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有关屈赋语言的研究，前辈学者的论述相当翔实细致。笔者的研究不同于先贤的地方在于：采用语言学的视角、方法、构架，努力在屈赋的研究领域中建构起具有系统性的语言学的研究范式。
采用语言学的视角，将作为诗体的屈赋从散文语料中离析出来，充分关注作为“诗歌体质”的屈赋在语言上的独特性，是笔者立论的切入点。
在《离骚》中，我们会发现有不少虚词及句法无法纳入古汉语现有的用法或结论：诗行中有不少虚词，很难归入该虚词某种句法功能，如：“又怀乎故宇”、“芳与泽其杂糅兮”，这两个诗行中的“乎”和“其”。《离骚》中还有不少句法被定义为“特有句法”，像双音节定语必居于诗行之末（如“载云旗之委蛇”），或是“把状语提到主语之前”
。为什么会有这些例外或特有？换言之，“何以如此”？
回答这个问题，我更倾向于功能学派的态度。功能派是基于语言事实的研究，认为语言内部远远不是完美的组织，需要努力从外部寻求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并在研究中确立起了不同于形式派的研究范式。其实，萨丕尔（Sapir）在《语言论》中就表达过，语言内部是不完美的组织。即使在形式派全盛的时期，社会语言学仍然有机会崛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因其对语言“异质有序”性的强调深入人心。在近期的研究中，功能派倡导区分不同的语体。如陶红印先生认为，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强调对语体的区分，直接启发了笔者对不同文体的区分。在屈赋中，我们看到大量的语言事实同我们所熟知的散文语言并不一致，这其实是因为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多着眼于散文——现有的对虚词各种功能和用法做出的解释或分类，多是基于散文语料的结论；我们对《离骚》中那些虚词或句法表现出来的“偏离”性质的认定，也多是以散文为参照得出的推断。然而，屈赋是诗，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对屈赋的研究有必要将其从散文语料中离析出来，用诗歌语言的特征加以审视和考察。诚然，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以语言为其物质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小说、散文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诗歌是具有特殊形式的语言：“‘诗’原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诗如果没有形式，诗就是散文、哲学、论说，或其他什么，反正不是诗。”因此，我们在《离骚》中看到的虚词、句式，是否正是因其对常规用法（散文用法）的“偏离”，而为建构《离骚》的诗歌形式做出了贡献？
作为诗歌，屈赋在语言上有它的独特性：
一方面，战国散文是《离骚》赖以产生的语言土壤。“前人说，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殊不知，一代有一代的语言。舍语言而言文学，犹如舍工具而论事功，岂止隔靴搔痒，也致前因后果湮没无闻也矣！”屈赋的产生正当诸子散文勃兴的时代，散文的语言形式直接滋养了楚辞。“如果说当时散文的特点是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尖锐紧张而富于纷繁变化的，屈原所创造的诗歌语言也正是完全符合这一个情势的。……那波涛汹涌的散文，在当时乃正是从来没有过的普遍的高潮。《楚辞》全新的语言形式也是与这高潮上的散文一致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楚辞去掉‘兮’字与散句没有太大差别。”
另一方面，《离骚》要从散文语言中获取诗歌的语言形式，必须做出“诗化”努力。具有何种形式的语言可以被称为“诗”？《诗经》是屈赋之前唯一的诗歌典籍，确立了诗歌语言的基本范式：押韵和节奏。这是诗歌语言在形式上区别于散文语言的首要特征。因此，要从散文语言中获取诗的形式，《离骚》就必须在押韵和节奏两个方面对散文句法进行改造。押韵涉及韵脚位置单字的字音，比较容易做到。节奏的构建相对困难，因为它涉及整个诗行音步的排列。诗行节奏的建立有赖于：（1）每个诗行中顿逗、延宕的位置必须大体相同，从而在诗行的绵延相续中建立起规律性的反复；（2）不同诗行之间，音步的构成必须大体整齐一致。比如五言诗多是上二下三，七言诗多为上四下三等。
