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余论

总括上述，足见自赵翼而后学者所论明太祖文字狱案，皆系依据弘治至万历间野史稗乘所传故事，其间抵牾百出，亦有荒诞可笑，不可视为史实。以下仅综合前此考证，先对文字狱案作一结论，然后分析此类史料对研究明太祖的影响。其中意见，以文献阙如，殆初步蠡测，俾供来者参考，作进一步讨论。

关于表笺文字狱案本身，依上所陈，已见此类野史稗乘所载，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其中如《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及《七修类稿》等谓徐一夔上贺表触犯文字忌讳被斩，蒋清高以表笺诖误罹难，或释来复呈《谢赐宴诗〉干忤圣意赐死，揆诸史实，皆系虚构误传。据所所论，一夔系得善终，享年八秩［清高卒于国子学任所，未尝进表笺得罪［释来复上诗亦无触怒太祖，而系涉嫌为胡惟庸党致死。以上三案皆证据确凿，可以为定论。至于《传信录》等所载十数儒学教官以上表笺诖误文字被斩，虽无旁证斥某误记，但所言获罪之由则极为可疑。始则太祖于洪武六年起，即数次颁布表笺格式及字讳回避事例，故学官不能罔无所知或故意触犯忌讳，而按《实录》所记，虽有过犯但加责罚而无处以极刑。次者此类官制表笺，旨在振兴散文，废除四六骈俪，务求叙事典雅简明，以致直言达意，而所颁定之字讳事例，亦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故此若说儒官上表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言与“作贼”、“僧知”、“发髡”等词声音近似，有讥讪圣主之嫌，实在难成理由。至如赵翼谓太祖不学无术，致误读表文以儒生故作隐喻诽谤，亦不能成立。此因表笺狱案发生之时，明祖已年过五十，熟习经史，而且擅长文字，亲自批答奏章，绝不可能如此无知。故此，若说此十数儒学教官以表笺诖误、触犯忌讳致死，揆诸事理，并据前论野史误传徐一夔、蒋清高与来复罹难文字狱合而观之，实在疑窦百出，极难自圆其说。

虽然，此等野史稗乘所记表笺狱案不足尽信，但以史料缺乏，亦难断定并无其事。然以情理度之，此辈儒生若果真以干忤文字忌讳被诛，原因不在赵瓯北所言明祖“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而可能系嫌及政治事件。前此考据来复实死于胡惟庸党祸，而并非因上诗触怒圣主，可为一有力旁证。由此类推，太祖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曲解诸儒所上表笺词语罗织成狱，因此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职是此故，官书讳载，而私史转述俗说耳谈，一传而再，遂谓儒生之死于文字狱祸，或由于愚懵罔识忌讳，或以明祖个性猜疑，误人嫌己而加罪于无辜。其更甚者则虚构其事，以讹传讹，致使传说纷纭，淆乱视听，故有《闲中今古录》、《翦胜野闻》、《七修类稿》诸书谬言徐一夔、蒋清高及来复等以触犯文字忌讳被斩。后代论明初史事者，疏于鉴别史料，遂有误解太祖文字狱案，歪曲历史真相，至为令人兴叹。

前论虽已分辨表笺文字狱的真伪，但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此类故事何以传自野史稗乘，又何以不见于国初而迟迟出于弘治至万历之间？又如此等记载既不宜轻信，是否可以一概抹杀？若果不然，其对研究明太祖本身及其一朝政事又有何功用？此类问题涉及明初政治与史学之发展，私家著述的蓬勃，以及士大夫与庶民对太祖的认识与评骘，而又与中叶后的政治、学术文化，与社会风气转变有关。兹略论如次：

