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CHAPTER 01
“王城”前史
（1255-1918）
Land der dunklen Wälder
黑色森林，广袤无边，
Und kristallnen Seen,
浅湖如镜，星罗棋布，
Über weite Felder
神奇的光芒
Lichte Wunder gehn.
闪耀在无尽的大地之上。
Starke Bauern schreiten
强壮的农夫
Hinter Pferd und Pflug;
在畎亩间辛勤劳作，
Über Ackerbreiten
肥沃的田地上空
Streicht der Vogelzug.
一行大雁排云而上。
Tag hat angefangen
晨曦
Über Haff und Moor.
在小湖与沼泽之上升起，
Licht ist aufgegangen
光亮
Steigt im Ost empor.
染红了东边的天空。
Heimat, wohlgeborgen
我们的家乡啊，就惬意地
Zwischen Strand und Strom,
依偎在河与海的怀抱里，
Blühe heut und morgen
今夕，明朝，
Unterm Friedensdom.
永远在静谧之中微笑。
Und die Meere rauschen
沼泽则在低吟着
Den Choral der Zeit.
时光的颂诗，
Elche stehn und lauschen
一头麋鹿，伫立在这永恒之中，
In die Ewigkeit.
在静静地倾听。
Herbert Brust，Ostpreußenlied 1930
—《东普鲁士之歌》，赫伯特·布鲁斯特
条顿骑士团与柯尼斯堡
生于德国东普鲁士省柯尼斯堡的作家君特S·弗雷登海希（Günter S.Freudenreich），在满怀深情地追忆童年时光时感叹到：“哦，东普鲁士，那些不曾目睹你的绝代风华的人，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引自《在柯尼斯堡的童年岁月》（Kindheit in Königsberg）第一章]的确，德国的东普鲁士省份以及它的首府柯尼斯堡曾经是一片无比静谧而美丽的土地。在这个地区的东边，马祖里（Masurian）湖区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这些分布在密林之中的湖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地人将它们称为一个个“小眼”。只需要看一眼，游客们就能肯定，这片土地乃是全德最美丽的地方，它的美与其说来自壮阔的乡间风景，不如说是因为它的与世隔绝、保守和它那似乎永远不受打扰的孤独。
这个省份大部分的居民都在容克地主的地产上或其周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生活的轴心，就是一年的劳作与季节的更迭。他们的收入来自谷物种植、每日放牧与伐木。这里并不富饶，但是却弥漫着一层谦卑的满足气氛，因为他们的衣食乃是靠每日辛勤的劳作而来。一位英国作家在1938年写到：“这片土地，洋溢着一种极为静谧的气息，尽管居住其间的人们必须与自然造成的种种困难与不断变更的边境线作永恒的斗争。”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在城乡差距已经很明显的时候，还是很少有地主在城镇里拥有产业。只有一条修建不久的高速公路将城镇与乡间连通，而大部分的道路都是只能通行推车和小货车的土路，夹道种植着栗木、山毛榉和白桦。无疑，交通节奏是十分缓慢的，反映出这个省份独特的闲适情调。
在乡间，人们的生活也完全是跟随着季节的韵律。东普鲁士的冬天是漫长而严酷的，但也是那些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最平静的时期，尽管冰雪皑皑的景致让人心动，人们同样也期盼着春天的到来。雪水从树梢上轻轻滴落，揭示着春天的临近—一个出生在当地的作家恩斯特·魏切特（E.Wiechert）描绘到：“开始，就仿佛是一道尘幕，随后则变成白亮亮的溪流，在每一个树上欢笑”。又如马克斯·弗斯特（M.Füster）描述的，春天的降临是突如其来的，只有微风中携来“香槟般的芬芳”，充任她的信使。而当鹳鸟、乌头麦鸡与欧掠鸟从冬季的迁徙中返回，则宣告着闷热的夏季为期不远。届时，黑色林木环抱的田野中将麦浪起伏。在秋季，当红叶满山，收获结束，暴雨季节就将来临，那时候，风雨中的乡村将显得格外的沧桑。