《离骚》中，在诗行中建立顿逗的工作主要是由虚词完成的；在不同诗行之间实现音步大体整齐一致的排布，则主要是通过句法安排实现的。《离骚》虚词的安置或句法的安排，总体上是同散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致的。但是，在散文语言“诗化”的过程中，对节奏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因此，当韵律节奏和句法节奏不相吻合时，韵律优先于句法。即诗行中虚词或句法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诗歌节奏的建构：诗行中顿逗位置上对虚词的需要是必须无条件遵循的，这与散文中依据语法功能使用虚词的情况不尽相同；诗行的韵律节奏也是首要的，当句法节奏与之不相吻合时，句法就会依据韵律节奏的需要发生变异。于是，我们在《离骚》中看到了相对于散文而言的虚词的偏离或句法的偏离。
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离骚》的诗歌体质，认识到在诗歌体质中韵律优先于句法，那么，很多有关虚词偏离或句法偏离的语言现象，就可以从韵律层面上找到解释。于是，我们不但能够描写《离骚》中的“偏离”，而且可以对“何以如此”的问题做出解答。
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研究问题的工具，采用不同的方法获取的研究视点或得到的研究结论常常是不一样的。
对于屈赋语料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是文字学研究方法或“小学”路径。举例来说，朱骏声《离骚补注》从语音和文字的角度注释《离骚》，对屈赋中的每个字都说出它的本字；如果一个字不是本字，就对它是如何由本字引申而来的情况加以说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文字学或“小学”的研究路径。姜亮夫的研究也多承续这一传统，在《楚辞今绎讲录》中他强调“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他本人在对屈赋的名物的考据或对屈原事迹的探寻中，论证相当扎实，结论令人信服。“小学”的路径固然严谨细致，逐字的训释或音韵的考证也确实可以让我们看清某个字的来龙去脉，或字义上的左引右申，但是“小学”路径也有其不可克服的欠缺：对实词的解说往往要重于对虚词的探讨；倾向于将个体单字从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中剥离出来，单字考据，既忽略了整体又不免失之零散。
笔者的研究采用的是语言学路径，因为在语言学中我们可以触摸到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并有可能获得系统的结论。达尔文对科学的定义是：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得出普遍的结论。语言学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面对语言事实，采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得到系统的结论。形式派面向语言理论的研究，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哈里斯（Harris）建立起了关于描写语言的方法，乔姆斯基（Chomsky）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建立起了抽象、分析、解释语言的完整体系；功能派面向语言事实的研究，正视语言中不统一、不完美的“异质”内容，并努力给予科学的描述和解释。笔者因之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深以为然，并在研究屈赋的过程中采用了语言学研究路径。具体来说，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描写。描写是语言研究的起点，只有在描写充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现问题或对问题予以合理的解释。本书中，不论是对虚词的分布或是对特殊句式的归纳，都进行了详尽或穷尽的描写；对《离骚》、《九章》、《九歌》节奏模式的归纳，是建立在穷尽描写的基础之上的。在描写中，首先是对各种语言现象的“分布”进行详尽的描写。比如判定句腰虚词的性质，首先是对高频虚词的分布进行逐一、穷尽描写，然后再对主要虚词总体的分布情况进行总结归纳。对特殊句式的分析，也是比照某些具体成分的常规分布，进行对照式描写。为力求表述的简洁和一目了然，在描写中还比较多地借鉴了形式化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讨论《离骚》复指句式的过程中，就引入了“赋值运算”的描写方式，对共指等值的两个语言成分进行赋值标记（下标i）；同时，在隐含复指的小类中又引入了空语类标记Pro，以此标注有语法内容但是没有声音形态的隐含成分。
