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2年5月30日,法国《快报》(L’express)刊登了一篇名为《柯尼斯堡的幽灵》(Les fantômes de Kônigsberg)的文章。文章称:自德国首都柏林到俄罗斯城市加里宁格勒的新干线开通之后,许多德国人都前往该地,去寻找自己童年时代的踪迹。用文章作者Lucas Delattre的话说,是去“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这里似乎有意地使用了马塞尔·普鲁斯特那本著名小说的标题)。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德国人对一个俄罗斯城市如此地魂牵梦绕,一往情深?上个世纪的“柯尼斯堡的幽灵”为什么依然徘徊在欧洲的土地上?这一切都将追溯到上个世纪的那场战争,那个东普鲁士的寒冷冬天……
1945年的1月在东北欧居民的记忆中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月份。每个夜晚,温度都降到了零下25摄氏度,昼间的温度也仅仅爬升到零度左右。大地和波罗的海已经一片冰封。这年的1月24日,苏军已经切断了所有通向西方的道路,德国的东普鲁士省已经被彻底孤立。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成千上万的平民带着他们能带出的所有财产,乘坐雪橇与马拉货车仓皇出逃。他们身后是席卷而来的苏军,而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逃生:或从柯尼斯堡附近的小港毕罗(Pillau)搭乘船只西行;或穿过一个封冻的咸水湾湖,弗里施湾(Frisches Haff),再穿过一个叫弗里施沙嘴(Frisches Nehrung)的沙岬,前往哥登霍芬或但泽,从这两处地方的港口再出海回到德国本土。弗里施湾上的主道穿过海利根贝勒(Heiligenbeil)小镇,前往这个小镇的道路上,惊恐的难民们争先恐后地逃生。乱兵与难民将小镇堵得水泄不通。每天自拂晓起,冰上的小道就充斥着货车、马车、牲畜与人的嘈杂声。难民们的前进极为缓慢。德军士兵在冰上铺上了木板以指示出安全的冰面。成千上万的难民就沿着条道路缓步蹒跚前行。这条主要由妇女、老人和孩子组成的细细黑线就这样慢慢地在雪白的冰面上移动。低飞的苏军飞机时不时地呼啸着掠过上空。道路两旁到处都是丢弃的行李,翻倒的车辆与冻僵的尸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冰雪天气的受害者,也有不少人踩破了薄薄的冰面掉入湾湖之中,更多人则死于苏军飞机的低空扫射,他们的血染红了白雪。没有面包充饥,没有饲料喂养牲畜,也没有人想和队伍中的难友谈一谈,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如此仓促地收拾细软,离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房子和城镇;他们更不愿意去想,那些没能逃出的人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命运,他们将被苏军蹂躏,遭到掠夺、强奸,沦为俘虏,或是被杀。那么,这些东普鲁士的居民何以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
早在一年之前,德军的战争天平就已经下沉。1944年,盟军在西线已经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军已经决心不仅要将战争带向德国本土,而且要为他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亲人复仇。1944年6月,为了配合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作战,苏军也在东线发起了巴格拉季昂攻势,当英美军队从西面进逼之际,苏军也在迅速地收复失地,并朝东普鲁士挺进。尽管柯尼斯堡已经在1944年8月饱受盟军战略轰炸之苦,但在1945年苏军发起攻势的前夕,这座城市还是已经尽可能地武装到了牙齿。希特勒命令负责该城防卫的长官,奥托·拉什(Otto Lasch)将军,柯尼斯堡将“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在持续数周的轰炸之后,苏军以6万名士兵生命的代价,于1945年4月9日攻陷了柯尼斯堡。德军也有5万人阵亡。而在这场大灾难中,成千上万的平民或者不得不穿越冰封的波罗的海,或者去面对心中燃烧着复仇火焰的苏军。柯尼斯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是极具悲剧性的,它不该被遗忘,本书将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这整个大悲剧的始末。
然而,如果要研究柯尼斯堡乃至整个东普鲁士在二战时期的历史,就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苏军的“战争暴行”问题。不可否认,二战时期在双方阵营中都出现过的、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大部分人对此都有比较清醒和公正的认识。其争议点主要来自对这一“矛盾”进行道德上的判断。一方面,指责胜利者在为了夺取胜利采用了某些有失公道的手段,当然不失为一种清醒的立场;甚至对苏军士兵的某些过激行为加以严厉谴责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企图以此抹杀盟军战争的正义性质,则不可取。另一方面,严厉地指责纳粹的战争罪行,虽然完全正确,可是如果继而认为,纳粹既然已经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卑鄙无耻的罪行,那么,不论苏军和英美军队,在德国平民和武装人员身上做了什么,都是完全合乎道义和合理的,则恐怕也失之偏颇。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等价报复原则,可以追溯到人类最最古老的“自然法”实践中去,对我们而言,甚至无须诉诸《汉谟拉比法典》或是《圣经》;“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这一最简单和严厉的立法,早见于西汉末年民不聊生的乱世(本书完成前不久,笔者在旁听俄罗斯科学院的德米特里耶夫教授讲座时,得知在今日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人们依然遵循这样原始的法则,俄语作“Талион”)。但是另一方面,也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家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和舍斯托夫等)提请我们,去珍惜“一个小女孩的一滴眼泪”,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独特和宝贵。