东普鲁士的海岸线从维斯杜拉河口蜿蜒曲向东北，绕过但泽湾直到梅梅尔城（今立陶宛之克莱佩达），这是一个松木环绕的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沙滩与河口。波罗的海的这个地区大部分都被两个狭长的沙洲保护起来，每个沙洲都围住了一个大而浅的咸水湾，在夏季，它们也是数以千计的鸟类栖息的摇篮。西面的沙洲，被称为“弗里施沙嘴”，它从但泽一直延伸到普莱格尔（Pregel）河口，绵延100公里，但是却只有200米宽，在沿岸分布着许多小渔村。它围住的咸水湖湾名为“弗里施湾”，将近20公里宽。弗劳恩堡教堂，是埋葬哥白尼的地方，坐落在其中的一个岛屿边上。从这个砖石结构的教堂塔楼上，可以一览沿岸柯尼斯堡壮阔的风光。在弗里施沙嘴与北面沙洲之间，是一片战前名为“泽姆兰（Samland）”的地方，因其盛产琥珀，也被称为“琥珀海岸”。
北面的沙洲被称为“库里施沙嘴（Kurisches Nehrung）”，它给人的印象则更加深刻。库里施沙嘴从泽姆兰半岛至梅梅尔河口，绵延100公里，与世隔绝。沙洲上的空气充满着海水的咸味，长满松木，附近的森林也是野猪、麋与鹿的栖息地。20世纪20到30年代，该地成为了渡假胜地，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东德意志铁路联合公司的宣传标语就是“奔向海湾与大海”，它在最受游客青睐的地区格兰兹（Cranz）开通了好几趟专列。从柯尼斯堡车站发车的14.03列车（根据德国当地车次命名习惯推测，“14.03列车”是指14：03分发车的车次），只需半小时就能到达海滩。它穿过弗里泽内（Fritzener）森林与泽姆兰半岛平坦的耕地，开着宽大的车窗，奔赴波罗的海最有名的日光浴胜地。另外，在波罗的海海岸，尼登（Nidden）也是很受欢迎的渡假城镇。
将这些分散的港口城市连接起来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笨重的木渔船，它很适合在库里施湾湖的浅水中航行。拍摄于20年代的照片显示出渔民们在齐踝深的水中将大量的鱼从船上卸下来，而渔妇们则在望不见尽头的沙滩上晒鱼。在这些小镇之外，则分布着许多的金黄沙丘，看起来仿佛沙漠中起伏的沙浪。这些可以移动的沙丘是由松散的沙子组成的小山，在风暴天气里能达到8米高。在光滑的沙丘之后，则是静止的绿草覆盖的山地，在松林与野草之间点缀着星星小花，让游人感觉时间仿佛静止在那里。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的居民，在早期的史籍中被称为“Bruzi”或“Borussi”，后来更是以“Pruzzi”而闻名。他们被认为是“印欧人种中的波罗的海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应该是一种与古北欧各民族相似的多神教（请参考塔西陀的《日尔曼尼亚志》一书）。这样一种信仰与基督教自然是格格不入的，而条顿骑士团肇建柯尼斯堡的那段历史，就要追溯到这片土地的所谓“基督教化”。
条顿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并称“三大骑士团”，其发轫则要追溯到1190年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是在东方“圣地”的局势发生了对基督教世界不利的倾斜下发起的。此前，在哈丁战役大获全胜的名将萨拉丁一鼓作气攻占了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这次的东征，教皇主要就是以“光复圣地”为号召。1190年，在十字军攻下了亚克（Akkon）之后，一批主要来自来自德国吕贝克（lübeck）和不来梅的骑士，在这个堡垒建立了一个战地医院，这可以算作是条顿骑士团的雏形。次年，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发布了一份诏书（这份应该是条顿骑士团最古老的诏书文件，其命运我们以后还将提到），在诏书中，他宣布，从今以后条顿骑士团现有和将来的一切产业，都将受到使徒王座的保护。
不过，自1190年得到了亚克城堡后，尽管条顿骑士团又多次获赠土地（例如在1195年，香槟区的亨利伯爵将提尔赠送给了骑士团，又在次年的3月再赠送自己在雅法的封邑），并在东方形成了一定的势力，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无法与如日中天的其他骑士团一较短长。由此，条顿骑士团不得不向别处谋求延伸自己的势力。12世纪的普鲁士的局势发展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
