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文字狱案史料之考证

以下考证太祖表笺文字狱案，先针对《札记》所引史料及其议论，然后旁及其他资料，其次序先后亦根据《札记》。故首论梁亿《传信录》，次及徐祯卿《翦胜野闻》，继之以黄溥《闲中今古录》及类似的记载。先叙作者仕履及其著述性质，然后分析其所记文字狱案事情。

（一）梁亿《传信录》

梁亿字叔永，广东顺德人，为大学士梁储（1451—1527）之弟。《明史》无传，生平略见光绪《广州府志》（1879）卷一二一《列传第十》。据此，他约生于成化（1465—1487）之末，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始授兵部主事，后任工部，历礼部郎中。嘉靖五年（1526）任广西参政，颇有政绩，但不久致仕，大概卒于嘉靖末年。所著除《传信录》外，另有《遵闻录》及杂著数种。此二书裒辑国初至弘治年间朝野佚事遗闻，入野史稗乘之类。梁亿传略见瑞麟、戴肇辰等纂修：《广州府志》（光绪五年〔1879〕刊）卷一二一，页25上。《传信录》除收录于《国朝谟烈辑遗》外，又见《九朝谈纂》第1册所引。《遵闻录》尚存一卷本，收入高鸣凤所编辑：《今献汇言》（上海商务影万历原刊本，1937）第5册。《传信录》原书已佚，惟见《国朝谟烈辑遗》节录。此书虽名“传信”，但所叙国初时事，多摭拾俗说耳淡，敷衍附会，揆诸史实，抵牾百出，不宜轻信。王世贞《史乘考误三》纠正其记事谬误者十数处，并评之曰：“梁亿筲人语，不足传也。”沈德符（1578—1642）《万历野获编》亦讥其书云：“乃不自揆，僭称‘传信’，……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台湾学生影万历十九年原刊本，1965）卷二二，页7下。沈德符评语见《万历野获编》（上海中华，1959）卷一，页10.这些评语足表现当时学者对是书之评价，亦可作检讨其所传关于太祖文字狱案的尺度。

首先，兹论《传信录》所记表笺刑案的史源，以辨明此类故事是否梁亿所附会臆造，抑或传自他人而不假思考。关于这点，王世贞《弇州史料》备有线索。是书卷三一《后集》有“进表笺儒学官以诖误诛”一条，载洪武间十数儒士以上表笺触犯文字忌讳被诛，较《传信录》为简略，但大致相同。惟篇未于缕述其致祸之由后说：“其他则不可晓矣。史既讳不截，而《双槐岁钞》出于黄氏祖孙之笔，颇核，因节而志。”此见《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一，页14下—16上，引文见页16下。是书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解题见《提要》卷六二，页1373［傅吾康，Sources，2.2.8.据此，此类案件已先见于黄瑜（1426—1497）之《双槐岁钞》。是书成于弘治八年（1495），后由其孙黄佐（1490—1566）重编（故有“祖孙之笔”之语），较梁亿书早出，但传本《岁钞》失载此段，不知原稿有无。黄瑜《双槐岁钞》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序，解题见《提要》卷一四三，页2973［傅吾康，Sources，4.1.2.现有《岭南遗书》道光十一年（1831）刊本及多种近代排印标点本流通。然王凤洲素以史识谨严见称，其说当可相信。由此可知这些文字狱故事，无论真伪，早已流传。梁亿所录，亦不尽出臆见，大抵根据当日传闻，加以渲染成之。

