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布衣天子——明高皇帝朱元璋(2)

征召贤士收罗人才的方法很多，征召是朱元璋初期常用的手段。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后，就征召了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打下婺州，又征召儒士范祖干、叶仪、许元等十三人；次年，朱元璋克服处州之后，更征召耆儒宋濂、刘基、章溢、叶琛到应天，专门建了礼贤馆招待他们。宋濂当上了江南等处儒学提举，章溢、叶琛当营田佥事，刘基留在朱元璋身边参预帷幄谋议，大致上能够人尽其才。但是，最初所征召的这些人都是知名人士，至少是当地的知名人士，而且这种征召并不是经常性的。

不几年，朱元璋就将它制度化了。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敕令中书省，要求各地官府选取民间俊秀且年龄在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征召他们赴中书，与年老者共同使用。十年以后，年老者退休，而年少者已娴熟于政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政务也就有人处理。敕令发布的第二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派遣起居注吴林、魏观等人求遗贤于四方。

再过三年，即明王朝建立之年，他又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寻访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次年，朱元璋又要求征天下儒士、贡举下第、山林隐逸及业农而有志于仕者。

科举考试就在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即明王朝建立的前一年，朱元璋就下令要设文武两科取士，要求各地官府劝谕民间有才能者不要放弃学习，等待开举考试。

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下诏，要在当年八月特设科第，务必要选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朱元璋还说，自己将亲自出面考试，衡量应试者水平高下，分别任命他们担任官职。

考试一共分三级，第一级乡试，分别在直隶和各省布政司所在地举行。直隶取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各取四十名，广东、广西各二十五名。考试得中者称举人。次年，各地举人在应天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录取一百二十人。考中的，再参加由朱元璋亲自出题并主持的廷试。因为考试在奉天殿举行，也称殿试。殿试录取一、二、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十七人、三甲八十人，分别赐进士、同进士出身。考中名单的在午门外张挂黄榜公布，并在中书省赐宴。明代第一次殿试状元为吴伯宪，授礼部员外郎，状元以下的也都分别授官。

按照朱元璋与刘基的设计，明代科举取士，只用四书五经命题，文章体例大略仿照宋代经义，而且是以古人语气来写，要写成对偶句式，称为八股，或者照当时的说法叫做制义。

此时天下初定，朱元璋命令各省连考三年。朱元璋还以各地官员缺少很多为由，要求各地举人都免去会试，直接到应天听候选官。这一阶段中，朱元璋擢拔了不少年少俊异者，如张唯、王辉等为翰林院编修，萧韶为秘书监直长，待遇十分优厚。

这样，明初一段时间里，荐举和科举并行不悖。似乎科举还有逐步取代荐举的倾向。

然而，到了明太祖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发现，这时科举考试所取的士人，大多为后生少年，考察他们的文词，好像还可以；等到试用时，能以所学实际应用到处理政事者就很少了，而且情况还相当严重。于是，朱元璋严词批评并决定从当年起暂时停止科举，要求各地官府改为察举贤才。此后十余年中，人才的选拔主要靠两条途径，一是荐举民间人士，一是从现成的吏员中选拔。朱元璋规定，举荐的人才要以德行为本，才能次之；举荐的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教悌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被推举出来的，要送往京师。而各省的贡生也是通过太学进行推荐。

当时的大小臣工都可以推举人才，而征召所得者，往往又推举了其他人才。所以不少居住在深山老林、穷乡僻壤的人才，都被征召到应天，由布衣而当上大官的不乏其人。耆儒鲍恂、余诠、全思诚、张长年等人，都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到达京师，当上文华殿大学士。儒士王本、赵民望、吴源等四人特置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贤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税户人才郑沂，儒士赵煮等升到尚书。儒士张子源、张宗德也升到侍郎。其余当上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国子监祭酒的，或者在地方上当布政使的还有许多。吏部上报朱元璋各方荐举应当担任官职的，有时多至3700人，少的也有1900人。当时规定，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都要送到应天，六十以上七十以下的安置在翰林院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分派到六部和各布政司、按察司任职。