早在1211年，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Andreas II）就邀请骑士团前去帮助镇压库蛮人[库蛮人在研究中央欧亚和东欧历史的著作中又被称为“科曼人”，他们应该是突厥人的一支，在欧洲历史上也相当有名，因为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拜占庭与十字军的雇佣军中效力，例如，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和尼西亚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均利用过库蛮雇佣军，他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蒙古将军速不台以及拔都王子的西征中。见美国阿尔泰学大师丹尼斯·赛挪（Denis Sinor）在其相关著作中对库蛮人族源、历史和习惯的叙述]，并许诺，以希本堡地区（Siebenbürgen）南部的布尔曾兰德（Burzenland）给骑士团作为封地为代价。不过，在1225年，由于早已深怀野心的条顿骑士团反客为主，试图在他们的封地上建立独立国家，匈牙利国王当即毫不客气地将他们驱逐出境。不过，对于已经了解到普鲁士形势的条顿骑士团而言，这自然只是一个开始。
自12世纪下半叶以来，波兰的马佐维亚公爵康拉德一直企图将那些不怎么温驯的普鲁士土著收服到自己的统治之下，换言之，也就是要让这些异教徒皈基督教并成为自己恭顺的臣民。但是，这些普鲁士土著的反抗异常地激烈，1215年前，马佐维亚公爵在这个颇具野心的计划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此后，他曾试图向波兰其他的诸侯求援，但是却得到了极其冷淡的反应。这也很自然，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诸侯都不会为了马佐维亚公爵的利益去牺牲自己的军队，扩大对手的势力范围。同时，教廷却希望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普鲁士地区的这些异教徒中去，而骑士团由于在东方“圣地”的形势越来越让人寒心，也在继续寻求扩张势力的机会，双方一拍即合。因此，在当时普鲁士主教克里斯第安的一力撮合下，马佐维亚公爵康拉德向条顿骑士团请求援助，希望骑士团可以出手帮助他征服普鲁士人。殊不知，觊觎普鲁士已久的条顿骑士团，对于马佐维亚公爵的求助正是求之不得。
条顿骑士们极为野蛮地执行了他们对波兰马佐维亚公爵的承诺，数以千计的普鲁士人被屠杀，其他的则被赶出家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则不得不忍受基督教徒的压迫。事实上，条顿骑士团与普鲁士土著的战争是残酷而且漫长的，并不像所谓的“基督教化”这样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词那样简单。从条顿骑士团势力进入普鲁士伊始，普鲁士人各种形式的起义和反抗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242年，普鲁士的各个部族联合发动了大规模起义，战斗持续了11年之久。直到1253年，条顿骑士团才在其他友军的配合下，最终将普鲁士人镇压下去。
几乎就在军事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在干局有为的骑士团总团长的经营下，条顿骑士团获得了在普鲁士新征服的土地上的种种权利。1226年3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根据总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Hermann von Salza）在瑞米尼提出的文件，颁布了一份“黄金诏书”，诏书宣布条顿骑士团将有权占有马佐维亚公爵赠予的土地和他们征服普鲁士人后获得的土地，进攻骑士团的领地将遭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严厉惩罚；此后，在1230年，马佐维亚公爵在和条顿骑士团签订的新条约中承诺：如果条顿骑士团征服库尔姆兰（Kulmerland），该土地将永久赠予骑士团。1234年8月，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又突然颁布了另一份加强条顿骑士团地位的诏书。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针锋相对地宣布，库尔姆兰和所有条顿骑士团在未来所占领的土地，均属于“使徒圣彼得的权利和所有”，将被置于教宗的庇护之下。事实上，不管这道诏书有多大成分是针对“山那边”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终的得益者都还是条顿骑士团。不过，后来在世俗化之后的“勃兰登堡-普鲁士”要转化为王国之时，教皇借着这个古老的过时权益小小地刁难了一下普鲁士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见“柯尼斯堡加冕”一节）。