其次，无论此类刑案之史源为何，以梁亿所传来看，其真实性大有可疑。第一，由于别无旁证，我们无从知悉此十数儒学教官的罹祸年月及地点，更亦不可确定是否因表笺诖误致死，只能姑而言之，姑而听之。又据彼言，此等儒士皆以贺表内犯同类文字忌讳坐罪，如用“作则”、“生知”、“法坤”诸词，与“作贼”、“僧知”、“发髡”声音相近，有讥讪主上之嫌。若果他们在同一时期获罪判死，则犹有可说，但从史文观之，显然不是。如此何以既有极刑先例，而犯禁者接踵而至？况且，太祖自洪武六年起五次颁定奏牍及表笺成式，用意在振兴古文，辞藻务求典雅，废四六骈俪，以直言达意为主，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凶恶字样外，并无其他应避忌讳。据《实录》所载，对于触犯表笺成式的，如朝鲜贡使柳绚、郑道传等（事在洪武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395—1397〕），太祖但加责罚，并无处以极刑。见《实录》卷二四三，页3533—34；卷二四七，页3583—86［卷二四九，页3605—6；卷二五？，页3615—16.并参顾颉刚前揭论文， 页23—24.何故这些儒官以干忤文字忌讳得罪致死，是否厚彼而薄此，而若果有其事，史官何以讳言不予宣扬，使警惕来者，抑或另有其他缘故？

更有甚者，虽然今日不能确定这些儒士所进表笺，其所用“作则”、“垂则”、“仪则”等词语中的“则”字，是否嫌及“贼”字之声音，有毁谤人主之意，但若说太祖讳言“僧”字，故凡用“生知”、“法坤”语句皆以影射其尝为僧被诛杀，恐怕不是事实。实则，明祖并无隐讳其早年寄身释门，此可见于其自述如《皇陵碑》与《纪梦》诸篇所记。况且，登基后更宣扬佛义，拔选高僧入官，并曾撰文如《三教论》、《宦释论》、《修教论》阐论之。明太祖自述《皇陵碑》与《纪梦》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台湾学生影嘉靖刊本，1965）卷十六［《三教论》、《宦释论》与《修教论》诸篇收录于同书卷十一、卷十六。又见《明太祖集》，胡士萼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1）卷十四、卷十［及钱伯城等编辑：《全明文》第1辑《朱元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所收录。解题见《提要》卷一六九，页3569［傅吾康，Sources， 6.8.5.《纪梦》有英文译注，见Romeyn Taylor， “Ming T’aitsu’s Story of a Dream，” Monumenta Serica 32(1976)：1—20. 《皇陵碑》考释见王剑英：《“大明皇陵之碑”考释》，载邓珂编：《邓之诚学术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页83—124.明太祖三教论之研究详John D。 Langlois，Jr。 and K’ok’uan Sun， “Three Teachings Syncretism and the Thought of Ming T’aits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1(June 1983)： 97—139.他非但不讳其出身为僧，而且表白于诗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之《明太祖御笔》，即有三首谈僧的诗：二者言僧，另一谈禅。其言僧诗第一首云：“机冗僧来不暇谈，惟教瞠目意窥探。星前好把南禅问，日下尤当只履参。旰食宁知三十（？）熟，宵衣谁谓五更谙。如此昼永禅宜观，世出何忧利物贪。”此诗非但言“僧”，而且所用如“禅”、“世出”等字皆与释氏有关。此三首诗已收入《〔增订本〕故宫书画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65）第4册，卷七，页91.索予明对此曾作分析，见上注13所引论文，页8.关于《明太祖御笔》之详细讨论，见前作者撰《“明太祖御笔”释例》，《“明太祖御笔”释例续篇》（台北）《故宫季刊》第2卷第1期（1967年7月），页31—58［第2卷第3期（1968年1月），页49—71.由此可见明祖并不讳谈“僧”与“禅”，既然如此，何致禁诸儒用“生知”、“法坤”等词语？可见野史谓诸儒所上表笺，以用“生”字与“僧”字音相近，用“法坤”与“发髡’字音类似，干忤忌讳被诛，实难令人置信。

