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

文字体系的创立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标志之一，而中国文字的源远流长也有力地见证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当前已经确认的最早的中国文字是诞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者是金石学家王懿荣。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当时中国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在一次生病的时候偶然注意到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龙骨”这个名字引起了王懿荣的兴趣，他想看一看这“龙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只是已经被配成中药来使用的龙骨都是被碾碎了的，王懿荣只能看到一些碎末，而没有见到龙骨本来的面目。一段日子之后，一个叫做范维卿的同乡在请王懿荣鉴定古董的时候带来了几片龙骨，王懿荣因为先前想见龙骨而未得，所以对这几片龙骨非常珍视，他对这些龙骨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瞻，后来竟然将它们拼成了两三片龟甲，而更为重要的是，上面的刻划引起了王懿荣的极大注意。之后，经过多日的辛勤研究，王懿荣最后断定，这是先前从未为人知晓的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文字，不仅如此，他还初步辨认出几个文字的确切含义，例如，日、月、山、水、雨等。这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发现，王懿荣马上召集了一些学界名流，在进行商讨切磋的同时，也将这个重大发现公之于世。因为这种文字是写在甲骨上的，所以被称作“甲骨文”。王懿荣能够发现甲骨文并不是偶然的，他原本就是一个资历颇深的金石学家，对古代文物有着独到的研究，正因如此，几片普通的“龙骨”才能够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兴趣，而能够断定龟甲上面的刻划是一种上古文字，更需要坚实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知识基础。王懿荣因为这一发现而被称作“甲骨文之父”，不幸的是，王懿荣没能够将甲骨文的研究继续下去，在他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就在八国联军侵华之时以身殉国，年仅55岁。

后来，人们在商朝都城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出大量写有文字的龟甲，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了有15万片左右，共有大约5000个文字，已经识别的有2500多个。研究表明，甲骨文虽然基本上还是一种象形文字，但是文字学中的会意、形声、指示等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中都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特别是到了商朝后期，甲骨文更是发展得相当成熟，其后3000多年间，直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汉字都是以甲骨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

大型涂朱红牛骨刻辞 商

商朝的甲骨文是占卜时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象形文字，也称卜辞。河南安阳殷墟有大量出土。

西周时期，中国的文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是金文。与甲骨文不同，金文是铸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在商朝时，金文就已经出现，而金文最为繁盛的时期则是西周。金文较之甲骨文的进步体现在：其一，金文的造字更加规范。例如，甲骨文中的“田”字写法有多种，它们虽然大体形似，但是纵横交错的笔画数目很不确定，而金文则将“田”字统一为三横三竖，一直到今天，“田”字的字形都没有再发生变化。实际上，“田”字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代表，金文中的大多数独体字都为后世所认可和继承。其二，在甲骨文中，象形是最主要的造字方法，而在金文中，形声则取代象形成为最主要的造字方法。我们知道，现代汉字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形声字，也就是说，金文的造字方法已经脱离原始而发展到成熟的境地。其三，金文的词汇更为丰富。例如，金文中出现了甲骨文中所没有的语气词；“其”、“之”、“厥”、“彼”等第三人称代词也都是在金文中才出现的。其四，金文中已经出现了使用韵文的现象，并且很普遍，而音韵之美正是汉语美学的一个重要元素。其五，甲骨文的篇幅大多很短，一般只有几个字到几十字，而金文中长达数百字的篇幅屡见不鲜，这也直接反映出文字体系的进化和人们运用文字能力的增强。

铸造青铜器

商代的中国人把熔化的青铜液体倒进模子中。到约公元前1650年，中国人已经发展出青铜铸造技术，并利用青铜器制造盘子与其他物品。国王任命专门的官员来管理这一事业。

有了文字的运用，书籍的出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国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典籍是《尚书》。《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个部分，分别记载虞（即舜的时期）、夏、商、周四朝史事，不过，其中《虞书》和《夏书》成书于东周时期，反而是后来的《商书》和《周书》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文献记载。《商书》中以《盘庚》一篇最为著名，这篇文章记载的是商王盘庚在动员民众进行迁都之时所作的训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发表了一篇动员演说。在训词中，盘庚屡次运用形象鲜明的譬喻来进行说理，同时感情充沛，具有强烈的说服力。《盘庚》通篇不仅结构严整，而且富有文采，不愧是商朝散文的杰出代表。与《商书》相比，《周书》记载的内容更加广泛和深刻，尤其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叙事和议论手法都已经相当成熟，甚至还出现了夸张的描写，再加之细节的铺陈，个别篇章简直可以当做小说来看待。

青铜器与后母戊大方鼎

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它的冶铸始于夏朝，发展于商代，完善于西周春秋。这种合金颜色发青，故将用它制成的器物叫青铜器。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有两类：一类是兵器和生产工具；另一类是以青铜器制成的各种礼器。

后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该鼎呈长方形，有四足，通高133厘米，长110厘米，重量达875公斤。鼎腹内有铭文“后母戊”三字，说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要铸造这样的庞然大物确非易事，它充分反映了商代铸造业的高度发达。

后母戊大方鼎 商

如果说《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散文辑录，那么《诗经》则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录诗歌305篇，分作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分别是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歌；雅分作大雅和小雅，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颂分作周颂、鲁颂和商颂，都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诗经》中的作品，记载了从商朝末年到西周及至春秋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世界历史文化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耕作

几千年来，中国人在经常发洪水的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进行耕种。商代的农民种植粟、小麦与水稻。他们也家养牛、猪、狗与羊。

与文化艺术的发达局面相对应，中国上古时期的自然科学也已经上升到了引人惊叹的高度。早在夏朝时，中国人就制定出了较为完善的历法，并且后世长期沿用，以至于当今人们仍习惯将现在使用的中国传统历法称作“夏历”。我们知道，历法的制定都是以丰富的天文知识为基础的，实际上，中国上古时期的天文观测是相当发达的，世界上很多最早的天文现象记录都是中国人留下的。例如，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已经发现了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载，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人们不仅记录下了这种特别的天象，甚至还能够大体上测定和计算出日食的出现时间，这种成就能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取得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在农业时代，能够很好地掌握天文知识从而为合理安排农事生产提供有效的依据是至关重要的，而同样，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医学知识也较其他科学更早地发展起来。在传说时期，就有神农为了寻找药物而遍尝百草的事迹，而中国医药学的发生与发展，正是与神农尝百草这种探索方式息息相关的。在夏、商时期，医生的身份与巫师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当时的科学过于落后，人们极为迷信，每当生病之时总是祈之于天，这样，巫师也就自然而然地兼任起医生的角色，不过，原始医学仍然在盛行的巫术中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出土的甲骨文献表明，商朝时人们已经将疾病分成很多个门类，并且能够对症治疗，同时对人的身体也有了更为深刻和丰富的认识。到了西周时期，医生的角色就从巫师职业中分离开来，这既是因为周人尚鬼神的观念已经较为淡薄，更是因为医学知识的发达程度足以使得医生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根据《周礼》的记载，当时医生不仅成为一种专职，而且还有着更细的分化，“医师”之下，还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分别相当于现在的营养医师、内科医师、外科医师和动物医师。不仅如此，当时还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病历记录制度，这对医学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因为病历的积累为后人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础。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解释了阴阳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气”的运转的。《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由5种基本元素组成：金、木、水、火、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