二是解释。解释是我们研究语言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对各种偏离常规的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回答清楚“何以如此”的问题，我们的发现才真正有了意义。在《之、其：〈离骚〉修饰语标记》一文中，笔者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变项规则”，对“之”、“其”两个修饰语的分布做出解释和说明。在分析句腰虚词“以”的语法功能时，通过变换分析建立最小差异对，在对比中让结论不言自明。在解释修饰语悬空这一语言现象时，则借助了核心推导语法的基本思想：语义关系接近的成分在线性序列中的位置也比较靠近。“] 修辞篇”中解释香花芳草的多重喻指时，移用了转换生成语法中“深层”和“表层”的概念，以此解释，由于不同的深层语义在通过隐喻和转喻到达语言表层的时候，发生了交叉和重叠，从而出现了“多（深层）对一（表层）”的情况。
三是对“异质”现象做出“有序”的梳理。“异质”就是我们在屈赋中看到的大量的偏离情况。不论是实词、虚词的使用，或句法的安排，《离骚》都不同于散文的情况。“有序”的梳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对异质现象做出规律性的解释。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形式在表层的不规则性中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有序性。同样，我们在屈赋中所看到的不合常规的语言现象，为何会发生偏离？它们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着共同的规律？笔者力图从诗化、从建构韵律的角度寻找出潜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二是努力建构具有系统性的研究框架。“虚词篇”和“句法篇”中的若干论文，都是先论述“个别”，再由个别到一般，获得对虚词性质的判定或是对句法异位的解释。就全书而言，篇章之间也是前后关联、气脉流畅的：判定了句腰虚词的性质以后，以此为据描写了《离骚》的节奏模式；有了对韵律节奏的描写，就获得了对特殊句法进行解释的基础。因此，不但各篇章都是围绕屈赋的诗歌体质加以选题或论述，而且它们彼此之间有呼有应、互相关联、互相印证，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三
全书借助语言学的几个要素构架整体论述：语法（虚词篇和句法篇）、语音（韵律篇）和修辞（修辞篇）。不论是哪个部分的研究，笔者始终都将屈赋语料定位在“诗歌”的体质上；对语言质地的明确意识贯穿始终。
（一）虚词篇
从《离骚》的诗歌体质出发，笔者得到的第一个核心结论是：诗行中的句腰虚词，不论是否承担语法功能，也不论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语法功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标记诗行节奏。
笔者首先考察了“之”、“其”、“以”等高频虚词的用法：将包含各虚词的所有用例全部罗列出来，对它们的分布语境进行客观的描写和归类。这些虚词的用法和它们在散文语料中的分布有吻合的情况，更有偏离的情况。何以如此？参考其他虚词用例，结合《离骚》的诗歌体质，笔者撰写了“虚词篇”中的结论性文字：《句腰虚词：诗歌节奏的显性标记》。其实，句腰虚词的节奏功能在不少学者的论述中都有所提及，其中最详尽细致的当属葛晓音。但是因为葛先生对楚辞的研究采取的是文学路径，所以她对《离骚》节奏类型的统计直接依据虚词在诗行中的分布，并没有对句腰虚词的性质进行语言学的论证。廖序东是语言学专家，他在《楚辞语法研究》一书中，对“之”、“其”、“以”、“而”、“于”、“乎”这些虚词进行了单章论述；但是由于廖先生没有把屈赋从散文语料中离析出来，因此他的关注点仍是这些虚词的语法功能，而忽略了句腰虚词的节奏功能。对句腰虚词的性质进行论述和判定之后，笔者又对这些句腰虚词的功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撰写了《句腰的功能》一文，完成对这一部分的论述。
（二）韵律篇
诗歌在语言形式上最为突出的特质就是韵律。韵律主要包含两个要素：押韵和节奏。从语言学视角出发，笔者论述的焦点在于诗行的节奏。