这种征召辟举的方法，历史上也曾有过，并非朱元璋的发明。但是朱元璋也有独创，就是不光征召饱学之士，还征召富民。

朱元璋不满孟子重农轻君的思想，但对他“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说法却很赞同，下令户部征用富民。户部据此进呈了一份一万七千余户富民名单，包括浙江等九个布政司和应天十八府州中所有拥有七顷田以上者。朱元璋分批召见，只要奏对合乎朱元璋心意，马上就可以得到美差。

明初选官不居一格。朱元璋说过：资格这样的东西只为寻常人而设，假使是贤材，怎么能够拘泥常例。于是，会稽的地方一个俗名叫郭传的和尚，受到宋濂的赏识和推荐，后来当上了湖广布政使参政。山西繁峙县一个小小的主簿虞文采，上书揭露山西行省和按察司官吏事多不法，被擢升为大同知府。

不拘一格者还包括元代官吏，在朱元璋看来，这些人有行政经验，可以省去历练的过程。这里面甚至包括罪官。明太祖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朱元璋下诏选取在凤阳屯田的罪官中年四十以上有才者重新录用，对四十以下已经宥免的也给以复用。后来的礼部尚书吕本、四川按察使班用吉、湖广右布政使徐锋，都是罪官重新起复的。

然而，这种办法还是有浮滥的毛病。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开了杀戒，大批官员掉了脑袋，从中央到地方，各衙门缺额很多，急需补充人员。不得已之下，朱元璋还是回到科举一途。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下令恢复科举考试。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礼部又定《科举成式》，颁行各省，定为永制。此时的科举与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时相比，最大不同在于：第一，取消了乡会试以后复考骑、射、书、算、律五事，只注重经义。而且，所考经典都要根据古疏，“文辞增而实废”，由此开始了科举由实用向空疏的转变。第二，所取的一甲进士为翰林院修撰，二甲也有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的。进士进入翰林院自此开始。他们与在承敕监等近侍衙门的，都称为庶吉士。其余分配在六部、都察院、理政司、大理寺的仍称为进士，或者称观政进士。之所以称为“观政进士”，是因为朱元璋认为，他们不熟悉政务，应该好好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观政于各个衙门，并发给他们相应的俸禄。等这些人熟悉政事之后再提升他们。第三，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开始，明王朝颁布文字格式，进一步窒固应试者的思想，明朝科举制度的不利由此更加蔓延开来。

中外交流

帝国皇帝与外国人的交往

国家是一个完整的肌体。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这个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相互配合和彼此协调的。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明初，国内需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而“休养生息”的治国方针延续了将近七十年；对外，明朝同样需要保持一个和平友好的关系，以利于国内的政治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国内加快发展经济。如果不解决战乱后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稳定，明朝的江山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就要像元朝一样迅速瓦解。朱元璋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正是由于他在决定政策上，能够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群众长期从事农、林、牧、副、渔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积累的生产技术知识，加上地大物博的优越条件和充裕的劳动力，使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能够波浪式地前进。在历史上，中国农业生产既有衰退时期，也有兴旺时期。经过元末大乱之后，明初面临着生产衰退的局面，农业人口、农业产量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减退。但是，当国家一旦采取安定人心、调整生产关系及一系列养民恤民的政策，顺天时，尽地利，把广大农民引向精耕细作、开辟荒地、疏通水利的生产轨道上去，农业经济就有可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像明朝这样一个大国，要解决乱后人民的吃穿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外部世界提供什么物质援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更没有必要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或武力征服的手段，来达到掠夺别国的财富。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派遣沈秩出使渤泥国时，就对渤泥国王马哈沙谟明白表示：明朝“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番，一视无外耳”。明朝政府的愿望，是要同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并无物质上的要求。

设立正式外交机构在明朝中央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掌管出使外国的行人司。这个机构最初设于明太祖国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下设行人一名，官阶九品，左右行人各一名，从九品。不久，又将行人改为司正，左右行人改为左右司副，增设行人345人，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调整各司品秩，升行人司为正七品衙门。明朝的皇帝对行人司的工作十分重视，洪武大帝朱元璋曾专门传谕行人司各官：“凡为使臣，受命而出，四方之所瞻视，不可不谨。孔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尔等当服膺是命言。纵情肆欲，假使命而作威作福，虐害下人，为专朝延之辱矣。自今或捧制书，或奉命出使，或催督庶务，所在官吏淑慝，军民体戚，一一咨询，还日以闻，庶不负尔职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

