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城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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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人几乎是每天都朝着轰炸机挥舞着拳头，经常为在空袭或者在部队里失去的家人、亲戚或者朋友们感到悲伤。现在他们热诚地谈到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是把他们称为征服者，而是称为“解放者”。在态度上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逆转，而这种心态又产生了奇特的效果。

夏洛滕堡人玛丽亚·科克勒拒不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让柏林落在苏联人手里，她甚至决心帮助西方盟军。这位灰白头发的45岁家庭主妇告诉朋友们，她“准备全力以赴进行战斗，抵挡‘苏军’，直到‘美国人’来到”。

许多柏林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留意在崩溃的西线战事的每一个阶段——几乎就像是在追随着一支胜利的德军赶来解救柏林一样，他们以此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在袭击的间歇期间，玛加蕾特·施瓦茨，一位会计师，一夜又一夜地和她的邻居们待在一起，一丝不苟地构思着英美联军穿越德国西部的大规模强攻。对于她来说，盟军所占领的每一英里似乎都是走向解放的又一步。莉泽－洛特·拉维奈似乎也是如此，她的时间都待在她位于滕珀尔霍夫区的四周排列着图书的公寓套房里，她用铅笔仔细地在一张大地图上画着美军的最新进展，狂热地期盼美国人前进。拉维奈太太并不想考虑，如果苏联人先进城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是半残疾者——她的臀部围着钢制的矫正架，矫正架一直延伸到她的右腿。

成千上万的人完全相信，美国人会首先赶到柏林。他们的信念几乎是天真的——朦胧而又似清晰。安妮玛丽亚·胡克尔太太是一名医生的妻子，她开始撕开旧的纳粹旗帜，她期望在美国人到来的时候，能把这些旗子碎片用作那场伟大战斗的绷带。夏洛滕堡人布里吉特·韦贝尔是一位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她确信美国人正在前来，她认为她知道他们打算住在哪里。布里吉特听说，美国人生活水平高，喜欢讲究的生活。她愿意打赌，他们已经仔细地选择了尼克拉西这个富人住宅区。那里几乎没有落下一颗炸弹。

还有的人，虽然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也为最坏的处境做着准备。头脑清醒的皮亚·范·赫文，以及她的朋友鲁比和埃贝哈德·博尔格曼夫妇，不情愿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奇迹才能使得苏联人不首先抵达柏林。所以他们欣然接受他们的好朋友海因里希·舍勒的邀请，在攻城战役开始的时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待在一起，海因里希·舍勒性情快活，面颊丰满。舍勒经营着格鲁班－佐乌希饭店，那是柏林最著名的酒店和餐馆之一，位于博尔格曼家下面的一层楼上。他把他的一个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华丽的避难所，里面有东方地毯、厚帘子以及给养，以应对围城。除了马铃薯和金枪鱼罐头之外并没有多少食品，不过在毗邻的地下室里，却有充足的最珍贵、最精美的德国和法国葡萄酒——另外还有轩尼诗牌法国白兰地和成箱子的香槟。“当我们等候上帝才知道的结局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我们不妨过舒适的生活。”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停水的话，总还会有香槟酒。”

比迪·容米塔格是两个年轻女儿的41岁的母亲，她认为，有关美国人和英国人到来的一切议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数量有限的废话”而已。她是一个德国人的妻子，出生在英国，她对纳粹太了解了。她的丈夫，由于被怀疑是一个德国抵抗组织的成员，在五个月前被处决了。她认为，纳粹对西方盟国，会像对苏联人一样，拼命抵抗，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知道，英美联军首先进入柏林的难度更大。但苏军的即将到达，又并没有让比迪过分惊恐。他们并不敢粗暴地对待她。比迪以英国人的明智方式，打算向她所见到的第一批苏联人出示她的旧英国护照。

有一些人，他们感到没有必要用文件来保护自己。他们不仅预料苏联人会来，而且还渴望欢迎他们。有一些德国人小组，他们一生大都是在为一个梦想而苦干和密谋着，而那个时刻将会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时刻。他们无时不被盖世太保和刑警队追捕和骚扰着，有几个坚定的基层组织竟幸存了下来。德国共产党和他们的同情者热切地等候着来自东方的救星。