关于此类表笺文字狱何以仅见于野史稗乘所传，我们需要了解明初史学之发展及其与政治的关系。首先，开国以后，太祖虽极垂意史事，没有记注官并开局修史，纂成《元史》、《日历》及其他礼仪典制官书，但独无《起居注》一类记录，故于人主言行与朝廷政事未得其详，而后人述史亦无所依据。关于后人对明初官史的批评，可见王世贞《史乘考误一》，载《弇山堂别集》卷二〇，页1上—1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页61；徐乾学《修史条议》，载刘承干《明史例案》（1915年）卷二，页10上；及夏燮：《明通鉴》（上海中华，1959）卷首《义例》，页13—15.参吴晗：《记明实录》，载同作者《读史礼记》（北京三联，1957），页156—161；并Hoklam Chan，“The Rise of Ming T’aitsu（1369—1388）： Facts and Fictions in Early Ming Official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95.4（Oct。Dec。， 1975）： 68691.此外，明初官史之率略，又与政治忌讳有关。例如胡惟庸、蓝玉等以谋逆处死，株连主犯从属凡数万人，真相莫明，虽有官书如《大诰》、《祖训》及《昭示奸党录》等记载，但颇多回避，难当信史。况且，由于文网严峻，鲜有胆敢直书以招杀身亡家，故私家著述亦多讳言国初事情。见页69注①所揭论文。复次，太祖史事虽有《实录》为依据，但因迭经建文、永乐两朝（1398—1402；1403—1424）三修，亦多隐讳曲笔。此由于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借口，篡夺其侄朱允炆帝位，建文下落不明，朝野诸多忌讳，故此即帝位改元永乐后，二次改修《太祖实录》以证明其继统合乎《祖训》，至十六年（1418）始成定本。其中所记燕王与太祖之关系，甚多曲说回避，窜改亦多，故此史事不明。而又因后代开元纂修国史，时人仅凭私家著述，野史稗乘所传略知一二。《明太祖实录》建文元年（1399年）始修，永乐元年（1402年）重修，九年（1411年）三修，至永乐十六年始成书。其中过程与改修原因，可参阅前揭吴晗：《记明实录》，重刊于《读史札记》，页186—196；又参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页122—131.详Hoklam Chan， “Xie Jin(1369—1415) as Imperial Propagandist：His Role in the Revisions of the Ming Taizu shilu，” T’oung Pao XCI。13(2005)：58124.关于燕王朱棣“靖难”及即位为永乐帝的始末，详见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四川李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上海商务1948年重印）； David B。 Chan，The Usurpation of the Prince of Yen， 13981402（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5）。最后，此类私家著述，虽然可以补充官史，但以史料阙如，多采录委巷传闻，是故亦多谬误失实。例如嘉靖陈建（1497—1567）始撰国朝私史，勒成《皇明通纪》数十卷，起自洪武止于正德（刊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即以资料贫乏，纰漏舛误，为朝廷一度禁毁，其他稗史杂著更无遑论矣。陈建《皇明通纪》清代列为禁书。是书在隆庆年间（1567—1573）一度被官方禁毁，但万历间已见重刻并有续作数种，极为流行。杨慎（1488—1559）疑《通纪》为梁亿所撰而嫁名陈建，但无确实证据，见《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页638.于是书的研究详见向燕南：《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编纂特点及影响》，《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页48—56；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页226—236；313—319.由此可见，明初政治忌讳与史官失守，对史学的发展与时人对国史认识影响极大。故此，太祖史事之多见于野史稗乘所传，及其记载的失实亦可以了解。　　至于此类记载文字狱案的野史稗乘，何以特盛于弘治至万历之间，而以万历一朝达最高峰，则与当时学术文化风气，与政治社会转变有关。其中过程甚为错综复杂，不易言明，兹举一二事试论之。首先，此类野史稗乘的兴起主要由于私家著述之发达，学术思想之推广，而后者所以出现于明中叶以后则与考试制度的扩大、地方教育之普及、书籍印刷的蓬勃，以及士绅与庶民文化水平与求知欲之提高有直接关系。此类野史稗乘可见《提要》卷一二七至一三二、卷一四三；傅吾康， Sources，pp。98—118所著录。其所以兴盛于弘治至万历间与当时政治社会、学术文化转变之关系，错综复杂，不易言明。以上蠡测，皆系本诸近年读《明史》之印象，日后当为专文论之。其次，这些以笔记小说体裁为主的稗史杂著之出现，一方面由于学术思想之推广，释道二教的兴盛，与文体趋向通俗的发展，然另一方面则以社会经济转变，江南市镇勃起，因要迎合悠闲之士绅与民众之喜爱讲史小说、志怪谐谈，以及佛道故事的口味有相当关系。此点亦系本诸笔者年来读《明史》所得，并略见Hoklam Chan，“Liu Chi（1311—75）and His Models： The Image Building of a Chinese Imperial Adviser”， Oriens Extremus， 15.1(June 1968)： 3455；“Chang Chung and His Prophecy：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Legend of an Early Ming Taoist，： Oriens Extremus， 20.1 (June 1973)： 65102；“The Rise of Ming Taitsu”， passim。又参本书第六篇《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最后，不可忽视的，此类传述明初时事的野史稗乘之兴盛，又以中叶后诸帝对国初忌讳之渐次开禁有关。弘治以后，距龙兴已逾百年，因时间及政治的变迁，对太祖甚至永乐之若干禁讳，已无重大意义而逐渐松懈。及至嘉靖，世宗（1522—1566在位）不以“兄终弟及”继嗣武庙朱厚照（1506—1521），兴“大礼议”加谥其父兴献王朱祐杬（1476—1519）为睿宗献皇帝，以小宗为正传，一反洪武礼制，与国初忌讳的泯除亦不无关系。关于嘉靖初“大礼议”事件，详见张溶监修：《明世宗实录》（1965）卷一，页1—10；《明［朝］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及《明史》卷十七《世宗纪一》，页215—217.近人论著甚多，可见中山八郎：《明の嘉靖朝の大禮問題の發端》，《人文研究》第8—9期（1957），頁39—63；朱鸿：《大礼议与明嘉靖初期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8）；罗辉映：《论明代大礼议》，《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页167—89；李洵：《大礼议与明代政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页48—62等。详CarneyT。 Fisher， The Chosen One：Succession and Adoption in the Court of Ming Shizong (Sydney：Allen & Unwin， 1990)； 胡吉勋：《“大礼议”与明廷人事变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2007）。此可解释何以嘉靖时有本朝私史如陈建《皇明通纪》的刊行，何以此时宫廷内有演唱太祖史事平话，而万历中叶有开国讲史《皇明开运英武传》（后名《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的面世与广泛流传。《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无署撰人，刊于万历十九年（1591），明人有以为系武定侯郭勋（1475—1542）表彰先祖郭英（1335—1403）而作，见《万历野获编》卷五，页139—140.稍后有改修本二十卷，托名徐渭（1521—1593），书名别署《云合奇纵》或《皇明英烈传》，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解题见赵景深、杜浩铭校注《英烈传》（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卷首序言；Hoklam Chan， “Liu Chi (131175）in the Yinglieh chuan： the Fictionalization of a Chinese Scholarhero”，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Australia 5.12（Dec。，1967）： 26，42，esp。 29ff。又参Martin W。 Huang， “Sage， Hero and Bandit： Zhu Yuanzhang’s Image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 Yinglie zhuan”，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 pp。13748.以上数点虽系管窥之见，但颇足阐明太祖故事所以出现于明中叶后的野史稗乘，而大盛于嘉靖至万历之间，及其如何影响当时士绅庶民对国史的认识。