一方面是与普鲁士土著激烈的战争，另一方面，是没有喊杀声，但同样是欧洲各势力激烈角逐的外交战场，条顿骑士团一步步地走向繁盛。13世纪，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稳步地建立了第一批城堡据点，包括托尔恩、库尔姆、玛利亚维尔德、雷登和格劳登茨。骑士团从托尔恩到1239年建立的瓦尔加一线上，形成了牢固的城堡链，深入普鲁士内地。此外，赫尔曼·冯·萨尔扎还通过招募和吸收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诸侯国的十字军来进一步扩张条顿骑士团的势力。1237年，骑士团通过与立窝尼亚的圣剑兄弟骑士团合并，在该地也建立了一系列的骑士团城堡，条顿骑士团领地从波罗的海东岸到南岸连成了一片。
随着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波罗的海沿岸势力的逐步深入和巩固，我们故事的“主角”—柯尼斯堡也浮出了历史的地平线。柯尼斯堡，原为德国的一个边境城市，它的城墙、壕沟，加上14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堡垒，均为防御斯拉夫人入侵之用，当年，这些斯拉夫人是侵扰边境的常客。1255年，条顿骑士们在一座山上建立了一个小要塞，该地东距柏林600公里，距波罗的海仅数公里，坐落在普莱格尔河崎岖的河岸上。他们排干了附近的沼泽，并着手在城市周围修建一道防卫城墙，这道城墙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又得到多次加固。随后，条顿骑士们在城内建筑了一座城堡，并将这个新的定居点命名为“柯尼斯堡（Königsberg）”，直译为“国王之山”，以纪念他们的盟友波西米亚国王。很快，在这座“王城”周围，陆续出现了很多沿着河岸建造的木制房屋与码头，而在1333年，一座宏伟的砖石构筑的大教堂也拔地而起。1457年，随着条顿骑士团的总团长的迁入，这个定居点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直至成为后来东普鲁士一方的明珠。
东普鲁士地区及其首府柯尼斯堡的历史，自基督教化以来，大体上也经历了条顿骑士团领地、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普鲁士、后来的普鲁士王国以及更加为人熟知的帝国时代几个阶段。19世纪前的柯尼斯堡城市历史、柯尼斯堡与条顿骑士的因缘始末、由骑士领地到公国的转变，等等，由于文献不足而长时间处于昏暗、模糊，甚至有些神秘的阴影里。所幸的是，由于近年来新发现的柯尼斯堡市政档案和文书，加上以“东西普鲁士历史研究委员会”诸位的辛勤研究，这段历史得以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东西普鲁士历史研究学会的多位普鲁士史学家在两年以前，联合出版了论文集《普鲁士人的第一个省档案馆：柯尼斯堡市档案馆建立纪念论文集》（Preussens erstes Provinzialarchiv : zur Erinnerung an die Gründung des Staatsarchivs Königsberg），以新发现的柯尼斯堡城市文书（如当年条顿骑士团的文件、总团长的私人信件）为基础，对中世纪以来的普鲁士和柯尼斯堡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我们这里有幸能够将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的读者，由此，19世纪前柯尼斯堡城市历史的沧海桑田也将一一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关于柯尼斯堡本身的古老记载委实不多，然而，从笔者其下叙述的草蛇灰线之间，读者也许自能寻摸出这座古城的血肉灵魂来。
