴于前两次与公孙渊交兵失利,大军出发之前,魏明帝召见司马懿,询问胜负之数。司马懿条理分明地向明帝剖析了公孙渊的心理及他会采用的战术。他告诉明帝:“如果公孙渊果断放弃城池,在大军未至之前逃走,以此使我军疲惫,他再寻找机会攻打我军,是上策;如果凭借辽河地势与我军进行对抗,是中策;如果坐守襄平进行被动防御,是下策。”

明帝问:“这三种策略,公孙渊会采用哪一种呢?”

司马懿回答:“贤明智慧的人会审度形势,估计敌我力量,依此做出正确判断,并根据战事变化对预先采用的策略做出取舍改变,但公孙渊才疏智浅,这一点并不是他所能做到的。据我判断,公孙渊必定认为我军远征难以持久,而采取中、下策略,凭借辽河与我军对抗或退守。”

明帝又问:“那此次出征需要多少天呢?”

司马懿回答:“行军来去各用一百天,进攻作战一百天,休整军队六十天,一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明帝听完司马懿条理分明的分析,赞叹说:“看来征讨辽东之战,已全部在将军心里了!”同年六月,魏军到达辽东前线。公孙渊的部署正如司马懿所料,他派部将卑衍、杨祚率军在大辽水与辽水汇合处的辽隧(今辽宁省鞍山市西、海城市西北)安营驻守,构筑围墙,挖掘堑壕,抵御司马懿的进攻。

但此时司马懿并不急于进攻,一方面,公孙渊防守工作做得极好,此时进攻讨不到好处;另一方面,他看出公孙渊的主力都在辽水旁,襄平城必定空虚,可以乘虚而入。于是,司马懿派少数兵力向南移动,行军途中多张旗帜,让敌人误以为大军南移。果然,敌将卑衍中计,率领精锐部队追赶。司马懿则亲自率领主力从辽水北段渡河,直攻襄平城。

卑衍回师急救,遭到司马懿迎头痛击,退守襄平。司马懿乘胜围城,一月后,大破襄平,杀死公孙渊父子,结束了公孙氏政权历时50年的统治,统一了北方,扩张了魏国的版图。

公孙渊缺少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轻易把出尔反尔的弱点暴露于外,给魏国以可乘之机。在魏军进攻时,没有准确预测两军形势,被动防守,让魏军轻易占领了主动权,从而兵败身亡。司马懿大胆地孤军远征,正因为他精于庙算,准确掌握了敌我形势,摸准了公孙渊的性格和他可能会有的应变措施,才会料敌如神,决胜千里。

小决策成就“诺基亚”

庙算的重要性不仅仅应用于战争,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同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礼记·中庸》里记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成功者通常具有战略的眼光、敢于尝试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决心。庙算的意义引申到现在,可以称之为决策。

如今风靡全球的诺基亚集团,就是因为一个不合“常理”的决策而诞生的。

诺基亚集团的前身是一个位于芬兰边境的小小木浆厂,它的创始人叫艾德斯坦。艾德斯坦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合伙人,叫米其林。19世纪末,无线电产业刚刚萌芽,米其林敏锐地发现这一新兴行业的潜力,想把诺基亚集团的业务扩张到电信行业,可一直得不到艾德斯坦的支持。直到20世纪初,艾德斯坦才同意让诺基亚集团增加了一个电信部门。正是这一个决定,奠定了诺基亚集团在电信行业的基础,使诺基亚集团逐渐发展成为电讯企业的龙头。全球通的首次通话,用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一个不起眼的决策,凝聚了米其林对未来的预测和改革的决心,他没有因为艾德斯坦的反对而放弃这个决定,而是锲而不舍地说服他,这才产生集团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成长,增加的附属部门变成集团的主营行业,并且还在发展壮大下去。

时局百变,景随时迁,事物处于不断变化中。所以,无论是战前庙算还是事前决策,都无法保证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若不去做这项准备,可以预见,将永远与成功失之交臂。把眼光放远,瞄准方向,采取行动并坚持下去,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目标。

简而论之,庙算是一种事前预测的方法。孙武在《计篇》里总结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道出事前预测的重要性。这里的“胜”,并不是指胜利的结果,而是指胜利的概率。只有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谋划,胜利的概率才会增大,反之,胜利的概率就会减少甚至完全归零。

世间万物,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所谓幸运,不过是智慧的积累和经验的叠加。纵观古今因庙算全面而成功的案例,可以看出,“多算胜”的预测方法,除了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常识外,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庙算的常用方法可以总结为四点:一是先算和适算相结合的方法,二是集思广益的方法,三是模拟假设的方法,四是推理演算的方法。