最后，更可论者，此类明初史事见于后出之野史稗乘，如王文禄（1503—1586）《龙兴慈记》、陆粲（1494—1551）《庚巳编》、徐祯卿《翦胜野闻》、梁亿《传信录》，并《九朝谈纂》所收录十数种，皆以国史失载，多采自问巷传闻，杂以佛道故事，真伪莫明，不大可靠。其中有揄扬太祖之龙兴，神化其才智能力，夸大其功勋政迹，皆似是而非，难作信史。此类著述多已收录于《纪录汇编》与《九朝谈纂》第1册，解题见《提要》卷一三二，页2751—52；卷一三四，页2768—69；傅吾康，Sources，9.4.3.亦有隐喻其个性猜忌，揽权独擅，无故大兴刑狱铲除异己，诛杀儒生，如文字狱案诸类事件。这些稗史杂著，既不能见证于史，实难持之考论洪武一朝史事。然则，是否可以完全抹杀，以鄙夷视之，则又不然。因为此类记载虽不尽真实，但却显现野俗传说关于太祖本人及明初史事，足表露民间对国史的认识与评骘，不为官方忌讳所囿。即以文字狱案故事言之，这些野史稗乘所记，无论是否确实，显然暴露太祖个性猜忌，滥权专擅，无故刑戮儒土，不似官史隐讳。例如梁亿肆言诸儒官以表笺诖误被诛，虽无直接指斥太祖，但对主上为人与处事颇有微词，亦间接显现专制帝王之横暴，与官宦的不易相处，不无指桑骂槐之意。更且，又如黄溥缕述表笺文字狱的始因，谓开国武勋不以太祖“响意右文”为然，并举儒臣曲解孟子章句以讥讪张士诚为证，亦显露明初文武功臣争衡，与后人对洪武勋臣的印象与评价。此等作者于传述太祖文字狱之余，似又借此反映独裁君主对士人的钳制与压迫，以谏喻当代帝王勿以太祖为先例，无故刑戮儒生，或借此警惕官宦文人善守其位以保其身。这些意思虽不甚明显，但若细读其文，亦可于行中窥见，则其寓意并不限于批评明太祖而已。

总而言之，要了解太祖文字狱案的真相，必须爬梳有关官私记载，加以缜密分析，去伪存真方可。此皆由于官史讳书，而私家所传，多系俗说野闻，不可当作事实。后代史家，由于史料不足而过信野史，遂有谓此辈儒生以表笺诖误被诛，或因愚懵不识忌讳干忤圣旨，或因明祖讳其出身释门，兼以不学无术，误读文字无故杀人。此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不独厚诬古人，而且歪曲历史，对太祖一朝政治有极大的误解。故此，若以核史为本，这种野史稗乘可以摒诸不理，但若从另一角度观之，则又不可完全忽视。因为此类记载反映明中叶士绅与庶民对太祖之印象与评骘，不受官史忌讳所限制，如是可窥见国史的另一方面，亦有特殊的价值。由此观之，以明太祖文字狱案为例，可信传统史家谓“礼失求诸于野”，官书失载，野史可作补充的话，问题在如何善于运用各类资料，如何广泛观察历史之各层面而已。关于此问题之讨论，可参吴晗：《历史中的小说》，《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页1201—17.详见Hoklam Chan， “The Rise of Ming Taitsu”； Hoklam Chan and Laurie Dennis，“Frenzied Fictions：Popular Beliefs and the Political Propaganda in the Written History of Ming Taizu，” in Sarah Schneewind， ed。， Long Live the Emperor！，pp。1536.

本篇原载〔台湾〕《”中研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上册，1981年10月。重刊于陈学霖：《明代人物与传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文又有英文版，内容大致相若，但表述方式稍异。见“Ming Taitsu’s Manipulation of Letters：Myth and Reality of Literary Persecution，”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9.1(1995)。

§§第二篇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酷刑——兼与王世华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