尽管完全献身于推翻纳粹主义，但柏林的共产党太分散了，结果他们的效力——至少对西方盟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确实存在，但它完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完全作为一种苏联的间谍网而工作。

希尔德加德·拉杜什，在1927至1932年间是柏林市议会的一名共产党代表，此刻几乎完全是靠着信念而勉强维持着。她饿得半死，几乎冻僵，她与几个别的共产党员一起，躲在柏林东南边缘的普里罗斯村附近。她和她的女性朋友埃尔泽·“埃迪”·克洛普特什一起，住在一个装机器用的巨大的木制板条箱里，这个板条箱10英尺长，8英尺宽，被固定在混凝土上。那里没有煤气，没有电，没有水，也没有盥洗设施，但对壮实的42岁的希尔德加德（她自我描述为“家里的男人”）来说，却是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希尔德加德和埃迪自从1939年就住在一起了，她们在普里罗斯村作为地下组织存在了几乎有10个月。希尔德加德上了纳粹的“通缉”名单，但她一再骗过盖世太保。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像该地区别的共产党一样，就是食物。要是申请食品配给卡，那就会立即暴露身份，遭到逮捕。幸运的是，埃迪虽然是共产党的一位同情者，却并没有被当作共产党而通缉，因而每周都有定量。但这微薄的定量，甚至一个人也不够吃。（纳粹官方报纸《民族观察员报》曾经印出，一个成年人一个星期的定量是四又四分之一磅面包，两磅肉和香肠，5盎司脂油，5盎司糖，每三个星期再加上二又四分之一盎司的奶酪和3盎司半的人造咖啡。）偶尔，这两个女人能够小心翼翼地在黑市上买点东西，来补充她们的营养，但价格却高得惊人——单是咖啡就100美元到200美元一磅。

希尔德加德老是一门心思想着两件事情：一是食物，一是苏军带来的解放。不过等候是困难的，而仅仅幸存下去，也一个月比一个月更困难——她在她的日记里就是这样条理清楚地记录下来的。

1945年2月13日，她写道：“苏联人该到这里了……那些狗还没有抓住我。”

2月18日：“自从7日听到朱可夫有关柏林前线的报道以来，没有新的报道，我们正绝望地等待他们的到来。来吧，同志们，你们来得越快，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2月24日：“今天去了柏林，买了装在保温瓶里的咖啡，一片干面包。路上，有3个人怀疑地看着我。知道埃迪就在我的身边，真是太给我安慰了。哪里也没有找到吃的东西。埃迪这次出去，实际上是为了用她在黑市上买的配给卡买香烟——卡上还有10支烟卷的定量。商店里没有香烟，所以她买了5支雪茄。她本来希望用一件丝绸连衣裙和两双长筒袜换点可吃的东西。什么也没有换到。黑市上也没有面包。”

2月25日：“抽完了3支雪茄。朱可夫还没有发布公报。科涅夫也没有发布公报。”

2月27日：“老是这么等我都神经质了。对于一个急于工作的人来说，被禁锢在这里是一场灾难。”

3月19日：“中午吃了一顿绝妙的饭——马铃薯加盐。晚上吃的是用鱼肝油炸的马铃薯饼。味道不太辣。”

现在，在这个春天的第一天，希尔德加德仍然在等待着，她在日记上写道：“为了找点吃的几乎要发疯了。”没有来自苏联前线的报道。她能找到的可写之物，只不过是“风把冬天从田野和草坪上吹走了。雪片莲开花了。阳光照耀，空气温暖。空袭照旧……根据爆炸的声音判断，飞机离我们更近了。”后来，她又写道，西方盟军是在莱茵河一带，根据她的估计，“20天之后就会到柏林了”。她辛酸地记录道，而柏林人“宁可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她希望，苏联人能迅速到达，朱可夫能在复活节就发动进攻。

在普里罗斯村正北大约25英里处，在柏林东部边缘的诺因哈根，另外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也在坚定地等待着。它的成员，也生活在对被捕和死亡的不断恐惧中，但与他们在普里罗斯的同志们相比，他们更有战斗性，组织得更好，而且也更走运：他们离奥得河还不到35英里，因而他们希望这个地方能成为最早被攻占的外围地区之一。