马陵之战

先算,就是把战争将会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前做出估量,利端弊端同时加以考虑,并制订针对性的方案。在估量各种情况时,力求面面俱到,但不宜苛求完美,这就是适算。

俗话说,过犹不及。战场局势瞬息万变,考虑得过多、过细,就有可能失去先机和勇气。《太乙遁甲专征赋》中,有六十算以上为多算,六十算以下为少算的说法,即有60%以上的把握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策,形象地诠释了“适算”的概念。

战国时期著名的马陵之战,就成功结合了“先算”和“适算”的预测方法。

公元前341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在屡次战败的情况下,急切地向齐国求助。齐国任命田忌为大将前往救援。田忌听从军师孙膑的建议,军队不去韩国和魏军正面交锋,而是直接攻向魏国国都大梁。魏军将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放弃攻打韩国,回国迎战齐军。

这时,齐国的军队已经越过魏国西部的边境,深入到魏国境内。孙膑利用魏军对齐国的轻视心理,故布疑阵,让齐军第一天在宿营地设立十万个炉灶,第二天设立五万个,第三天设立三万个,让庞涓误以为齐军因为深入敌境又急于赶路,士卒逐渐掉队逃跑了。

由于“齐军怯懦”这个思维定势非常顽固,庞涓果然中计了。他丢下步兵,只留下精兵轻骑,全力以赴追赶齐军。孙膑估计魏军的行军速度,会在天黑之前赶到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马陵是一典型的“隘形”地势,道路狭窄,旁边都是天然的险阻,可以埋伏兵士伏击。

于是,孙膑在马陵四周埋伏了许多擅长射箭的弓弩手,让士卒把一棵大树削去树皮,在树干上写了“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的字样,与齐军约好,看见火把燃起就放箭矢。果不其然,庞涓于傍晚时分到达马陵,点起火把看到树上的字样,发觉上当却为时已晚。齐军万箭齐发,借助有利地势,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庞涓无面目回见魏王,自刎于马陵。

自此,强大的魏国一蹶不振,齐国迅速发展,成为东方霸主。

如果庞涓不轻视齐军,或识破减灶之计,不贪功冒进,或追赶齐军时重视地势,对马陵这样的隘地不掉以轻心,依据魏军当时的实力,胜负之数尚不可知。但历史没有如果,庞涓最终只能落得兵败自刎的下场。

孙膑真的料事如神吗?也不尽然。孙膑制订的战术,是综合分析庞涓的性格、魏国的兵力、地势之后做出的决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素,是向来的意思。可见,孙膑的决策,是根据向来一贯性的规律做出的。决策之时,并没有万全的把握,只是综合各方面因素做出的最优化决策。但齐军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勇于贯彻实施这个胜算多的决策,可谓是“多算胜”的极佳写照。

广纳谏言好处多

庙算之时,列出战争的多方面形势,让其他将领参与讨论,集思广益,采取最佳意见,是完善庙算可行性,增加胜利概率的好办法。

俗话说,一人计短,两人计长。《论语》里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言论。清代昭梿在所著的《啸亭杂录》中提到:“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可见集中讨论,听取多人意见的重要性。

三国时期,刘备兵败夷陵后,病逝于白帝城,他的儿子刘禅即位。丞相诸葛亮尽心尽力辅佐幼主,事无巨细,每必躬亲。时任丞相府主簿的杨颙对诸葛亮亲自过问每一件事的做法提出建议,劝诸葛亮不必亲自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对下属应有分工。但诸葛亮深感责任重大,仍然亲自处理大小细务。诸葛亮特意写了《教与军事长史参军掾属》,其中提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号召文武百官、在朝在野贤士积极参与政事,集中众人智慧,广泛听取多方建议,力求把每一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时期三大战役之一,也是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它奠定了曹操雄霸北方的根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战中,曹操把军事智慧完美应用于实际战争,部署以及齐心协力作战等条件固然是胜利的关键所在,但曹操的广纳良言和袁绍的刚愎自用,也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战争初期,袁绍兵多将广,南边的刘表、孙策或中立或反曹,在政治形势和军事实力上,袁绍都占了绝对优势,根本没把曹操的几万兵马放在眼里。袁绍出兵之时,谋士田丰苦心劝阻,认为攻打曹军时机未到。袁绍感觉田丰此言抬举曹军贬低己方,影响士气,一怒之下把田丰打入大牢,照原计划出兵伐曹。

