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城市(6)
有一些看守，由于看到了厄运临头的预兆，他们的态度也就有所缓和。许多外国工人——有时甚至是战俘——发现，他们偶尔能够逃避一天的工作。有一位看守，他负责25个法国人，他们每天乘坐地铁到城里去干活，这位看守非常容易听进别人的劝，结果就不再费心清点下火车的囚犯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人在路途中“丢失”了，他并不在乎——只要到下午6点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来到波茨坦广场地铁站会合，准备返回营地就可以了。
并非所有的外国工人都这么幸运，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自由。在市营的或者政府办的工厂里，情况尤其如此。在位于柏林南部的马林费尔德煤气服务公司，那里的法国工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与在私人工厂里的工人相比，伙食很差，不过他们的情况仍然要好于他们的苏联同行。有一个法国人，安德烈·布尔多，在他的日记里写道，看守头子费斯勒尔“从来也不派任何人去集中营”，而且在一个星期天，为了补充定量而“允许我们到地里拣上一两个土豆”。布尔多感到高兴的是，自己不是东方人。他写道，苏联人住的院子里，“拥挤得可怕，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全都挤在一起……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的食物是不适合食用的”。在别的地方，在一些私人开办的工厂里，苏联工人的伙食和来自西方的工人一样。
奇怪的是，全柏林的西方工人都注意到，在苏联人的身上有一种变化，几乎每过一天都在变。在位于夏洛滕堡区的舍林化工厂里，人们预料，随着事件的进程那些苏联人应该得意扬扬才是，可是相反，他们非常沮丧。乌克兰女人和白俄罗斯女人，似乎尤其对城市可能被他们的同胞攻陷而感到不安。
两三年以前，她们到达的时候，这些女人穿的是简单的农民服装。逐渐地，她们改变了，在服装和举止上变得考究了，许多人开始第一次使用化妆品。发型和服饰有了可观的变化，苏联姑娘们模仿着她们身边的法国女人或者德国女人。现在其他的人注意到，这些苏联姑娘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又再次回归到农民的装束了。许多工人认为，她们是预见到会遭到来自苏军的某种报复——即使她们当时是违背自己的意愿从苏联被运出来的。显然这些女人预料，她们会受到惩罚，因为她们变得太西方化了。
在整个柏林，西方工人士气高涨。在位于鲁尔本的阿尔卡特工厂，有2500名法国、比利时、波兰和荷兰人在那里生产坦克，除了德国看守之外，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为未来做着计划。法国工人尤其兴高采烈，他们在晚上谈论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就会吃到法国大餐，他们还唱流行歌曲，莫里斯·谢瓦利埃的《我的傻瓜》和《繁荣昌盛》是他们最喜爱的歌曲。
让·布蒂恩是一位来自巴黎的20岁机工，他感到特别快活，他知道，在德国人垮台一事上，他正在起着某种作用。几年来，布蒂恩和一些荷兰工人一直在破坏坦克的部件。德国工头一再威胁说，要把破坏分子送到集中营里去，但却从来也没有送过——而且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人力非常短缺，结果工厂几乎完全是依赖外国工人了。让认为，这种形势是相当有趣的。他所制作的每一个滚珠轴承部件，都应该是在54分钟之内完成，他则想方设法不在24个小时之内上交一个完成了的机器部件——而且那个部件也通常是有缺陷的。在阿尔卡特工厂，强迫劳动的工人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他们悄悄逃过工头的耳目而送出去的每一个无法使用的部件，都使胜利和柏林的陷落更近了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被抓住。
6
不可避免的是，尽管不断地在进行轰炸，尽管在奥得河上出现了苏军的幽灵，尽管随着盟军从东线和西线的进逼，德国本身在缩小，但仍然有一些人，他们固执地甚至拒不考虑灾难的可能性。他们就是狂热的纳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接受了正在经历的磨难，把它看作是一种炼狱——看作是他们对纳粹主义及其目标献身的一种锻炼和升华。一旦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忠诚，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他们确信，不仅柏林永远也不会陷落，而且第三帝国的胜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纳粹们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柏林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希特勒或者他的狂热宣传，就见解而言，他们太富有经验了，也太具有国际性了。事实上，柏林人刻薄的幽默、在政治上的怀疑以及对元首及其新秩序的几乎完全缺乏热情，长期以来就让纳粹党头痛。每当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或者别的纳粹示威，来吸引世人注意的时候，都要从慕尼黑运来几千名冲锋队员来壮大游行者的人群。“在新闻片里他们比我们好看，”柏林人口出妙言道，“他们的脚也大一些！”
尽管希特勒可以做出努力，但他却永远也不能赢得柏林人的心。早在城市被盟军的炸弹炸毁以前，又恼又怒的希特勒就已经在计划重建柏林了，要按照纳粹的形象来塑造它。他甚至打算给柏林改名，改成“日耳曼妮娅”[16]，因为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30年代的每一次自由选举中，柏林人都拒绝考虑他。在1932年的那次关键性投票中，希特勒确信他将能使兴登堡[17]下台，可柏林人却给了他那次投票中的最低选票——只有23%。现在，市民中的狂热分子决心要使得柏林，这个在德国中最不纳粹的城市，成为纳粹主义的最后一个Festung——要塞。尽管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但却仍然控制着城市。