说二战是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对盟军战略轰炸的“合目的性”作出种种评估,在道德伦理上同样也不足以弥补一位德国母亲或一个德国孩子曾经受到的不可以弥补的伤害,最终还将归结到一个“伊万·卡拉马佐夫式”的命题上去:凡人如何得以有权利宽恕杀害他人、杀害孩子的凶手?何以有权利代替已经死去的冤魂来宽恕?如果至高的人道主义立场显得稍微迂腐的话,苏军对一些东普鲁士和柯尼斯堡的平民,乃至德国平民所做的,恐怕也完全不能用“正义”、“公理”之类的话语来加以辩护,如果说有某种公理或正义的成分,那也是原始和野蛮的。连苏联在战后出版的一本国际法著作都承认,“战时行动只能用于敌方的武装部队和其他军事目标,而不能用于和平居民。”这一宗旨早在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就已经体现,在战后的《日内瓦公约》中再度得到强调。苏联作者在谴责纳粹曾“极其粗暴地践踏”这一原则之同时,似乎选择性地忽视了苏军所犯下的类似错误。国际法规定,自然人因犯危害人类罪要负个人刑事责任,而要求整整一个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则无法可据。然而,等待胜利者的可能是一切(权力、荣耀、财富……),却从来就不是法庭。
不过,如果认为为了某个目的,可以毫不留情地牺牲掉成千上万德国平民的生命,那就将继纳粹而走上同一条不归路。苏联和英美军队的暴行不妨碍其战争总体性质仍为正义的,德国平民所受的无理暴行,不妨碍他们曾经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希特勒的共谋,要为战争背负不仅是良心上的,也是肉体上的罪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说,受苦受难的德国平民值得“同情”,苏军的狂暴可以“理解”。不敢正视德国人民鲜血的人,则将如何去解释自己对法西斯种种暴行之斥责,对人性种种崇高之褒奖?荷兰启蒙法学家格劳秀斯早在1625年写下的一段文字或可以用来结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历史学家们有时将这种处死敌人,特别是战俘和避难者的权利归因为实行报复,或者是对顽固抵抗的惩罚。这些原因有时可能是真实的,但不能作为赋予这一过程以正当性的理由,因为,严格地和适当地来说,关于报复的法律,必须直接地在犯法者本人身上执行……
研究或者说是重构1945年前后柯尼斯堡的历史,必然要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史料的匮乏;甚至夸张点说,这个任务和重构1240年12月被蒙古军队攻克的基辅城的那段历史,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尽管这两个事件相距有700年的光阴。原因很简单,生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而生还下来且愿意向后世回忆那段肯定是一生中最恐怖和悲惨的记忆的人,总体上说来更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无数能代替死者说话的档案文献早已在战火中化作了劫灰。意大利著名经济史家西波拉曾言,牵涉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文献资料,如果不是压根就没有被“生产”出来,那多半可能遭遇所谓的“两厄”:或被别有用心地毁灭,或是偶然地被消灭或是逸失(Between History and Economics)。与柯尼斯堡历史相关的种种文献,遭遇了所有这些不幸—毁于骑士团总部搬迁之清理,毁于盟军之轰炸,毁于苏军之围攻,毁于占领军的“去德国化”,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在柯尼斯堡之战某些重要环节的重构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得依靠或源自德国或源自苏联的单方面陈述;由此,为了不将此书变成一部纯粹的“暴行史”或是“控诉史”,本书除了作出下面提到的几方面努力外,还将目光由对战役本身的集中叙述,转移到德国历史和精神的深处,试图揭示出这一悲剧的根源。
此书的写作,需要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借鉴前人的成果。近年出版的关于柯尼斯堡战役的著作,最权威的当属伊莎贝尔·丹尼(Isabel Denny)的《希特勒要塞城市的陷落:1945年柯尼斯堡战役》(Fall Of Hitler's Fortress City: The Battle for Konigsberg 1945),该书利用了大量的柯尼斯堡平民回忆材料勾勒出整个柯尼斯堡惨烈历史的全貌,让笔者获益良多,可惜这位作家对于苏军之暴行过于敏感,笔墨渲染也过多,使全书的战史色彩淡化,几乎没有对战略与战斗情况的具体描写(此书还在“北方”及中央集团军群更改名称、苏军突击梅梅尔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阵亡等等事件上出现了一些小错);此外,军刊《闪电战》杂志第37期《燃烧的国王之山》一文,也是一篇聚焦柯尼斯堡攻城战始末的佳作,然其极为简略也是有目共睹的。笔者查阅了近年出版的亲历东普鲁士之战的德国士兵及平民的回忆[如埃里卡·摩根斯坦(Erika Morgenstern)的德文版亲历记《生不如死:1944-1948年的东普鲁士》、经历围城的德军军官弗里茨·布兰肯霍恩(Fritz Blankenhorn)的回忆录《古来征战几人回》(Und fahr’n wir ohne wiederkehr)等等,详见书后“主要参考文献”],并参考了大量立场各异的战史著作和德苏双方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尤其是当时负责东普鲁士防御的坦克第3集团军军长爱尔哈特·劳斯将军(Erhard Raus,1889-1956)的英文版回忆录《装甲战役》(Panzer operations)],补充了大量的战略分析和战斗细节,使本书的战争史色彩更加鲜明;此外,关于柯尼斯堡前史的很多文字均参考了不少德国当代普鲁士史家的德文论著,其中大部分也是第一次与汉语世界的读者见面。但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舛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在海涵之余予以指正。在写作过程中,刚寒锋兄长一直热心地予以鼓励和各种资料上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年3月1日
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