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城市(5)
汉斯·罗森塔尔，20岁，他仍然躲藏在利希滕贝格区，决心坚持下去。他在一个小隔间里待了26个月，那小隔间不到6英尺长、5英尺宽。它实际上是一个小的工具棚，靠在汉斯母亲的一个老朋友家的后墙上搭建起来。到目前为止，罗森塔尔的生存是险恶的。他的父母死了，他16岁的时候被送进劳动营。1943年3月，他逃跑了，没有身份证件，坐火车去了柏林，在他母亲的朋友家里避难。在他的小牢房式的藏身处，没有水，也没有电，唯一可用的如厕设施是一个老式的便盆。他在晚上空袭的时候倒便盆，因为只有那时他才敢离开他的藏身处。除了一张狭窄的长沙发之外，隔间里一无所有。不过汉斯却拥有一本《圣经》、一台小收音机，墙上还有一张仔细做了记号的地图。尽管他对西方盟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不过在他看来似乎苏联人会攻占柏林。这让他担忧了，即使这将意味着他会被放出来。不过他安慰自己，不断地说：“我是犹太人。我已经历经纳粹的劫难而生还了，我也将历经斯大林的劫难而生还。”
在同一个区，在位于卡尔斯霍斯特的一个地下室里，约阿希姆·利普希茨生活在奥托·克吕格尔的保护之下。总的看来，在克吕格尔的地下室里是安静的，但有时约阿希姆认为，他听见了远处苏军的隆隆炮声，那声音柔和、低沉，就像厌倦的观众戴着手套鼓掌一样。他把这归因于自己的想象——想象苏联人在很远的地方。不过他仍然熟悉苏联人的连续炮击。他是一个犹太人医生和一个非犹太人母亲的儿子，他被征召入伍，进了德国国防军。1941年，在东部前线，他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但为德国的服役，并没有使他免于他是半个犹太人的罪行。1944年4月，他被挑选出来，要把他关到集中营里去。从那个时刻开始，他就一直在躲藏。
27岁的约阿希姆纳闷，现在高潮临近了，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每天晚上，克吕格尔的长女埃莉诺都来到地下室，和他一起讨论前景。从1942年以来，他们就是恋人了，埃莉诺由于没有对他们的友谊保密，失去了上大学的资格，因为她是和一个“无品位的”人交往。现在他们渴望着能够结婚。埃莉诺确信，纳粹在军事上破产了，崩溃很快就会到来。约阿希姆却不这么想：德国人将会血战到底，柏林一定会成为一个战场——也许会成为另外一个凡尔登[14]。有关谁将攻占这座城市，他们看法也不一致。约阿希姆预料是苏联人，埃莉诺预料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过约阿希姆认为，他们应该为可能出现的任何结果做好准备，因而埃莉诺正在学习英语，而约阿希姆正在掌握俄语。
怀着比别人更多的痛苦等待着柏林陷落的，是莱奥·施特恩费尔德、他的妻子阿格娜丝，和他们23岁的女儿安妮玛丽亚。施特恩费尔德一家并没有躲藏，因为他们家是新教徒。但莱奥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他被纳粹划归为半个犹太人。结果，在整个战争期间，莱奥和他的家人都生活在坐卧不宁的折磨之中。盖世太保戏耍他们，就像猫耍老鼠一样。他们想在哪里住，就可以在哪里住，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却始终是被捕的威胁。
战争越是临近，危险就越大，莱奥一直努力打起女人们的精神来。头一天晚上，一颗炮弹摧毁了附近的邮电局，但莱奥却仍然能够就此开玩笑。“你再也不用走远路去取邮件了，”他告诉他的妻子，“邮局就躺在台阶上。”
莱奥原本是个商人，现在却被盖世太保征召来收垃圾。在3月的这个上午，当莱奥离开他们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家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再推迟做出计划，而现在再做打算已经为时太晚了。他们无法离开柏林了，也没有时间躲藏起来。如果柏林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没有被攻克，他们的末日也就到了。已有人向莱奥透露消息，盖世太保计划在5月19日的时候，逮捕所有哪怕身上只有一滴犹太人的血的人。
英军第二集团军的司令部在遥远的西方，位于靠近荷兰边界的瓦尔贝克，在司令部里，高级医官休·格林·休斯准将试图事先估计，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健康问题——尤其是在他们到达柏林的时候。他暗中担忧，可能会爆发斑疹伤寒。
已经有一些难民在越过前线了，他的助手们已经汇报说，他们身上携带着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就像在盟军前线的其他每一个医生一样，休斯准将正在仔细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是有一种严重的流行病，那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他用力拉着自己的胡子，不知道当涓涓细流变成滔滔洪水的时候，他应该怎样来应付那些难民。而且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盟军战俘。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什么。