至于其他触犯文字忌讳之故，梁亿皆以私意自解之。如谓儒臣表内用“藻饰太平”一句被诛，则说其音与“早失”相似，而又以其意近“妆饰太平”。更有甚者，有些不能推断的，则不似王凤洲言“其他则不可晓矣”之忠实，故作臆测以自圆其说。如谓诸儒用“遥瞻帝屝”一句致死，则疑“屝”字音与“非”同，而其用“取法象魏’罹罪，则疑“魏”宇“去发则类鬼”。又如有用“永绍亿年，天下有道”致祸的，则疑“亿年”之“亿”字与“一”字、“有道”之“道”字与“盗”字音同。又如有用“贰君父以颁爵禄”、“望拜青门”等词句被诛，则疑其语太重而无君臣父子尊卑之别。诸如此类，可谓瞎人摸象，迹近胡说，非但不能剖析事情，且有曲解强辨之嫌。最后且言：“意者诸臣之在当时不学无术，罔识忌违，遂用此字音以取杀身之祸，盖出于不幸耳。不然，则虽万死不足以赎其罪，尚足惜乎哉”。此处虽隐喻帝王专擅，仕人无辜，但竟将此类罪祸，归咎于儒臣之不学，可谓横词夺理，毫无史识，岂可信之？参注13所揭拙文《徐一夔刑死辨诬》，页81—82.

最后，至可遗憾的，是赵翼非独不能洞察此类曲说之无稽，对文字狱案有合理的分析，反而加之臆见，谓明太祖“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作为以表笺诖误杀戮儒臣的解释。实则，此说最为肤浅无识，而且诒误后人。何以言之？首先，明祖虽然早年失学，不谙文墨，但文字之狱始于洪武十数载，时太祖已年逾五十，非特熟习经史，且能亲笔批答章奏，而所作诗文疏论，虽不大典雅老练，亦颇流畅而达意，此可见于现存之御笔卷帙及各类著作。关于明太祖之文学造诣，详见《廿二史礼记》卷三二，页1下—4上［前注28所揭索予明论文［包遵彭：《明太祖及其文章》，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首，页l—19［梁容若：《朱元璋的文章》，载氏著《书和人》（台北：文星书店，1964），页13—37［前注11所揭罗炳绵论文，页37—44［及陈高华：《关于朱元璋文的整理问题》，载《明清论丛》第1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页99—104.因此史家若说明祖不学，以其龙兴前言之犹可，但在登基后则不然。故以其学问未深而生猜疑，误读文字而枉杀无辜，则与事实相违。其次，若依前引诸儒“以嫌疑见法”事例来看，如以“作则”为“作贼”、“藻饰”为“早失”或“妆饰”、“帝屝”为“帝非”、“取法象魏”为“去发则类鬼”，此类联想，迹近无理取闹，惟有深谙典故，擅长玩文弄墨者方能为之。参见注13所引索予明论文，页8.可见赵瓯北说明祖因不通文义，误人嫌已遄起大狱，揆之事理情由，实难以置信。由于上述理由皆不能成立，而文字之狱似又非乌有，惟一可能的解释是太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故作曲解以嫁祸所要荑除的异己。这里可能涉及政治明谋，如胡惟庸党案之类（详后），因此官书讳载，而私史误记，一传再传，遂致真相不明，使后人以明祖不学无术，辄生疑忌，屡兴文字大狱枉杀无辜儒臣。

（二）徐祯卿《剪胜野闻》

徐祯卿字昌谷，苏之吴县人，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正德六年（1511），享年仅三十二，《明史》卷二八六有传。祯卿登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以诗文负名，为“吴中四杰”之一，然官宦不显，仅任大理寺寺副与国子学博士（1505—1509）。晚年一意著述，除辞赋外旁及经子百家，还有《昌谷全集》十六卷并《翦胜野闻》记国初佚事琐谈一卷，又杂著若干卷。徐祯卿传见《明史》卷二八六，第15页上，并参Hoklam Chan撰传， DMB， vol。 I， pp。 56970.祯卿虽以文学显名，但于史事未邃，且因沉湎道教，偏好志怪野闻，故所书皆不甚详核，而当世史家都有恶评。如王世贞《史乘考误一》评国朝野史十数种，列《翦胜野闻》为“轻听而多舛”类，而言曰：“其人生长阁閰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述之，若祝枝山〔允明〕《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王世贞评语见《弇山堂别集》卷二？，第1页下。因此其书所载，无论为何，都有值得怀疑之处。