袁军与曹军在白马城(今河南滑县东北)相持时,袁绍让军士建起箭塔,不停地向曹军发射箭矢。箭矢之密集,使曹军士卒在军营行走都要躲在盾牌后面。曹操一度处于劣势,失去信心。这时候,谋士刘晔建议曹操制造霹雳车反攻。霹雳车是一种可以向远处抛掷石头的装置,曹军借此击毁了袁军的箭塔。袁军又发掘地道攻击曹军,曹操及时识破袁军计谋,也在军营内挖掘地道,使袁军不能前进。

双方相持了三个月,曹操见士卒疲累,攻打袁绍的决心动摇,甚至有了先退兵休养日后再战的想法。他写信问计于留守许都的荀彧,荀彧提醒曹操“先退则势屈”,在双方都疲惫不堪时,谁先退兵谁就失去了先机,应该坚守并找到敌军薄弱环节攻破它。曹操得到鼓励,加强防守,改善运粮部队的结构,缩短运粮路程;同时积极寻求战机,派曹仁截击、烧毁了袁军数千辆粮车,击败袁军,逼袁绍退守官渡。

两军在官渡对峙时,袁绍的谋士许攸向袁绍献策,建议他出兵攻打曹操的大本营许昌,抢走汉献帝,使曹军首尾不相顾,趁机大败曹军。可袁绍刚愎自用,不采纳许攸的建议,使许攸一气之下投奔曹操。

曹操对许攸的到来非常欢迎,给予他极大的礼遇。许攸建议曹操攻打袁军囤积粮草的乌巢。曹操欣然采纳,攻打乌巢,将粮草悉数烧毁。袁军军心动摇,部将纷纷投曹,袁绍见大势已去,只带几百轻骑逃回,元气大伤。

曹操在袁绍军营里,发现好几封自己的部下给袁绍的来信,他把信全部烧毁以示既往不咎,进一步笼络了人心。

官渡之战中,曹军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曹操发兵迎战之前,就判断袁绍志大才疏,虽兵力众多但不足为惧。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曹操预料,袁绍虽有谋士献上良策却不采纳,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反观曹操,对人才能够妥善运用,礼贤下士,最终取得胜利。

现代社会,集思广益的方法被许多企业家广泛用于企业决策方面,比如头脑风暴等智力激励法,就是集思广益的扩展应用。

墨子片言释兵祸

模拟假设法是庙算时常用的方法之一,它通过对交战地形、敌我双方实力的估计,模拟可能出现的战况,从而制订出己方应对的策略。在中国古代,两军交战时,将领往往会利用地形图、沙盘等工具来预测对方动向及可能出现的情况,直观形象,可行性强。

《墨子·公输》里记载的墨子阻止楚王攻打宋国的故事,充分体现出模拟假设法之于战局的重要性。

公输盘为楚国制造出云梯,准备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了这件事,从鲁国出发,日夜兼行,十天后,到了楚国郢都,拜访公输盘。公输盘见墨子远道而来,非常惊讶,尊敬地问墨子:“夫子来到我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了我,我想请你去为我杀掉他。”公输盘听了很不高兴。墨子又说:“我愿意出十金的代价。”公输盘更不高兴了,但还是忍着气说:“我以仁义处世,从来不杀人!”

墨子看到公输盘这样说,起来对公输盘拜了两拜,说出自己真正的来意:“我听说您造云梯,想要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过呢?楚国富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人民,发动战争去减少自己本来就缺少的人民,去争夺自己多余的土地,不能称之为明智;宋国没有罪愆却要去攻打他,不能称之为仁爱;懂得了这个道理却不劝阻当权者,不能称之为忠诚;据理力争却没有达到目的,不能称之为坚强。您崇尚仁义,为我杀一个人尚且不肯,却为楚国攻打宋国杀死许多人,怎么能说您懂得了类推的道理呢?”

听了墨子的话,公输盘心悦诚服,但脸上的神色仍然犹豫不决。墨子于是又问他:“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停止造云梯这个举动呢?”公输盘很为难地告诉墨子,他已经把这个主意献给楚王并被楚王采纳,不好再出尔反尔。墨子提出让公输盘把自己引见给楚王,公输盘同意了。

墨子觐见楚王,并没有直接劝谏楚王,而是打了个比方。他对楚王说:“有一个人,他放着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却试图偷窃邻人的破车;放着自己华美的锦衣不穿,却惦记邻人的粗衣布裳;放着自己的美食不吃,却想要邻人的粗劣食物。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楚王听完笑了,回答说:“这个人一定是犯了偷窃病了。”