准将还关心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关集中营和劳动营的一些信息，是通过中立国传来的，但谁也不知道集中营和劳动营是怎么运转的，它们关押了多少人，状况如何。现在看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将会是占领一个集中营的第一支军队。在他的桌子上有一份报告，说有一个集中营在汉诺威的北部，就位于他们的前进路线上。此外，有关它几乎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信息。休斯准将不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他希望，德国人在医疗问题上也表现出他们通常有的那种彻底性，把健康问题控制起来。他以前从未听说过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贝尔森。
5
赫尔穆特·科尔兹上尉是苏联前线上一位25岁的老兵，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他也是身在柏林的一名囚犯——大概活不到亲眼看到战争的结束了。科尔兹上尉是一群精英分子中的一员——是那7000名德国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那7000个德国人在8个月之前，也就是1944年的7月20日，因为与企图行刺希特勒一事有牵连而被捕了。
希特勒凶残无度地进行了报复：几乎有5000个涉嫌参与者被处决，不论是无辜者还是有罪者无一幸免。一个个家庭被满门抄斩，每一个人甚至只是密谋者的远亲也被逮捕了，而且往往是即刻被处决。他们是以一种希特勒本人所规定的方式被处死的。“他们必须像牲畜一样被吊死！”他命令道。主要成员就是以那种方式被吊死的——在钩子上吊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用绳子被绞死，而是用钢丝被绞死的。
现在，在星形的勒尔特街监狱的B座厢房里，那一大群涉嫌密谋者在等待着。他们当中既有保守党人，又有共产党：他们是部队军官、医生、神职人员、大学教授、作家、以前的政治人物、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囚禁，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正式起诉。有一些人受到了审讯，正在等候再次审讯。有一些人实际上已被证明是无辜的，但却仍然被关押。还有的人受到了假审讯，被匆匆宣判，现在正在等待被处决。谁也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在B座厢房里到底有多少囚犯——有人认为有200个，有人认为不到100个。无从知道正确数字。每天都有犯人被带出去，就再也见不到了。这全都依赖于一个人的一时心血来潮，此人便是盖世太保头子、党卫军分队长海因里希·米勒。被监禁的人根本不指望他能大发慈悲。即使盟军已经到了监狱的门口，他们认为米勒也会继续屠杀。
科尔兹就是无辜者之一。1944年7月，他驻扎在本德勒街，担任后备军参谋长麾下的一名下级军官，参谋长是克劳斯·格拉夫·冯·施陶芬贝格上校。那个安排原来只有一件事情错了：那位相貌堂堂的36岁的冯·施陶芬贝格——他只有一只胳膊，左眼上蒙着黑眼罩——是7月20日密谋的关键人物，他自告奋勇去杀死希特勒。
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里，在希特勒举行的一次冗长的军事会议期间，冯·施陶芬贝格把一个里面装有一颗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旁边长地图桌的下面。冯·施陶芬贝格溜出了房间，动身返回柏林，几分钟以后，炸弹爆炸了。不可思议的是，希特勒竟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几个小时以后，在柏林，冯·施陶芬贝格没有受到正式审问便被枪杀了，死在本德勒街司令部的院子里，同时遇难的还有参加密谋的另外三个关键人物。每一个与之甚至只是远亲的人都被捕了——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
科尔兹的未婚妻尤塔·佐尔格是德国前总理兼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的孙女，她也被捕入狱了。同样被捕入狱的还有她的母亲和父亲。他们所有的人，包括赫尔穆特·科尔兹，自从被捕之后就一直未经审讯而被关押着。
下士赫伯特·科斯尼也被关在同一座大楼里，对于7月20日的密谋，他知道的甚至比科尔兹还要少，不过科斯尼是无意之中被牵连进去的。他是一个共产党抵抗组织的成员，他对暗杀企图的参与就在于，他曾把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从利希特菲尔德送到万塞。