《野闻》所记以表笺诖误被斩之徐一夔，《明史》卷二八五有传。一夔字大章，浙江天台人，元延祐五年（1318）生，卒年不详。工文词，通经博雅，兼擅史学，颇负盛名。元季始任福建建宁府儒学教授，洪武二年（1369）奉诏纂修《元史》，特以史料阙如，借足疾为辞乞退。六年（1373）实授杭州府学教授，兼编纂《大明日历》，事后辞翰林院授官回杭府旧任。十六年（1383），南京灵谷寺建成，应命撰碑文以报，此后行事未明。所著有《始丰稿》前后数集共十四卷，又杂著若干种，对元明之际的史事记述甚翔。徐一夔《明史》本传见卷二八五，页7350［并参Hok-lam Chan撰传， DMB，vol。 l，pp。58990. 所有著作见《提要》卷八二，页1719［卷一三四，页2765—66［卷一六九，页3581.俗说谓一夔死于表笺之祸注13所引拙文已有详细讨论。一夔晚年事迹，当代人并无记载，至弘治间始有《翦胜野闻》谓其于杭州府学任内，以上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触犯文字忌讳为太祖刑斩。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略载其事，虽未言被斩，亦说其以表笺诖误坐罪，作为太祖滥兴文字狱，枉杀无辜的证据（已见前述）。

实则，徐一夔以贺表诖误罹难事，前此明人所撰传记，如谢铎弘治《赤城新志》（1497年刊）及陈善万历《杭州府志》（1579年刊）所系小传并无言及，其后出者亦然。见弘治《赤城新志》（弘治十年〔1497〕刊本）卷十一，页3下，万历《杭州府志》（台灣学生编《明代方志选》影印万历七年〔1579〕刊本，1965）卷六三，页57下。后此徐一夔传记皆未言及死年，独清季盛枫谓其卒于嘉兴。未悉所本，见所编《嘉禾献征录》（收入金兆蕃編輯《檇李丛书》，1936）卷四二本传，页2下。更且，清初开局修《明史》，史臣为一夔撰传的如汪琬（1624—1690）与朱彝尊（1629—1709），皆无采其说。朱竹垞《徐一夔传》较汪琬所撰为详，是传抄录一夔于洪武三年（1370）上书言修《日历》之要，并“霝谷寺碑”原文，但未述及其晚年行事。关于清初开局褊纂《明史》，详李晋华《明史纂修考》（《燕京学报》专号第3种，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3）。汪琬撰《徐一夔传》后收入所著《钝翁续搞》（未见），朱彝尊所撰见《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六四，页3下。二者俱载录于《始丰稿附录》，页10下—13上［页15上—16下。并参李晋华前引书页77、79.今本《明史》卷二八五《徐一夔传》即以前者为蓝本，故传末但言“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而已。”于此可见史家自有慧眼，不为异说传闻所惑。清初怀疑《野闻》误传一夔触犯表笺忌讳被斩，始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四《杂家存目》十一“艺圃搜奇”条此书未见流通，疑佚。，除考证是书非一夔所作，并指斥野俗流言谓其死于表笺之祸。其言曰： 一夔字大章，天台人，侨寓嘉兴。元末尝官建宁教授。洪武初征修礼书，王祎又荐修《元史》，辞不至，后为杭州教授。又召修《大明日历》，特授以翰林官，以足疾辞归，事迹具明史《文苑传》。《翦胜野闻》称其官杭州教授时以表文忤旨，收捕斩之，殊为荒诞。《野闻》托名徐祯卿，多“齐东”之语，此亦其一也。（页1上）此处但疑《野闻》记载失实，然未考及徐氏卒年，并无足够证据以斥其非。至光绪间丁丙（1833—1899）编校《始丰稿》，始考证一夔卒于建文初年，力辟《野闻》之谬。丁丙所校《始丰稿》共十四卷，附《补遗》一卷，《附录》一卷，有光绪十九年（1893）跋，刊于《武林往哲遗著》（光緒二十年〔1894〕）。《始丰稿》卷复跋说：〔一夔〕明洪武初召修礼书，五年，试职杭学教授，年五十有四。继修《日历》，书成授翰林官，以足疾辞归，得实授。……按《上虞顾君墓志铭》（载《始丰稿》卷十三，页6下），葬在元至正十九年己亥（1359），既葬三十五年始请铭，则在洪武二十六年癸酉（1393），时先生年七十五岁。并考陈氏善万历《杭州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其中即有权代者，表不列名，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页2上）。　　此处以一夔著作推断他的卒年，至为精审，实际其寿终八秩尚有另文足为佐证。按一夔著述年代较晚于前引的有《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一文。见《始丰稿？补遗》页2上。此言齐庄公生于至元丁卯，干支有误，但卒于洪武戊寅，则系三十一年（1398〕。此称齐公庄卿“生至元丁卯（丁丑［三年（1337）之误？），卒洪武戊寅，以明年祔葬。”洪武戊寅为三十一年，明年即建文元年（1399），时一夔已年逾八十。再证以万历《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一夔洪武六年任杭府教授，下接建文二年教授为蒋良辅，见万历《杭州府志》卷十四《古今守令表二》，页31下。则徐氏至建文初始卒实无疑问，而《翦胜野闻》诬他以表笺忤旨被新，可谓无稽之至。