成千上万的狂热分子是青少年，就像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只知道一个上帝——那就是希特勒。从童年开始，他们就满脑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思想[18]。还有更多的人受到了训练以捍卫这个事业，使之长存，他们使用一系列的武器，从来复枪，一直到火箭筒样式的反坦克武器，称之为“反坦克导弹发射器”。克劳斯·库斯特就是这个青少年群体的典型。他是希特勒青年团[19]团员，（柏林有1000多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在60码以内的距离击毁坦克。克劳斯还不到16岁。
最富有献身精神的机器人般的军人就是党卫军。他们坚信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他们完全忠于希特勒，在其他德国人看来，他们的精神态度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他们是如此狂热，那种狂热有时看来似乎已渗透进潜意识里面了。夏里特医院的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医生在为刚从奥得河送来的一位受了重伤、处于麻药麻醉状态的党卫军做手术的时候，他一时间突然吓呆了。在静谧的手术室里，在处于深度麻醉昏迷状态中，这位党卫军开始说话了，他小声但又清晰地一再重复说道：“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嗨尔，希特勒！”
尽管这些是真正的极端分子，不过也有成千上万的平民几乎同样拙劣。有些人拙劣地模仿着在自由世界看来是狂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47岁的戈特哈德·卡尔就是其中的一员。尽管戈特哈德只不过是一个小文职人员，临时在德国空军里当会计，但他却穿着漂亮的蓝色空军军服，那种自豪傲慢的样子俨然一名王牌驾驶员。当他在下午晚些时候走进他的公寓套房的时候，他的两脚后跟咔嚓一声并在一起，猛地向前伸出右臂，高声喊道：“嗨尔，希特勒。”这个表演一直进行了几年。
他的妻子格达彻底厌倦了丈夫的狂热，不过她又感到担心，急于和他讨论一下，要为他们的继续生存找出一个计划来。她指出，苏联人正在逼近柏林。戈特哈德打断她的话。“谣言！”他大为光火，“谣言！是敌人故意散布的。”在戈特哈德迷失了方向的纳粹世界里，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希特勒的胜利是当然的。苏联人并没有来到柏林的大门口。
另外还有那些满怀热情而又容易受影响的人——那些人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失败是可能的——埃娜·舒尔策就是其中的一员。她是海军舰队总司令部的一名41岁的秘书，刚刚实现了她生活中的抱负：她被任命为一位海军上将的秘书。这是她担任该项工作的第一天。
司令部位于一个名叫“毛坯房”的地方，在先前的48个小时时间里它一直受到猛烈轰炸，但灰尘瓦砾并没有使埃娜紧张——刚刚放在她桌子上的命令也没有使她心烦意乱。命令上说，所有的绝密文件都要烧掉。但在她的新工作第一天，在下班的时候她却被告知，她和别的雇员要放“无限期的假”，她们的工资将寄上，这令她感到悲伤。
但埃娜仍然是不动摇的。她怀有强烈的信念，当报道有失败的时候，她甚至拒不相信官方公报上的话。她相信，在整个柏林士气是好的，帝国获得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甚至在现在，在埃娜离开大楼的时候，她也完全相信，不出几天这个海军司令部就会召她回来。
还有一些人，他们怀有强烈的信任，与等级森严的纳粹组织的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因而他们对战争或者战争的后果没有什么想法。他们的特权地位的气氛和诱惑力把他们迷住了，他们不仅感到自己是安全的，而且由于对希特勒盲目忠诚，还感到自己是完全受到保护的。迷人的长着蓝眼睛的凯茜·赖斯·霍伊瑟曼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选帝侯大街第213号，35岁的碧眼金发、性情活泼的凯茜专心致志地工作着，她是纳粹领导人的首席牙医胡戈·J·布拉什克教授的助手。布拉什克由于自1934年以来一直为希特勒及其朝廷服务，因而被授予党卫军准将的军衔，负责柏林党卫军医疗中心的牙科。布拉什克是一个忠诚的纳粹，他成功地利用了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成了柏林最大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私人医师。现在他打算再赌上一把。他与凯茜不同，他能够清楚地看到不祥之兆——他打算一有机会就离开柏林。倘若他留下来的话，他的党卫军头衔和地位会令他难堪的：在苏联人的手里，今天的显赫完全可能是明天的累赘。
凯茜对形势几乎毫不注意。她太忙了，从一大早到晚上很晚的时候，她都在忙碌着，在各个诊所、司令部，或者布拉什克位于选帝侯大街的私人诊所里，给他当助手。凯茜既有能力又有人缘，受到纳粹精英们的完全信任，结果几乎所有希特勒的随从，她都护理过——有一次，她还护理过元首本人。
那个时刻是她事业的高潮。1944年11月，她和布拉什克被急召到位于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的元首司令部。在那里，他们发现希特勒处于剧痛之中。“他的脸，尤其是右颊肿得厉害，”她后来回忆道，“他的牙齿糟糕透了。他总共有三个假牙上的齿桥。他本人只有八颗上牙，甚至这八颗牙也用黄金镶补着。一个齿桥完成了镶补上牙的工作，用现存的牙齿牢固地固定了下来。其中的一颗牙，右边的智齿，感染得很严重。”
布拉什克看了看那颗牙，告诉希特勒，得把那颗牙拔出来，他没有办法保留那颗牙。布拉什克解释说，他得拔掉两颗牙——在齿桥后面的那颗假牙以及旁边的那颗受到感染的牙。这就意味着，要在假牙前面的一个地方，从瓷制的和金制的齿桥中钻个孔，这个过程需要做大量的钻孔和锯开的工作。然后，在最终拔出之后，再过一些时间，他或者再造一个完全新的齿桥，或者把旧的齿桥再次固定。
布拉什克对这个手术感到精神紧张：手术是复杂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希特勒会有什么举动。甚至更为复杂的是，元首不喜欢麻醉。凯茜记得，他告诉布拉什克，他只接受“最少量的麻醉”。不论是布拉什克还是凯茜都知道，他将会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除此之外，这个手术还可能持续长达30到45分钟的时间。但对此他们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