墨子接着说:“楚国的疆土方圆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这就好似华丽的车子和破车子;楚国有云梦泽,里面生长着犀兕、麋鹿等稀有动物,长江、汉水里更是水产丰饶,天下无双,而宋国是个连野鸡、兔子、鲤鱼等普通动物都缺少的地方,这就好比美食和劣食;楚国有高大的松树、纹理细密的梓树及黄楩木、楠木、樟木等珍稀树种,而宋国却没有多余的木材,这就好似锦衣与粗衣的差别。我认为,大王派兵攻打宋国这个举动,正和这个患了偷窃病的人一样。”

楚王听了后觉得有道理,可又不愿意放弃已策划好的军事行动,于是客气地回绝墨子:“你说得对,可是,公输盘已经给我造好了云梯,我一定要攻下宋国。”

墨子请求召见公输盘,公输盘到了后,墨子解下衣带当作宋国城墙,用竹片当作防守的器械,让公输盘模拟攻城的办法进攻。公输盘绞尽脑汁,用了多种巧妙的方法,都被墨子挡住。最后,公输盘的攻城器械都用尽了,墨子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屈服了,对墨子起了杀机,认为杀掉墨子就能够顺利攻打宋国。墨子识破了他的心机,告诉公输盘和楚王:“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人已经拿着我所用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墙上严阵以待了,你们可以杀我,却杀不尽保卫宋国的人。”

楚王心悦诚服,对墨子说:“好了,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正是运用了模拟假设的方法,把攻守的形势形象地展现在楚王面前,没有讲道德仁义等大道理,却使楚王心悦诚服,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成功消弭了一场兵祸。

现代社会,模拟假设的方法在多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建造楼盘时,会事先勘测好地形,绘制详细的规划蓝图,以便减少施工误差;制造汽车、机械设备等工业产品时,往往也会提前采取工业仿真的方法(即对工业流程和工业产品进行仿真演示),找出流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

孙武论战

推理,从逻辑学角度诠释,指从一个或几个已知命题得出另一个命题的思维过程;演算,指按照一定的原理或公式计算。《宋史·律历志十五》:“至于李淳风、一行而后,总气朔而合法,效乾坤而拟数,演算之法始加倍焉。”演算多用于数学运算。推理演算,即依据客观情况,按照一定规律对客观事实进行计算衍生,从而得出事物可能的发展结果,是一种有理有据的科学方法。

孙武在《孙子兵法·军形篇》中写道:“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在这里,孙子提出了度量数乘胜法,这是一种逻辑严密的推理演算法。根据双方所处的地域不同,推出占有的土地面积大小;根据土地面积大小,推出占有的物质资源多少;根据物质资源多少,推出军事实力强弱;根据军事实力强弱,推出战胜的概率大小。步步演算,层层推理,战术计算周密而合理,充分体现出孙武缜密敏锐的军事智慧和当时的数学运用水平。

据《左传》记载,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晋国理官士弥牟负责成周之城的设计。他计算城墙长度、高度,墙体厚薄,护城河的深度,挖土的方向和距城墙的距离,开工和竣工的日期,需要的人力、材料、粮食及按国家大小分摊的建城具体丈数,写成了详尽的书面方案,由晋国大夫韩简子监督工程进度。因为计算精确,工程在30天内如期完成。可见当时推理演算法的应用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吴问》中,孙武对晋国国势的分析,进一步体现出推理演算法应用于战前谋划的效果。

吴王问孙武:“晋国的六位将军分别据守晋国的一部分国土,您看其中谁会先灭亡,谁会最终守住领土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先灭亡。”

“接下来是谁呢?”

“接下来是智氏。”

“再接下来是谁呢?”

“是韩氏和魏氏。赵氏没有失去祖传的礼法制度,所以晋国最后一定属于赵氏。”

吴王看到孙武这么肯定,纳闷地问:“您可以给我讲一下您这么说的根据吗?”

孙武说:“可以。范氏、中行氏规定的田亩制度,是以八十步的长度为一畹(30亩),以一百六十步为一畛(田地的边界),收取五成的税。这样一来,制田就变得狭小,贵族相应增多。抽取五成的税,公家就会富有。公家富有,又会更多地设置贵族士人,君主会因此骄横,臣僚变得奢侈,希望依靠战争来建功立业,所以范氏、中行氏会先灭亡。

“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做法类似,所以接下来灭亡的会是智氏。

“韩氏、魏氏规定的田亩制度,以一百步为一畹,二百步为一畛,抽取五成的税,制田狭小公家富有,必然会步智氏的后尘。

“赵氏规定的田亩制度,以一百二十步为一畹,二百四十步为一畛,公家不收税。公家不收税,就会变得贫穷,贫穷则养的士人少。君主和臣子节俭收敛,把国家的防御寄望于富裕的人民身上。所以,赵氏会固守国土,晋国最终都会归他所有。”

吴王听后非常有感触,赞叹说:“说得好。王者之道,就在于厚待自己的子民啊!”

