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西方财政理论变迁

西方国家理财思想及财政理论，派别繁多，观点迥异。但纵观其变化，同西方经济理论一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而不断演进的。

西方学者认为，西方财政的原始形式最早形成于17—18世纪。当时德国有一批学者被国王选为财政金融顾问，作为国王的“智囊团”经常参加在王室私人议事室召开的会议，讨论有关国家的财政金融事务。这些学者被称为官房学者，其学派被称为“官房学派”。德国的官房学派虽然较早地研究了国家财政问题，但由于这个学派主要是为国王统治出谋划策，其论述涉及面广，对财政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论述，因而只能说是西方财政学的原始形式，还不能说官房学派奠定了西方财政学的基础。西方财政理论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财经理论盛行时期、凯恩斯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新自由主义财经理论及当代公共财政理论盛行时期。

1.2.1 重商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

重商主义出现于15世纪初，流行于16—17世纪，大约盛行了300年。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只局限于流通领域，保护主义关税、现代税收制度和国债制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财政理念。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实行高关税率限制商品进口，防止金银外流，保护本国对外贸易，促进国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商品进口，通过贸易顺差换回大量金银货币。重商主义的出现反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工业资本的发展成熟而站稳脚跟时，这种理论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1.2.2 古典政治经济学财经理论盛行时期

古典经济学财政理念盛行了200多年，历经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始终居于财政经济理论的统治地位。古典经济学的财政思想主要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倡提高国家税收收入，强调对内加强财政管理，保护、扶持工商业发展，对外实行高关税，限制进口等。主要包括亚当·斯密的财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财政理论、瓦格纳的财政理论和庇古的财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卷五中，分析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财政活动，标志着财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出现。他认为私人的、自由的经济制度在市场自发调节下能保持理想的秩序，每个人在追求最大私利的同时，社会利益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的活动属于非生产性活动，不创造物质财富，国家职能是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抵御外来入侵、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等一些对社会有益而又不可缺少的活动，充当“守夜人”的作用，应为小政府、廉价政府；关于财政收入问题，提出了以受益者负担为中心的收入理论，即按享受国家经费开支利益的大小和方向来筹集经费；关于税收问题，他提出了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费用的赋税原则；关于公债问题，提出了“公债有害论”，即不主张发行公债；关于财政支出问题，他主张严格限制、量入为出的理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

在亚当·斯密之后，经过大卫·李嘉图、穆勒、萨伊、瓦格纳、巴斯坦布尔、道尔顿、庇古等大批学者的努力，西方财政学不断得到完善。

英国的大卫·李嘉图同意斯密关于国家职能、公债、财政收支方面的观点，又提出了自己的赋税理论和财政补贴理论。李嘉图的赋税理论主要体现在赋税总论和赋税论两个方面。在赋税总论方面，他认为任何形式的赋税都来源于利润、地租或其他形式的收入，都会减少资本积累。为了减轻对生产的破坏，他主张尽量减少对最终由资本来承担的赋税的征收，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约的财政计划，最好的赋税是负担最轻的赋税。在赋税论方面，他研究了包括地租税、利润税、工资税、农产品税、黄金税等当时主要的税种的转嫁、归宿问题及各项赋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反对政府对农产品进行补贴。李嘉图的一些观点和思想，被后人概括为“税收邪恶论”和“李嘉图等价定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德国的瓦格纳的财政理论是建立在其国家职能理论和社会政策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国家职能不仅仅是维持国内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而且还要为社会的经济、文化、福利的发展服务。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他认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职能应该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不断增长，并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瓦格纳法则。在财政收入方面，他提出了“社会政策的赋税”的观点，认为赋税不仅仅是以满足财政需要为目的，还应当增加社会政策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在所得税中采用累进税制，对奢侈品、财产课以重税。他还建立起了自己的赋税原则：财政政策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公正原则和税务行政原则，即著名的瓦格纳四端九项原则。