以上已辨明《野闻》述徐一夔死事的荒诞，然其所记尚有他事再需议论。按《野闻》末段云：“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懵不知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因自为文传布天下。”似谓太祖颁布表笺成式，系在刑斩徐一夔之后，而又系应儒臣的请命。实则，据前引《实录》，太祖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共有五次，其时间与目的并非如徐祯卿所言。首次在洪武六年，时明祖以廷臣上书贺表多用四六骈俪，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乃命翰林官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式者上，随得韩愈(768—824)《贺雨表》与柳宗元(773—819)《代柳公绰谢表》二篇，即颁布天下以为定式。见《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九月庚戌条，页1512—13.韩愈《贺雨表》见《昌黎先生集》，《丛刊》本，卷四？，页2上［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见《柳河东集》（《备要》本）卷三八，页8下—9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169—70.次在八年十二月，太祖鉴于刑部主事茹太素奏陈时务，草万言书而仅述四事，文繁辞冗，难以适从，因命中书翰林官制定《奏对式》，自序之以颁示天下有司。茹太素因此触怒明太祖，遭廷杖惩罚，事见《明史》卷一三九本传，页3987.明祖是此颁布《奏对式》《实录》无载，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張鈞衡編輯：《适园丛书》本，1916）“史部九？仅注类”有《建言格式》〔注：洪武八年十二月施行），《繁文鉴戒》并《表笺式》一卷（页32上—32下）。太祖所撰“《建言格式》序”见《高皇帝御制文集》（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卷十七，页4上［及《明太祖集》卷十五，页304—5.（前引《明太祖御制文集》失载此序）。参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2），页11.又其次在十二年八月，太祖以官府文移案牍繁冗，非老吏不能通晓，而佞人乘机玩法，殃及百姓，因命廷臣议减其文，奏定成式而镂版之，俾诸司有所遵守。见《实录》卷一二六，洪武十二年八月戊寅条，页2010—11.《千顷堂书目》前引书页32上有《行移繁减体式》一卷，谅系本年所颁布者。十四年七月，又以重定进贺表笺礼仪，再申明表笺不得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其在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凡凶恶字样俱用回避。见《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条，页2171—73.末次在二十九年七月，太祖以廷臣诸司所进表笺，仍多极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1312—1399？）等撰表笺成式，颁于有司，命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见《实录》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条，页3576—77.由此观之，明祖之屡定奏牍及表笺格式，废四六为散文，务从简古，乃欲革天下诸儒玩文害意，不切实际的陋习，并无轨外之意。况且，数次所定格式皆出自翰林诸臣之手，并非由太祖亲笔。由此可见《野闻》谓伦臣恐惧表文忤旨，恳帝确定成式以便遵守，皆非事实，不可遽信致误。近人言太祖文字狱案者多举徐一夔事为例，除前注10—12所引论文外，又见梁容若前：《书和人》，页138［Liu Ts’unyan，On the Art Of Ruling a Big Country（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4），P。9［及陈进传：《明初的科技及其没落》，《明史研究专刊》第2期（1979年9月），页79，皆为赵翼《札记》所误。