迪特尔·海克曼在题为《柯尼斯堡城市亡佚文献拾遗》（Das Staatsarchiv als Ersatz für das verlorne Staatsarchiv Königsberg）的论文中首先提出，“就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柯尼斯堡的城市文献并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完全亡佚”。根据海克曼的统计，现存的柯尼斯堡城市文献包括有276份19世纪的市政文献，以及七大册时间下限为1923年的城市档案，其中不少文书的价值是极其珍贵的。由这些文书出发，马里奥·古劳尔特（Mario Glauert）的出色研究—《从亚克到柯尼斯堡》（Von Akkon bis Königsberg）—为我们揭示出了中世纪柯尼斯堡与条顿骑士的因缘始末，而他的著作极有特色的地方在于：钩连起这一切历史线索的仅仅是条顿骑士团的重要文书，条顿骑士团从“东方圣战之地”出发，以柯尼斯堡为终点不断转移；正是他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全新的且作为条顿骑士团秘密文件储藏地的柯尼斯堡。
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来自德国吕贝克和布里门的条顿骑士们在东方圣地获得亚克城堡的第二年，教皇克莱门特三世发布了一条训令。在训令中，教皇将条顿骑士称为“玛利亚教堂的德国兄弟们”，并宣布从今以后，条顿骑士团现有和将来的一切产业，都将受到使徒王座的保护。这份文书是最古老的骑士团总团长文件。而今天，这份文书保存在现存的柯尼斯堡城市文献中，由追寻这份古老文书从东方圣地到柯尼斯堡的300年旅途开始，条顿骑士与柯尼斯堡的一段因缘也许将从此明朗。
众所周知，条顿骑士团与其他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出现的骑士团一样，将修士和骑士的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旨在用武力来对抗异教徒。在团内，条顿骑士们有铁一样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总团长由选举产生，并终生执政，总团长驻跸的城堡即为骑士团的总部；总团长之下是负责日常行政与财政的五名总管。现有关于条顿骑士的记载表明，从一开始，东方圣地的条顿骑士团总团长就十分关心保存与本团利益和产业密切相关的账册文书。1198年前后，骑士团发生重大改变，这份教皇的授权文件，连同其他的重要文件可能被存放在亚克城堡，或者是骑士团1228至1229年间新获得的蒙特福德（Montfort）城堡中。其后的一段时间，这些文献的存放地晦暗不明。考虑到总团长负有重要的外交和军事使命，驻跸无常，条顿骑士团当时的确缺乏一个远离东方圣地的行政中心，因此很难想象，条顿骑士团的重要文书能有一个十分固定的场所存放。也有人认为，早在赫尔曼·冯·萨尔扎担任骑士团总团长的时期，条顿骑士团的文书就存放在巴尔雷塔（Barletta）的骑士大厅里。很显然，由于需要在皇帝与教皇之间奔走，以及较长时间地远离东方，条顿骑士团正需要这样一个骑士团东地中海产业与德意志产业之间的中点，来存放这些机密文件。
不久，撒拉森人的势力在基督教十字军占领的东方“圣地”又卷土重来。1271年，蒙特福德城堡的条顿骑士向撒拉森人投降。1291年，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条顿骑士团又丧失了最核心的亚克城堡。面对这一困境，条顿骑士团不得不向西方转移他们的总部。而我们讲述普鲁士的“基督教化”时，已经提到，条顿骑士团在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双重许可下，正好获得了他们在普鲁士征服的领土的所有权。但就在总部和势力转移的问题上，条顿骑士团内部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党派，一派主张他们应该维持建团时的初衷，继续留在圣地与撒拉森人对抗，另一派则希望将总部转移到他们在东普鲁士新获得的领地上。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达成了一个妥协，这直接导致了条顿骑士团总部转移到了威尼斯。至少在总团长戈德弗里德·冯·霍亨罗伊（Gottftied von Hohenlohe）驻跸到威尼斯之时，他也将对条顿骑士团至关重要的大批档案文书，从在东方的“圣地”转移到了这个泻湖城中。
1309年，总团长西格弗里德·冯·福西特汪根（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最终将条顿骑士团的总部搬迁到了但泽附近的玛利亚堡（Marienburg）。换言之，这意味着条顿骑士终于将他们的总部搬到了普鲁士的土地上。不过，至少有五十来份对骑士团十分重要的授权书仍被留在了威尼斯，直到今天才被历史学家们发现。马里奥·古劳尔特评论到，“很显然，将重要文件分开存放从一开始就是条顿骑士团文件保管的鲜明特点，他们对集中保管显然不甚感兴趣”。正因如此，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才在很多地方，如纽伦堡、艾林根、罗根斯堡等地发现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当然，最后还有四个最重要的秘密文献保管地之一的—柯尼斯堡。
