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个人、集体、社会

博弈如果是个体与个体、集体与集体、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较量，如果博弈仅仅是两个参与人，这种博弈是可以控制和预测的。但是，如果博弈涉及到个人、集体、社会各个方面的多方博弈，博弈参与人和主体的数目甚至都不能确定的时候，对这种多角博弈的结果往往是非常难以预料的。因为其中不确定、难以预测的原因太多。

理性的个体参与博弈的时候，会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以自己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根据对方的对策，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对策。这种对策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但个人的最佳选择并不代表对博弈对方也是最佳选择，并不代表对集体利益是最佳选择。

而当个人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时，其博弈均衡则更加难以预测。例如，我们常常听说这样的事情，一哥们失恋，痛恨对方“夺走”了自己的恋人，于是请个有武力的哥们“教训”对方一顿，让对方饱受一顿“竹板炒肉”。可事情做过了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结果本来是行政处罚变成了刑事处罚，哥们都啷入狱，幕后人也以教唆罪而收入监狱，受到应有惩罚。这就是个人的非理性行为导致博弈均衡的改变，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双输”的结局。

如果博弈的参与人有一方是群体，或者双方都是群体，那么就更加容易出现不确定的博弈结果。我们在电视里看政府部门举行各种会议的时候，常常看到会议主持人盛赞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有人认为这是“套话”，不以为然。但是，其中还是有着正确的博弈内涵的。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就应该具有人格化特征，一定要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一致行动。如果没有统一的人格个性，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真正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尽管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许多合乎群体利益的群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群体内部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群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例如，我们会发现，众多的公寓、楼房，尽管家家户户窗明几净，装饰豪华，但如果没有物业公司提供的到位服务，公共用地部位往往是最脏的，乱摆乱放最多，公共通道的照明灯坏得最快而且是修复最慢的。

在股市，我们常常看到某一股票大起大落，涨时猛涨，跌时猛跌，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不会齐心协力扶持该股票的价格；对于假冒伪劣商品，人人喊打，当新闻媒体调查的时候，受害者往往是声泪俱下，但真正与造假者博弈的时候，作为消费者和受害者很难组织起来与生产和销售伪劣产品的商家斗争。

为什么会出现群体博弈而群体目标不能实现，甚至还出现造成损害的情况呢？这仍然可以用纳什均衡来解释。事实上，群体也是由若干理性和非理性的个体组成，群体是非人格化的，群体的博弈行动是群体内部成员的博弈结果。因为，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最优效用函数，群体行动的结果具有公共性，如果群体博弈实现了最初的博弈目标，那么所有群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群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工人罢工，农民上访，如果取得胜利，使老板被迫给工人加薪，给受损农民以应有的补助，这对所有工人和受害农民都有好处。但在工人群体与老板、受害农民与对方的博弈中，整个博弈成本和风险是由那些罢工、上访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分担的。而那些观望者和没有参与者却左右逢源。胜利了，他们可以加薪、得到补助；失败了，他们无须承当任何责任，也就没有任何损失。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智猪博弈”，“大猪”去按食槽的按钮，而“小猪”坐享其成。

正是由于这种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个体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一般不会为争取群体利益作贡献。人格化群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群体人数较少时，群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着群体人数增加，产生群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群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群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这就往往使没有严密组织的松散集体行动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社会也是个人、集体博弈合力的结果。整个社会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即个体或者群体为了个人或者小集体的利益，打着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旗号，扰乱社会治安，制造社会混乱，以此来要挟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满足其个人或者小群体的利益。例如，在换届选举中出现的落选候选人组织社会人员冲击政府部门；被禁止开采矿山老板、股东收买社会闲杂人员冲击各级主管部门，这实际上是个人、小集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博弈，这种博弈作为肇事者往往会制造“弱势群体”的悲情，博取公众的同情，向政府施加压力。

总之，博弈和个人、集体和社会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如何处理好这其中的博弈关系，形成一种健康向上的合力，是全社会共同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