英国的庇古对财政理论的研究根源于其社会福利经济学论——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观点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二是国民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越是均等，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关于财政收入，他提出了税收最小牺牲原则，对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对穷人实施低税或免税政策，从而达到收入的均等化，增加社会福利。关于财政支出，他主张增加失业人员、贫困家庭补助的社会福利支出，缩小收入差距，以及利用财政支出的变化，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充分就业等。庇古提出了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及外部性问题：当存在负外部性时应对企业征以特别的税收（庇古税），正外部性时则应给予一定的补贴。

除上述外，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言“最好的财政计划是尽量少花费，最好的租税是最轻的租税”，一直流传至今，成为自由放任学说在财政领域的经典性表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则立足于“政府”，从探讨政府职责和任务的角度对财政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至今仍富有现实意义。

最有理论价值的则是巴斯塔布尔1892年出版的《公共财政学》。该书首次以public finance为书名，为政府收支范畴给出了一个贴切的术语与概念，并将财政学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建立了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紧接着，普兰（Plehn，C.C）1896年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导论》，阿当斯（Adams，H.C）1898年出版了《财政科学：公共支收探索》，1922年道尔顿出版了《公共财政学原理》，1928年庇古出版了《公共财政学研究》。

这一阶段，财政学著作从无到有，初步建立了系统完整的财政学科体系，并且有较大发展。但这一时期的财政学，除了少量的税收理论外，更多的是对具体的税收、公共支出和公共债务活动的分析，强调的几乎全是微观分析，主要讨论的是古典的公共财政活动的配置职责。

1.2.3 凯恩斯主义财经理论盛行时期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2/5。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凯恩斯的财政理论与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在财政支出方面，他论证了政府投资具有“倍数”扩张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主张政府应担负直接投资的责任（“乘数原理”）；在税收方面，他突破了仅就增加财政收入和税负转嫁进行研究的传统界限，着重分析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变动私人部门需求，进而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并拟议出一套以直接税为主和以累进税为特色的课税体系；在财政宏观调控方面，他以需求管理为重点，分析了变动财政支出在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方面的作用，特别是他首次冲破了“量入为出”的理论原则，系统地论证了财政赤字的经济合理性。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通论》发表后，以萨穆尔逊、汉森等为突出代表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完善和发展凯恩斯提出的财政理论与政策思想，从而使得以加强政府干预为特点的西方财政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和周期预算平衡准则等。从19世纪40年代末开始，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财政政策等内容开始进入西方财政学中。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引下，马斯格雷夫（Musgrave，R.A）于1959年出版的《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把财政的职能由资源配置扩大到了调节收入和稳定经济等三大领域，在美国建立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财政学。

1.2.4 新自由主义财经理论及当代公共财政理论盛行时期

赤字财政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被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们发挥到了极致，由此破坏了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问题。对这一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既不能作出解释，也不能提出政策措施加以解决，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凯恩斯反革命”，他们捡起萨伊“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老招牌，反对政府干预和宏观调节，主张私有化和放松管理并削减联邦福利支出。这些派别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也有人称之为“新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其中与财政税收有直接关系的经济理论在美国是以拉弗为代表的“供应学派”，间接相关的有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货币学派”及卢卡斯所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在英国则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撒切尔主义”等。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学派认为，不仅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所谓的“流动性陷阱” 假说也得不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抛弃“财政最重要”的政策主张，而代之以“货币最重要”。同时，他们认为，由于货币效应存在滞后现象，政府采取反周期性的货币政策行动很难收到效果，因而主张采取“保持货币（存量）增长稳定不变”的政策。

以阿瑟·拉弗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不仅干扰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而且在注重需求管理的同时，忽视了供给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主张，政策重点应转到刺激生产、投资以增加供给上来，由此形成了供给学派。拉弗还提出了描述和说明政府收入或GDP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为减税以刺激供给增长的政策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减税浪潮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

当人们围绕着凯恩斯理论展开无休止的争论时，以布坎南和塔洛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其核心思想是主张恢复财政谨慎原理，并要求对政治权力进行宪法约束。所以许多人认为，在财政学领域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是由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经济部门，集中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及其满足手段，即公共产品问题，并通过构建投票论、政治联盟论、官僚主义论和制度选择论等，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决定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以及相关的政治与集体行动的决策过程，形成了具有很大影响的公共选择学派。这就是公共财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