夜复一夜，就在盖世太保的鼻子底下，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工作着，为解放的那一天准备一个总体规划。他们知道当地每一个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官员的姓名和下落。他们知道，哪些人会合作，哪些人不会。有些人被做上了记号，届时立即逮捕，还有的人则要被清洗。这个小组组织严密，它甚至为未来该镇的行政管理做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个基层组织的所有成员都急切地等待苏联人到来，他们确信他们的建议会被接受。但最急切等待的，则非布鲁诺·扎尔茨基莫属。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几乎不能吃饭，他老是说，苏军到来的那一天他的溃疡就会消失，这一点他知道。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柏林各地，在小隔间和立橱里，在潮湿的地窖和不通气的阁楼里，在所有的纳粹受害者当中，有一些最受到仇恨和迫害的人不屈地活着，等待着他们能从藏身处出现的那一天。他们并不在乎谁先到，只要有人来到而且是迅速来到，就行。有些人是两三个人住在一起，有些是一家住在一起，有些人甚至成了小股侨民。他们的朋友大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是死了。有些人几年没有见到阳光，或者没有在柏林的街道上行走过。他们病不起，因为那就意味着要请医生，就要立即遭到盘问，这就可能暴露身份。甚至在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他们也待在藏身处，因为若是待在防空掩蔽所里，他们就会立即被认出来。他们保留着一种钢铁般的镇定，因为他们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也不要惊慌失措。他们自身能活着，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把几乎所有情感都压抑下去的能力。他们善于随机应变，顽强，在经历了6年的战争，在希特勒帝国的首都经历了13年的恐惧和骚扰之后，他们当中几乎有3000人仍然幸存了下来。他们能幸存下来，就是对该城市的一部分基督徒的勇气的一个证明，这些基督徒保护了那个被新秩序鄙视的替罪羊——犹太人，而他们却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事实上得到充分的认可[12]。

西格蒙德和玛加蕾特·韦尔特林格两人都快60岁了，他们藏在潘科区一个小的底层公寓套房里。默林夫妇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接纳了他们。那里拥挤不堪。默林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以及韦尔特林格夫妇，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套间里。但默林夫妇让韦尔特林格夫妇分享他们的定量和其他的一切，从不抱怨。在许多个月里，只有一次韦尔特林格夫妇冒险外出了：牙痛促使他们冒险，而那位拔牙的牙医也接受了玛加蕾特的解释，她是“一个来访的表姐”。

一直到1943年以前，他们都是幸运的。尽管西格蒙德在1938年就从证券市场里被驱逐出去了，但此后不久他便应邀接管了柏林的犹太人社区办事处的特殊任务。当时，在海因里希·施塔尔的领导下，该办事处登记了犹太人的财富和财产，后来他又试图与纳粹谈判，以减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苦难。施塔尔和韦尔特林格知道，办事处的关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他们仍然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然后，在1943年2月28日，盖世太保关闭了办事处。施塔尔消失了，被关进特莱西恩施塔特[13]集中营，而韦尔特林格夫妇则被命令搬到一个位于赖尼肯多夫区的有60个家庭的“犹太人家”里。韦尔特林格夫妇在赖尼肯多夫区的“家”里待到天黑，然后他们摘下衣服上的大卫之盾标记，消失在夜空里。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与默林一家住在一起。

在两年的时间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片被大楼框住的天空——外加一棵树，那棵树长在阴暗的院子里，面对着套间的厨房窗子。那棵树已经成了他们禁锢生活的一个日历。“我们有两次看到，我们的栗子树披上了银装，”玛加蕾特对她的丈夫说，“有两次树叶变黄了，现在又再次开花了。”她绝望了。他们是不是还要躲藏着再待上一年呢？“也许吧，”玛加蕾特告诉她的丈夫，“上帝抛弃我们了。”

西格蒙德安慰她。他告诉她，他们还得为许多事而活着：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女儿17岁，一个儿子15岁——在英格兰。自从西格蒙德安排他们在1938年离开德国以来，就一直没有见到他们。他打开《圣经》，翻到第九十一首诗篇，缓慢地念着：“虽有千人扑倒在你左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他的妻子，“相信我，解放的日子不远了。”

在头一年，有4000多名犹太人在柏林的街道上被盖世太保逮捕。在这些犹太人当中，有许多是冒了被发现的危险而现身的，因为他们再也无法忍受被禁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