（三）黄溥《闲中今古录》

黄溥字存吾，浙江鄞县人，为宣德名儒黄润玉（1389—1477）之孙。生年不详，然以其于弘治十二年（1499）成贡生推算，约生于成化之末，而《鄞县志》（1877年刊）卷二一附传说他享年八十，则当卒于万历初年。存吾工文辞，博览多闻，曾任芜湖县学训导，然无仕履，后弃职乡居从事讲学著述，所存仅有《闲中今古录》二卷。黄溥《明史》无传，生平略见戴枚、董沛修纂：《鄞县志》（光緒三年〔1877〕刊）卷二一，页41上。《闲中今古录》节本明清丛书六种有收，以《记录汇编》本最通行。祖黄润玉著述甚丰，传见《明史》卷一六一，页4385.所记国初轶闻有《海涵万象录》四卷，张寿镛编輯：《四明丛书》第3集（1935）有收。解提题见《提要》卷一二七，页2667.此书记国初至弘治间朝野掌故，旁及闾巷燕谈，虽保存若干史料，但不核实可靠。王世贞《史乘者证》曾列举其谬误者三数，可见是书虽不似梁亿与徐祯卿者之荒诞，然亦不可以轻信，故对所传的太祖文字狱案故事，仍应作如是观。见《弇山堂别集》卷二二，页3上，页8上，页12下，页13上。

首先，据《礼记》前引，《闲中今古录》谓释来复上呈“谢赐宴诗”，以其中有“殊域”一词，太祖读为“歹朱”。而又以“自惭无德诵陶唐”之句，赚及讥讪主上无德，虽欲以陶唐诵之亦不能，触怒明祖被赐死。此故事传本《摘抄》虽无记载，但又为郎瑛及邓球所引，今姑以此出自黄溥而考察之。实则，此言来复罹难原因，亦系荒诞，因为据后出的传记，来复乃涉嫌为胡惟庸党而处死。其事见明季释明河（1588—1640）《补高僧传》卷二五“复见心”条。此见《续藏经》第1辑第2篇第134册（香港佛经流通所影印，1967）。较早時祝允明（1461—1527）亦略及來复见心事，但言其“被诛”而未及其故。见《野记》《集成》本（上海商务，1936），页29.传云：来复字见心，豫章丰城王氏子。……有志行情凈行，欲绝尘独立，遂归释氏。……久之，窥见全体无碍，然未以为至。走双径，谒南楚悦禅师。……越三载，……浙省右丞达公九成慕师精进，起住苏之虎丘，辞不赴。会兵起，避地会稽山中。慈溪与会稽邻壤，中有定水院，……延师出主之，师为起其废。……自是厥后，鄞人士请师居天宁寺。……师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劝主杭之灵隐。适有诏征高行僧，师两至南京。赐食内廷，慰劳优渥。洎建普荐会，师奉来勑升座说法，辞意剀切，闻者咸有警云。师敏朗渊毅，非惟克修内学，形于诗文，气魄雄而辞调古。……学士宋公濂至称其文，如木难珊瑚之贵，公卿大夫，交誉其贤。皇上诏侍臣取而览之，褒美弗置。当今方袍之士与逢掖之流，鲜有过之者焉。洪武二十四年（1391）遂罹于难。噫，是亦数也。时山西太原捕得胡党智聪，供称胡惟庸谋举事时，随泐季潭、复见心等往来胡府，二公繇是得罪。泐责服役造寺，师以遂不免焉（页187上—187下）。稍后释元贤（1578—1657）《继灯录》卷五《径山悦禅师法嗣》下本传，亦有类似记载。此见《续藏经》第147册，页401上（下）。两传记来复行实与郎瑛所传略异，后者说其为胡人，元世祖明安之后，而此处则称他为豫章丰城王氏子，与《皇明泳化类编》本传同。据此，来复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卒于洪武二十四年，享年七十有三。二传皆谓其因胡惟庸党案致死，姑无论来复真有参与谋反，或坐莫须有罪，但不讳言罹难之故，可见野史说他上诗触怒太祖被赐死的荒诞。其后钱谦益（1582—1664）编纂《历朝诗集》，遂据此撰《来复传》，力斥俗说谓其死于文字之狱。《列朝诗集》（1652）闰集一《蒲庵禅师复公传》后有言此又见《列朝诗集小传》（台北世界，1965）闰集，页668.：〔洪武〕二十四年，山西太原获胡党智聪，供应随泐季潭、复见心往来胡府，合谋举事。见心坐凌迟死，年七十三。野史载，见心“应制诗”有“殊域”字，触上怒，赐死，遂立化于阶下。田汝成《西湖志余》则云逮其师诉笑隐，旋释之。见心“应制诗”，载在《皇明雅颂》，初无触怒之事。而笑隐为全室之师，入灭于至正四年（1344），俗语流传，可为一笑也。（页20下—21上）此处除据以上两传谓来复坐罪胡惟庸党案外，另举《皇明雅颂》（未见）所录“应制诗”，指称当时并无触怒太祖，故此野史说来复干忤文字忌讳致死，是极端胡说可笑。