明朝皇帝一开始就自认为周边乃至更远的国家都是自己的藩属国。对于它们，明朝政府是具有统治权力的。而这种统治权的表现则是由朝廷给其国王印绥册诏，授大明历法。藩属定期向明朝纳贡以表其忠心向忱。剩下的就该是明朝政权作为天朝大国所要履行的庇护之责了。

基于这种认识，从朱元璋开始，明代历朝皇帝都对所谓的“藩属国”表现出眷眷柔情。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开列了十五不征夷国。这十五国大部分在东南部，计有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真腊、暹逻、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谥亨、白花、三佛齐、浡泥，并将这一方针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朱元璋在圣谕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箴戒章”）

这种不许用兵海外的友好举措，无疑对发展中外关系大有好处。不以强凌弱，消除了各国对中国皇帝的恐惧心理。十五不征夷国政治方略的确定，加之不断的遣使宣慰，在海外各国树立起了明朝皇帝宽厚仁和的良好形象。

宣慰四方明王朝建立伊始，便非常重视与周边各国的交往。洪武大帝朱元璋多次派使臣赴西域、波斯、东南亚各国宣慰，在洪武年间，明政府对亚非国家派出的使节大约有57次，讲明明之对外政策，劝其来贡，使被元末动乱隔断的中外交通重新恢复。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给安南的诏书中，就表明洪武新朝“方与远迩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次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又派遣使臣赴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宣告遣使的目的：“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番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周知。”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派吕宗俊等赴暹罗，派赵述赴三佛齐，派张敬之往浡泥，派郭征到真腊等国。朝鲜是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友好之邦。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廷就赠送该国《六经》、《四书》、《汉书》、《通鉴》等经史图籍，这是文化上的交流，并告其国王要行政令、筑城郭、修武备、重农耕。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高丽要求派遣留学生入明朝太学读书，朱元璋说：“入学固美事，但涉海远，不欲者勿强。”既表明欢迎的态度，也指出外国人士学习汉族文化，要出于自愿，不能勉强。

洪武初年，朱元璋在给暹罗国王的诏书中，对该国多次派使者来华深为赞赏，称赞国王哆罗禄的内外政策为“内修齐家之道，外造睦邻之方”，必定能使国家“永为多福”。

当时，明朝不仅与邻国友好相处，对邻国之间的矛盾和武装冲突，也希望能以和平方式得到解决。例如中越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友谊。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遣官携带《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赠送占城。次年，朱元璋又遣使往祀其山川，表示对邻国的尊重。同时，安南也跟明朝互通使节，并约定三年一朝，“且定使者毋过三四人，贡物毋厚。”意思是明朝政府但愿与邻国保持友好关系，在礼节上应当从简。洪明太祖武四年（公元1371年），安南与占城发生战争，占城王要求明朝援助武器，明廷答复说：占城与安南都是明朝的友好邻邦，希望双方和平相处，即日罢兵。明朝不肯援助武器的主要理由是：正当“两国互构，而赐占城，是助尔相攻，甚非安抚之义”。明朝政府出发点是希望双方早日停止战斗。一直到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占城国使者来华时，朱元璋还一再致意，希望占城能真正同安南修好。朱元璋给占城和安南双方的书信中，表明明朝的和平友好态度。朱元璋说：“占城上言，安南出兵，连年侵境。朕未知实否。今为尔两国言之：和睦邻境，乃保国善道。各守其封疆，各安其人民。……若各不安分，构怨交兵，纵其君长身虽无损，害及生民，又何利乎·”

又如，琉球群岛上的琉球国，三王（山北王、山南王、中山王）互相攻伐。朱元璋于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致书三王，劝其罢兵息争。书中说：“迩使者自海中归云，琉球三王互争，于农业少废，人命颇伤。朕闻之不胜怜悯。今因使往复琉球，特谕王体上帝好生，息征战而育下民，可乎·”语气是和平的、说理的，坦率地表明作为友好邻国的诚心劝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