论述了《离骚》虚词的节奏功能之后，我们水到渠成地对依据诗行的音节数量和句腰虚词的分布，对《离骚》所有诗行的节奏模式进行了客观的描写和分类。以往我们以“三X二”式概括《离骚》的诗行节奏；但是笔者发现，句首三音节音步裂变之后产生的两种小类在数量上非常悬殊，“一二X二”式远远多于“二一X二”式，何以如此？由于汉语音步的构成特点以及句腰虚词前后音节的分布，这两种节奏模式在就近组合音步的过程中，造成了诗行顿逗或音节延宕位置的根本不同。声音的模式影响到情感的传递，“一二X二”式因其更加深婉绵长而成为诗人偏爱的韵律模式。此外，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诗行必须要有韵律；与此同时，诗行要传达意义，又必须遵循句法。那么，韵律节奏和意义节奏在它们的表层和深层，如何对应又如何相互适应？这也是必须予以专门说明的，于是有了《韵律节奏和句法节奏的关系》一文。
（三）句法篇
对《离骚》韵律的说明是讨论句法变异的基础。我们在《离骚》中看到的不合散文句法的诗行（比如句首三个动词的叠合，或三个音节的修饰语等），其实多与诗行的节奏模式有关。
《离骚》中存在不少用例，句法特殊，非常容易聚焦研究者的视线。比如廖序东先生说：“形容词性的定语如为双音节必居于中心语之后。”姜亮夫说：“把状语提到主语之前，这是屈赋中常见的句法。”比较起散文句法，这类用例的句式安排显然都是“偏离”的。何以如此？答案依然要从《离骚》的诗歌体质上加以探寻。
笔者的讨论仍然遵循了由个别到一般的路径。首先是针对《离骚》中的特殊句法分别描述，如：与中心语分裂排布的“纷”；修饰语音节数量不同则在诗行中分布不同；《离骚》中形式多样的复指句式；不同寻常的实词叠用或虚词偏离；等等。最后在《〈离骚〉中的特殊句式》中对各种偏离的句法格式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
在这一部分中，有两个关键词：偏离和韵律。偏离是我们在诗歌层面观察到的语言事实，它们与散文句法并不一致；韵律是导致句法偏离或变异的深层动因。在诗歌体质中，韵律优先于句法，如果散文句法的排布不能满足韵律的要求，句法就会做出调整以协调韵律节奏；但是，调整何种成分或某个句法成分发生何种变异，仍然可以找到句法上的解释。也就是说，尽管韵律要求导致了句法偏离，但是句法仍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句法和韵律多数时候是一致的；句法变异其实是韵律和句法相互作用、取得平衡的结果。
（四）修辞篇
本篇中的讨论仍然围绕“诗歌体质”加以选题、论述。作为诗歌，在修辞篇中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加以讨论：一是隐喻的实现方式，二是情绪的渲染和表达。
诗歌和散文最大的区别在于，诗歌是以隐喻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那么，隐喻是如何实现的呢？《香花芳草的深层世界》给出了同类问题的一种解读路径。笔者的解释依然采用了语言学方法：通过描写表层意象和深层喻指之间是一对多的关系，说明了芳草意象多义性的生成；并论述了隐喻和转喻是芳草多重喻指的实现机制。
抒情诗在表达上要突显情感的强度，《离骚》的作者屈原，因其个人、宗族、时代的原因，情绪的强度更是非同一般。通常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文学研究的范畴，吾师潘啸龙就著有《〈离骚〉的抒情结构和意象表现》，对《离骚》的抒情问题做了集中深入的论述。语言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物质手段，诗人强烈的情感意绪有没有在语言上留下印记？《〈离骚〉的句法修辞》、《冗余成分的表现力》就是力图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笔者将之归总在修辞篇中，力图从偏离常规的语言结构或语言表达中窥见诗人的情绪强度。最后，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看，不同于后来近体诗的简约含蓄，早期的诗骚都有反复咏叹以充分抒情的特点。《离骚》“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特点，从语言的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句式的叠用和语义的反复实现的。
从语言学的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屈赋，本书是初次探索。采用语言学路径，借鉴具体的语言学方法或术语，目的不在于标新立异或“术语创新”，而在于对观察到的语言现象做出解释，尤其在于努力建构一个关于屈赋的语言学研究范式。当然，个人能力有限，我们的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实现，我们的解释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认可，这些都有待于读者和专家的批评。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