此外，《闲中今古录》另载明初儒士蒋清高罹表笺之祸，并记此类文字狱案的始源。前者《札记》未引，而传本《摘抄》有之，故先论蒋清高事。清高字伯尚，浙江象山人，《明史》无传。据黄溥所记，系元末遗儒，国初任本县教谕，以表笺诖误被斩于京师。按《象山县志》（1926年刊）卷二三有《蒋清高传》，除沿袭俗说言其枉死文字狱，另录《蒋氏谱》，所记与前者大异。此处谓清高元至正十七年（1357）乡试，授本县儒学教谕。洪武二年（1369）授国子助教，八年（1375）升祭酒，逾年卒官，年五十六。见郑迈、陈汉章修纂：《象山县志》（台北：成文书局影民国十五年〔1926〕刊本，1967）卷五，页10上［卷二三，页17下—19下，又曹秉仁、万经修纂：《宁波府志》（成文影乾隆六年〔1741〕补刻本，1974）卷二六本传，页11上亦无说其死于表笺之祸。据此，清高生于元延祐六年（1319），而卒于洪武九年（1376）官任，并无罹表笺祸被斩，可见《闲中今古录》故事的可疑。虽然，谱牒可能有隐讳，但若比对史料，则未必然。据黄溥后段所记，表笺祸始于洪武甲子（十七年）之后，而《蒋氏谱》言清高于九年卒于任所，与前说有抵触。况且，谱牒虽于其人行事有隐讳，但不致捏造其卒年，故《蒋氏谱》未必失实，比较《闲中今古录》更为可信，因此难言蒋清高死于表笺之祸。

最后，兹论《闲中今古录》所记文字狱祸的始源。如前所述，此类刑案始于洪武甲子，太祖向意右文，开科取土之后。当时诸武臣颇有异意，以为儒上善讥讪，因取张士诚故事加以劝谕。据此，士诚本名“九四”，登位后厚礼文儒，并邀之为撰名，因得“士诚”二字。太祖闻言，谓此名甚美，但诸勋指出《孟子》有“士诚小人也”之句，似有毁谤之嫌。太祖由是顿生猜疑，开始观览天下所进表笺，而文字之祸由此而起。此故事未明所出，他书亦未见记载。支伟成编：《吴王张士诚载记》（上海［泰东图书社，1932）搜罗资料至丰，但失载此故事。但其所言，疑窦甚多，不宜过信，兹举两点言之：