在这里，从原来的威尼斯搬迁来的总团长文件与条顿骑士团先前在征服普鲁士过程中产生出的大量省首领的土地所有权文件混合在了一起。事实上，混合后的总团长文件和省首领文件，很快就一同被搬进了其修建得极尽豪华之能事的玛利亚堡。在玛利亚堡复杂的建筑群中，谨慎的条顿骑士团官员们为这些秘密文件专门选择了一个秘密地点进行存放，这与后来在柯尼斯堡的情形如出一辙。玛利亚堡是一个多面的建筑物，其中包括了碉堡、望楼、条顿骑士团的会议厅、宿舍和社交场所，等等。不过，即便是根据德国东普鲁士史家的最新研究，存放这些贵重档案文书的地点尚无法明确，骑士团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极其细致，以至于在今天留存下来的任何文件中，历史学家都无法找出关于密室的蛛丝马迹。
马里奥·古劳尔特说，最古老以及最新的玛利亚堡建筑复原显示出，骑士团存放文件的密室与总管的办公室紧密相连，很可能都在冬厅（Winterremter）下面的第一层，方向为城堡建筑的西面。他手中的一张图揭示出，在总管房间的后面有一间更大一点的房间，而存放文件的密室，可能与条顿骑士团最核心的财务主管—条顿骑士团司库们的房间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司库们是条顿骑士团最核心的财务主管，正是他们在玛利亚堡幽深的密室里，遥控着自己在但泽等地的下属们。由此，将司库的房间与存放秘密文件的密室连在一起，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尽管在条顿骑士团除了总团长外，谁才真正地掌控着这个密室和密室文件柜的钥匙，我们还无从得知，但是从整个中世纪的传统来看，似乎可以认为负责管理这些文件的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除了司库们之外，条顿骑士团的大总管、总团长的副手都可能有权力对这些秘密文件进行利用；特别是条顿骑士团的总管，从其职权来看就需要经常地查阅各种新旧文件。另外，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整座玛利亚堡中，所谓的“文件和档案”保存，并不仅仅是指那些最核心和机密的授权书以及档案，驻在玛利亚堡的许多条顿骑士团官员和幕僚每天都会产生各种文件和账簿。还有，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重要文件，是“运动”着的，很多的证据可以表明，在条顿骑士团总团长出巡期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部分与行程有关的机密文件，特别是需要与皇帝和诸侯们之间进行外交斡旋之时。
此后，大约有150年之久，条顿骑士团的中心一直位于普鲁士地区的玛利亚堡。不过，条顿骑士团此前趁波兰之危在普鲁士作威作福终于得到了报应。不久前结成姻亲的波兰和立陶宛两国对条顿骑士团发起了反击。1410年，在著名的坦能堡战役中，条顿骑士团在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率领的波兰、立陶宛、俄罗斯联军前一败涂地，总团长荣金根（Ulrich von Jungingen）也在战斗中阵亡。此后，条顿骑士团领地内的农民、贵族和独立城市也纷纷敢于起来挑战已经由于坦能堡战役的惨败而举步维艰的骑士团。特别是在1440年，53位贵族和19个城市在玛利亚德维尔建立了“普鲁士联盟”，明目张胆地对条顿骑士团的权威进行挑衅。更让条顿骑士团无法忍受的是，内敌与外敌居然纠合在了一起。1454年，普鲁士联盟与波兰结成同盟，与条顿骑士团之间进行了持续13年的同盟战争（这场战争直到后来的1466年交战双方签订了第二次托恩和约方才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则给了本来就摇摇欲坠的条顿骑士团财政致命一击。由于战斗还在继续，无可奈何之下，条顿骑士团不得不通过典质玛利亚堡的方式，偿还他们拖欠雇佣兵的昂贵战争费用。最后他们干脆将这个骑士团曾经无比引以为傲的玛利亚堡，卖给了波兰国王。1457年中期，条顿骑士团的总团长被迫搬空了他在玛利亚堡里的公私物品，并移居到普鲁士最东面的柯尼斯堡！