尽管赫伯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自1940年以来，却一直是各种红色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1942年11月，他在柏林度假的时候，他自1931年就是共产党的哥哥库尔特，行为激烈地说服他不要返回前线：他用一支来复枪打断了赫伯特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军事医院，解释说，他发现这位受伤的士兵躺在一个沟里。
这个花招见效了。赫伯特再也没有返回前线，他被安置在柏林后备部队的一个营里，每隔三个月就从阿尔贝特·奥尔贝茨医生那里获得一个新的医疗证明，这证明使得他一直做“轻松的职务”。奥尔贝茨医生碰巧也是一个共产党抵抗小组的成员。
正是奥尔贝茨使得赫伯特被捕入狱。在试图暗杀希特勒几天以后，奥尔贝茨要赫伯特和他一起，做一项急迫的运送工作。他们乘坐一辆军用救护车，带上了一个赫伯特并不认识的人——他是盖世太保的一位高级军官，阿图尔·内贝将军，是刑警队的队长，此时正遭到追捕。过了一些时候，内贝被抓住了，奥尔贝茨和赫伯特也被抓住了。奥尔贝茨自杀了，内贝被处决了，赫伯特在民事法庭受审，被判了死罪。不过由于他仍然是个军人，所以军事法庭的再次审讯也就成为必要。赫伯特知道，这仅仅是个形式而已——对盖世太保头子米勒来说，形式毫无意义。当赫伯特·科斯尼从他的牢房窗子朝外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处决。
距离不太远的地方，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不知道未来在等着他的是什么——这是赫伯特的哥哥库尔特·科斯尼。盖世太保一再讯问他，但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共产党行动只字未露，当然他也没有暴露出会牵连他弟弟的任何事情。他为赫伯特担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带到什么地方了呢？是几间牢房把这两兄弟分开了，但不论是库尔特还是赫伯特都不知道，他们是在同一座监狱。
另外一群囚犯尽管没有被关在监狱里，但他们却是住在柏林。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迫离开家乡，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那就是快点被放出来，谁把他们放出来都行。这些人是做苦工的奴隶——来自纳粹所占领的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有波兰人、捷克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法国人、南斯拉夫人和苏联人。
纳粹使用暴力总共进口了将近700万人——几乎等于纽约市的人口总数——让他们在德国人的家里和公司里干活。有些国家的人口几乎被榨干了：有50万人被从极小的荷兰运送了过来（荷兰的人口总数是1095.6万人），6000人从袖珍国卢森堡（卢森堡的人口总数是29.6万人）运送了过来。单是在柏林干活的外国工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苏联人——就多达10万余人。
外国工人从事着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类型的工作。许多最上层的纳粹要了俄罗斯姑娘，让她们做家仆；从事战争工作的建筑师们，用年轻的外国制图员做他们的办公室雇员；重工业用这些被俘虏的人，填满了其电工、炼钢工、制模工、技工和无须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编制；煤气、自来水和运输公司“雇用了”额外的几千人——事实上并不发工资。甚至在本德勒街的德军司令部，也有外国工人的份额。有一个法国人雷蒙·勒加蒂埃尔，就被雇用在那里全天工作，在窗玻璃被炸弹炸飞的时候，立即再换上新的。
柏林的人力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纳粹便公开无视日内瓦公约，使用战俘以及外国工人从事本质上的战争工作。由于苏联并不是日内瓦公约的签约国，所以德国人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使用苏军俘虏。事实上，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之间现在并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条件日益恶化，囚犯们就被用来修建防空掩体，帮助重建遭到炮击的部队营房，甚至在工业发电厂里铲煤。现在，在这两群人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外国工人的自由要多一些——甚至这也根据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而定。
外国人住在那些“城市”里，那些“城市”是用木制的营房式的建筑构成的，在工厂的生产场所附近，或者就在工厂里面。他们在社区的食堂吃饭，佩戴表明身份的徽章。有些公司企业对规章制度视而不见，允许他们的外国工人住在大院之外，就住在柏林。许多人可以自由地在城市里走动，可以看电影或者去其他的娱乐场所，只要他们遵守严格的宵禁令就行。[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