其一，所记诸武臣引《孟子》“士诚小人也”，显然是割裂原文，断章取义，因《孟子》原句应读如“士、诚小人也”。然则何故作此曲说而用意又为何？此可有三解。首先，此处显出国初文武勋臣不睦，互相倾轧，而始因在太砠“向意右文”。故其指儒生蔑解《孟子》以诋毁张士诚，可能为警惕主上不宜经信儒生。此句见《孟子》，《备要》本，卷二《公孙丑篇》下，页23下［并参吴晗：《朱元璋传》，页270.其次，太祖对《孟子》甚有偏见，以为其中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如不听，则易位” 《万章篇》之类，于皇权有所违碍，因此后来令刘三吾删节成《孟子节文》。按史所记，洪武五年，太祖因读到《孟子》若干章句觉其与皇权有违，曾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逾年以儒臣恳请始取消前议，但对孟子仍极嫌恶。因此于洪武二十七年，特命刘三吾编《孟子节文》，删去《尽心》、《梁惠王》、《离类》、《万章》诸篇章句共85条，刻板颁行全国学府，而原本《孟子》至永乐十二年始为科举之用。事见《明史》卷五？《礼志四》，页1296［卷一三九《钱唐传》，页3982.前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有原刊《孟子节文》七卷本附刘三吾〈题辞〉，详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第2卷第4期（1938年5月），页7—9（重刊于氏著《容肇祖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页170—83.）参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页19—22.详细讨论见贾乃谦：《从“孟子节文”到“潜书”》，《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页43—50［及朱荣贵：《从刘三吾“孟子节文”论君权的限制与知识分子之自主性》，《“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6期（1995年3月），页173—97.武臣故意割裂《孟子》原文，罔作毁谤，或可能为迎合明祖心意。最后，故事所引太祖答诸勋谓“此名甚美”，似别有微义。此外表现明祖根本不通晓《孟子》章句，故谓“士诚”之名极美，及至对方点出，始明言外之旨。由此可见，此故事虽隐喻诸武臣故意曲解《孟子》，以实儒生之罪，但亦有讥讽太祖不学，不足晓谕经典的用意。

其二，所记系此故事于洪武甲子开科取士，而谓此后明祖即留意观览天下所进表笺，因此文字之狱大兴。据此，意谓此时之前，太祖不甚注意诸司奏章，亦不晓儒臣所进表笺有讥讪之意，而此类表笺之祸始于洪武十七年以后。然揆诸史料，此说又不成立。首先，太祖自登基后，即亲理政事，勤劳不懈，天下奏章，多亲自阅览批答，有“一日数百件”之说，此可见《实录》与国初官书所纪。见明太祖撰《建言格式序》，载《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七，第4页上，并《太祖实录》卷一六五，页3上。参吴晗：《朱元璋传》，页295—96.故若谓明祖在甲子开科取土之前，鲜有观览奏章及诸臣所进表笺，则不尽属实。其次，前引《实录》已见太祖于开国不久，即注意诸臣奏牍表笺，多用四六骈俪，言不切实，以文害意。因此于洪武六年后即屡次颁布奏牍及表笺成式，裁定体制文词，以及字讳回避事例。故此不能说明祖于甲子年后始注意所进表笺而滥杀无辜。最后，虽则现存史料不足断定太祖并无藉文字诖误诛杀儒生，但若真有其事，似不可能迟于洪武十七年之后。实则，若尽信前引野史稗乘所载，这些表笺之祸自国初即有其例。由此观之，黄溥谓表笺之祸起自洪武中叶，绝对不能成立，而《闲中今古录》所记其他文字狱案故事，亦难令人取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