关于条顿骑士团出让玛利亚堡的交易细节，以及关于总团长撤退的象征性事件，其意义及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不过，更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这次骑士团从玛利亚堡的迁出，对那些保存在其中的极端重要的文件和账薄有何影响。由于失去了玛利亚堡，骑士团那些堆积如山的契约、账薄、授权书和秘密档案一下子成了无处着落的累赘，它们被成捆地运上马车，但是将去向何处？德国历史学家弗尔斯特莱特（K.Forstreuter）就注意到，在1456到1457年间，总团长助理安德列·桑伯格（Andreas Santberg）也许就是在总团长的亲自授意下，进行了一次引起后世关注的旅行，他路经里森堡，前往弗里施豪森、柯尼斯堡，并回到总团长身边。后世纷纷猜测，这次的旅行，以及连续发生的骑士团大总管的巡查，其目的都很可能是为了大规模地搬迁机密文件做准备。不过，马里奥·古劳尔特则认为，助理安德列·桑伯格在那时考虑的完全是另一码事情—对条顿骑士团文件的研究显示，“当时安德列·桑伯格正为了要得到雷瓦尔或者是库尔姆的主教职位而奔波着，如果对那个月的文献进行仔细地阅读，人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安德列·桑伯格前往里森堡以及柯尼斯堡，其真正目的与其说是为了骑士团档案文书，不如说是为了一己前程。”
另外，比起从玛利亚堡出发到柯尼斯堡的运输路线和方式，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条顿骑士团移交到玛利亚堡之前，他们多大程度上能保证自己的机密文书安全无虞？在少数德国历史学家找到的、也许属于条顿骑士团最古老的文件之一的文献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这些零碎的线索表明，在正式交出玛利亚堡前，条顿骑士并不打算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下，保留他们此前的“所有”机密文件，相反，他们很小心地销毁了一部分机密档案。还是由于史料不足，到底有多少古老且重要的文书没有被装上马车运走，而是被留在了玛利亚堡以某种方式就地销毁，至今还是个谜。由于玛利亚堡的易主，1456到1457年的总团长密件和账薄的下落成了问题。不过，在一份文献中，历史学家们发现，骑士团的图书室至少在海因里希·莱斯·冯·布劳恩（Heinrich Reuß von Plauen）出任总团长的短暂时期（1469—1470）内，被搬迁到条顿骑士团的塔比奥城堡（Tapiau）。由此，人们推断，至少有部分文件在这个时间之前被转移到了塔比奥。
至少有几年时间，柯尼斯堡成为了条顿骑士团总团长机要文件的主存放地。很可能当时条顿骑士团在地产上捉襟见肘，极为缺乏可以存放旧文件的空间。不过，后来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条顿骑士又将总团长文件从当时防御尚显薄弱的普莱格尔河畔的柯尼斯堡，大规模地迁入了上游更加平静而孤寂的塔比奥城堡。这个地方随后一度是著名的改革家阿尔布莱希特·冯·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公爵（Albrecht von Brandenburg-Ansbach）的驻地。当时，塔比奥厚厚的城墙里还关着泽姆兰的主教迪特里希·冯·考普（Dietrich von Kaub），他是作为政治犯被关押的，直到1474年才死于狱中。另外，由于此前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大本营受到了威胁，他们早在1465年就将一批111份最重要的契约迁到了马格德堡的教堂密室中进行保存。此后，这个地方一直被作为条顿骑士团机件贮藏地，至少到1523年；而甚至就在1511年，条顿骑士团还将另一批重要的文书迁入了这个地方。于是，到了15世纪末，条顿骑士团至少拥有了三个核心的新旧机件贮藏地，首先是柯尼斯堡（该地总团长在原有机件的基础上，又逐渐地积累起新的文件和档案），另外两个则是塔比奥和马格德堡。
事实上，条顿骑士团的机件在塔比奥城堡保存了大约250年之久，在1722年又重新迁回了柯尼斯堡，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历史学家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塔比奥城堡结构的哪一部分，条顿骑士们设有保存机件的密室，目前还很难给予明确的回答。因为，早在18世纪，塔比奥城堡的三个侧厅就都已被拆除了，只剩下西北侧的一个。该地今天还在继续被作为监狱发挥它的作用，尽管已经很难为读者找到相关照片了。与之相关的，我们想强调的，不仅是柯尼斯堡作为骑士团机密文件储藏地的地位，更是其浸润的条顿骑士团的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