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一史称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以重典严刑震慑顽民，整肃吏治，夷除陋习，除先后颁布《大明令》及《大诰》等律诰
1959年，东京大学东洋史教授清水泰次(1890—1960)在《史潮》发表《明の太祖の体刑“剥皮实草”にっぃて》一文，是现代学人探究这个课题的伊始。清水并未读到有关“剥皮实草”事例的洪武朝原手史料，他是从民初柴蕚《梵天庐丛录》所摘录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记载有关剥皮酷刑得到启示，然后从后出的史料考证推论勒成这篇文章。清水泰次：《明の太祖の体刑“剥皮实草”にっぃて》，《史潮》第68期（1959年7月），页19—28.《梵天庐丛录》卷十七《剥皮十二则》其一云：“《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千（按，应为‘六十’之误）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云云，并见《明史·海瑞传》。”按此则抄自赵翼《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但缺载出处。见柴蕚：《梵天庐丛录》（上海：中华书局，1925）卷十七，页2下—3上；参赵翼：《廿二史札记》，《四部备要》本，卷三，页6下—7上。又见页38注②。清水随摘录三数明中叶后私史及杂著追溯有关“剥皮实草”刑罚作为太祖酷刑的论证。例如吴朴《龙飞纪略》记“帝严于吏治，凡有贪酷县令，许里老解赴京师，剥皮问罪。……官赃至十六（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又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谈》记太祖以 “剥皮楦草”之刑惩治钱粮作弊的贪官酷吏，及何乔远《名山藏·刑法记》记太祖于“府州卫所，右廨左庙，名曰皮场。吏受赇至六十金者，引入场中，枭首剥皮，更代之官设皮坐之”。（详后掲）此外，作者又征引《皇明祖训》及《御制大诰》、《大诰·续编、三编》所载太祖屡以各种残酷极刑，惩罚贪赃奸佞以整肃吏治，由是可以推论证明“剥皮实草”这一酷刑的实际存在。
清水之论中国学界不多注意，而半世纪以后，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刊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王世华撰《朱元璋惩贪 “剥皮实草”质疑》一文，对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重惩贪吏》条言明太祖以“剥皮实草”之刑严惩贪官酷吏，在地方公署特立一“皮场庙”，并在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以作警惕诸说表示怀疑，因为并无佐证史料，或为万历刊行之《稗史汇编·刑法类》 “皮场庙”条之附会误导。王文发表后，明史学者甚称赏，认为考证周详，厘清稗说野闻，对明太祖刑法之治的认识有帮助。《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页156—159.评语见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1999年6月），页488.笔者始初亦以为是，但最近因校注元明之际俞本（1331—1402后）之《纪事录》，广览洪武朝原始史料，曾寓目三数关于“剥皮” 酷刑之资料，因重读王文，发现其考证有失误， 错论 “剥皮实草”为子虚之说，仅作此文商榷并兼论有关问题。
兹先摘录《廿二史札记·重惩贪吏》条： 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草？)，及洪武中所定枉法赃八十贯论绞之律以规切时政，见瑞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页6下—7上。 王树民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497则，页764.案：小注引文“后海瑞疏亦举太祖剥皮囊”，“皮囊”后疑缺“草”字。此则札记分两部分，先言“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所谓“剥皮实草”，根据下列资料，系指将处死罪犯剥皮，以草充实其皮囊示众的酷刑。王氏引文略去赵氏附录万历海瑞（1514—1587）上疏之小字夹注，随援用明太祖先后颁布的《大诰》四篇：《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所收录的诸多贪赃案例，按类分析，指出不少案犯赃额虽高达数万贯钞，但并未有被“剥皮实草”，而是分别处以凌迟、弃市、赐缢等刑。诸案犯受赃较轻，如在百贯之内的，都未立即施刑，而是听其戴罪任职，只有少数“两犯不悛，至于四犯”者始将之处决，但亦无使用“剥皮实草”的极刑。《大诰》四篇载包遵彭编：《明朝开国文献》（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明刻本，1966）第1册。引文事例见《御制大诰》，页8下、22上、38上；《大诰续编》，页17上、44下；《大诰三编》，页72下。文章又指出太祖至洪武三十年（1397）颁布《大明律》，对贪官始有明确之处罚。《大明律》在“贪赃”条下分为“枉法赃”与“不枉法赃”两种。前者规定：“一贯以下杖七十，一贯以上杖至五贯杖八十。……八十贯绞。” 后者规定：“一贯以下杖六十……一百二十贯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见刘惟谦等撰：《大明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台湾台南县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影嘉靖十一年［1532］重刻本，1995）卷二三，页1上—3上。参看黄彰健：《明代律例汇编》（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79），页891—893（律），893—899（例）。因此，朱元璋亲颁的《大明律》亦无对贪赃六十两以上之官吏施以“剥皮实草”的刑罚，认为《札记·重惩贪吏》诸说难以成立。
关于《札记》此条资料的来源，赵翼称出于元末叶子奇之《草木子》，但今本《草木子》并无此则。王氏引王树民《廿二史札记考证》注，王树民校注本：《廿二史札记》卷三三，页773.指出所谓“剥皮实草”事见于王圻编之《稗史汇编》（万历三十八年［1610］序刊）卷七四《国宪门·刑法类·皮场庙》条： 国朝初严于吏治，宪典火烈，中外臣工少不称旨，非远戍则门诛，死者甚众。吏守贪酷，许民赴京陈愬。赃至六十両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以为将来之戒，于府州县卫所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于公座傍各置剥皮实草之袋，欲使尝〔常〕接于目而儆于心。人皆惴惴焉，以得罢免为幸。王圻：《稗史汇编》（台北：新兴书局影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本，1969）卷七四，页18上—18下。其文字与《札记》大致相同。因此，既然今传《草木子》缺载，赵翼可能将《稗史》误书为《草木子》，但亦可能系据一已佚之《草木子》钞本摘录，若是，后者可能为《稗史》之史原。黄兆强跟从王树民意见，将赵翼凡书《草木子》者皆改为《稗史汇编》，见所著《廿二史札记研究》（台湾学生，1994），页105注③。案叶子奇书有洪武十一年（1378）自序，原稿二十二篇，至其孙叶溥于正德十一年（1516）刊行时改并为八篇，分四卷，因此不排除《稗史》可能寓目有“剥皮实草”记载的《草木子》原稿。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生于元末，用荐任四川巴陵主簿，洪武十一年因事下狱，《草木子》系于狱中之作，卒年不详。《明史》无传，事迹见朱彝尊撰传，载《曝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六三，页10上。但此传甚多错误，不可为典要。《草木子》之版本资料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之《出版说明》。嘉靖李默(？—1556)之杂著《孤树裒谈》十卷（嘉靖刻本），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95），摘引《草木子余录》的明初琐闻十余条，皆现行《草木子》所无，足为正德本有遗漏的佐证。王文对此问题并未深究，但引《稗史汇编》编者王圻序说，谓其书主要取材于元末陶宗仪（1316？—1402？）的《说郛》及明人所著之“小史诸书”，而检查现存明刻三种《说郛》均无“剥皮实草”的记载，此三种《说郛》包括《涵芬楼》百卷本，明刻《说郛》一百二十卷，及《说郛续》四十六卷。复印本已全部收入《说郛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认为此条必出于明人之某一野史笔记，赵翼轻信《稗史》，以致写下此条争议的札记。此一“小史诸书”为何，笔者疑为嘉靖吴朴撰之太祖朝私史《龙飞纪略》，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