孙武依据所拥有的土地及所采用的制度、对人民的态度,条理分明地分析出六个将军的成败,提出“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的观点,充分印证了推理演算法在预测战争胜负中的重要作用。

一场战争的胜利,仅仅依靠战前的庙算是不够的,战前谋划再周密,也不能确保百分之百胜利。孙武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提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的观点,意思是在实施作战计划时,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灵活改变战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变而变,以变应变,才会取得最终胜利。

项羽大意放刘邦

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曹操在战前判断袁绍“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虽兵多不足惧”,但他在白马城之围、官渡决战时,都曾因战局变化而动摇过,在手下谋士的鼓励下才找回信心,终于打败袁绍,赢得胜利。如果曹操不知变通,因为战况不按自己所期发展就轻易放弃,也不会成就霸业了。

秦朝灭亡后,以刘邦为首的汉军和以项羽为首的楚军争夺天下。起初,刘邦处于劣势,在彭城被楚军击败后,逃往下邑(今安徽砀山),后来又驻军荥阳(今河南荥阳北),以荥阳为据点,与项羽对峙了一年多。

公元前204年,项羽包围荥阳,断绝汉军粮草通道。很快,荥阳城内粮草断绝,士卒百姓饥饿难忍,汉军体力日益衰弱,荥阳城危在旦夕。这时,汉军谋士陈平建议刘邦给项羽写一封诈降信,把项羽大军主力引到东门,再想法从西门突围。刘邦同意了。陈平又让貌似刘邦的纪信化妆成刘邦出去诈降,去除项羽的戒备心。

第二天一早,汉军就打开了东门,陈平先让城中两千余名妇女穿上军装,从东门走出,迷惑楚军耳目。楚军果然都被引到东门外围观。然后,陈平又让假扮的“汉王”坐在车里,由仪仗队开路慢慢出城。等到项羽发现刘邦是假冒的,刘邦早已经带着谋士良将从西门突围了。

荥阳之战中,汉军处于劣势,却并未自暴自弃,而是险中求胜,在毫无机会中创造机会,使刘邦成功突围逃往关中,得以保存实力。而项羽在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势下,相信汉军诈降在先,不约束兵卒严加设防在后,使几乎到手的胜利化为泡影,为垓下之败埋下隐患。

晏婴出使楚国

《周易·系辞下》中提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是,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产生变化,发生变化才会使事物发展不受阻滞。通俗地讲,即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变通,遇事不钻牛角尖。懂得变通,才会不断找到转机,无往而不利。

春秋末期,齐国大夫晏婴出使楚国。楚王仗着国势强大,打算为难晏婴,以显示楚国的威风。晏婴身材矮小,楚王便让人在城门边开了一个小洞,让晏婴从这个洞入城。晏婴停下脚步,对接待的人说:“我要是出使狗国,就从这个狗洞进去了;但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怎么能从这里进去呢?”楚王听了下人的报告,只好打开城门,迎接晏婴进入王城。

晏婴拜见楚王时,楚王傲慢地说:“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婴不卑不亢地回答:“我们的首都临淄人非常多,大家一齐举起袖子,就好像天上的云遮住太阳,挥一把汗水,就好像下了一场雨;大街上行人如织,站立时肩膀擦着肩膀,走起路来脚尖碰着脚跟,怎么能说是没有人呢?”楚王不甘心,继续问:“既然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派你来了呢?”晏婴回答说:“我们国家有个规矩,访问上等国家,要派上等人去,访问下等国家,就派下等人去。我是齐国最不中用的人,就被派到这里来了。”楚王听后,哑口无言。

其后,楚王设宴款待晏婴。席间,安排两个武士押着一个犯人进殿拜见,楚王故意发问:“下面绑着的是什么人呢?”武士说:“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看着晏婴,嘲讽地问:“齐国人都喜爱偷盗吗?”晏婴站起身,面不改色地说:“我听说,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同样的橘树,一旦移植到淮北,就只能结出又小又涩的枳,就是因为水土不同的缘故。同理,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遵纪守法,一到楚国就做起了盗贼,可能也是因为两国的水土不同吧!”

楚王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本来想取笑大夫,没想到反而让大夫取笑了。”自此待晏婴如上宾,心悦诚服。

面对楚王的不断刁难,晏婴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应对得体又不失分寸,言语不愠不火,恰到好处,维持了国格的同时也维护了个人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