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布衣天子——明高皇帝朱元璋(3)
又如邻邦日本，一衣带水，两国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洪武初年，沿海频频发生倭警。明太祖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朝政府派行人杨载至其国，“诘以入寇之故”。日本国王怀良“不奉命，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后来又发生“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以助力。”对此，明朝除加强沿海防务外，日本仍然是“不征之国”。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洪武年间因“胡惟庸谋乱，三佛齐逐生异心，……肆行巧诈。”朱元璋说：对付这样一个“蕞尔之国”，明朝只要派一名偏将，率十万之旅，加以讨伐，真是“易如反掌”。这是它“自取灭亡”。但明朝政府并没有这样做，一再申明，明朝君主是“以仁义待诸番”，三佛齐仍然是明朝的“不征之国”。
洪武时期的外交政策，有利于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在《谕祭暹罗国王敕》中说：“朕自即位以来，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有六，……大国十有八。”这是明初对外友好关系的光辉成就。
八方朝贡浡泥国曾是加里曼丹岛上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在我国史籍中多有记载。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其国派“贡使”前来中国，这是两国国家间正式交往的开始。此后往来不断频繁，到了宋朝，达到了顶点。大宋太平兴国二年，浡泥国国王向打派遣了一个政府代表团出使中国，受到了大宋王朝的热情接待。大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浡泥国王又一次遣使来华。
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以后，不断向周边国家遣使宣慰，召其来贡。对浡泥国当然也不例外。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八月，明朝派监察御史张敬之和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出使浡泥国，力图恢复隔断了几百年的交通。二人于第二年四月抵达浡泥国，受到国王马哈沙漠和丞相王宗恕的接待。中国使者向国王说明了中国的现状，“皇帝抚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不奉表称臣”，劝其遣使中国。而浡泥国国王却以“地瘠民贫，愧无奇珍以献”为由推托。中国使者表示：“皇帝富有四海，岂有所求于王，但欲王之称藩，一示无外尔。”至此，马哈漠沙国王决定派遣亦思麻逸等四人随中国使者至京。临行前，马哈沙谟国王要以金佩刀、吉贝布为赠，为中国使者“毅然辞之”，使国王深受感动。浡泥国使团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八月十五日抵京。第二天，朱元璋接见了他们并赐宴于会同馆。
浡泥国朝贡只是各国纷纷朝贡大明王朝的一个缩影。明初的对外友好关系是通过双方派遣使者互访，外国“朝贡”方物，明朝“赐赉”礼品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使者出国，携带皇帝诏书及文绮、金银、瓷器等珍贵手工艺品，奉赠各国国王，并祀其国之山川，表明对各国领土的尊重。外国使者奉国王命令来华，以“朝贡”的名义带来本国的方物。“朝贡”是当时外交上的一种礼节；互相赠送礼物，表示两国间的礼尚往来。《明史》载有“番王朝贡礼”，当外国使者会见明朝君主时，“皇帝问使者，来时尔国王安否·”接着“皇帝又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进方物。这些“方物”，大多是亚非地区的珍禽异兽和土产。如渤泥国的贡品有顶鹤、孔雀、龙脑等；三佛齐国有黑熊、火鸡、五色鹦鹉、犀牛、白猴、丁香等；暹罗国有驯象、六足龟、珊瑚、安息香、苏木、胡椒等；占城国有象、象牙等；苏门答腊国有宝石、玛瑙、水晶、龙涎香、胡椒等；忽鲁谟斯国有麒麟、狮子、珍珠、宝石等……这些“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梅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都是与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无甚相关的玩赏物和奢侈品。明朝对外国的“赐赉”是极其优厚的，如明太祖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给占城、暹罗、真腊等国，每个国家都送同样的一份厚礼——织金文绮三十二匹，瓷器一万九千件。明太祖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占城来朝贡，朱元璋“嘉其诚，赐赉优渥”。总之，为了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明朝政府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并不期望外国进贡大批珍品。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商定：高丽、占城、安南、琐里、爪哇、浡泥、三佛齐、暹罗、真腊等国，都是三年一贡，所送贡品只要十匹布足矣，不需要每年都派使者来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西洋诸国，素称远番，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又对礼部大臣们说：“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赉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明朝并没有通过朝贡关系，企图得到外国更多的物质利益，因为这根本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业贸易，而是外交上礼节性的活动。明朝对待贡使和番商是有区别的。明初实行海禁，“惟不通商，而止通贡”。也就是说，不许沿海豪民私自下海经商，只许外国贡使来华，把“商”和“贡”严格分开。明朝没有也不可能依靠外国进贡的方物来扩充财源，相反地，真正得到好处的是海外各国。朱元璋早就说过，各国“虽云修贡，实则慕利”。
当时外国使者，由于羡慕中国的丝绸、磁器等优秀传统手工艺品，并有利可图，往往携带私物前来中国，与民间进行交易，以换取中国的手工艺品。明朝为了优惠外国使者，这是许可的，并且不作为商品贸易看待，不抽商税。洪武初所订的“番王朝贡礼”中，就规定外国使节私人所带的“番货”，欲与中国交易者，官方给高价收购十分之六，其余任其在民间互市，不抽商税。官方以高昂的代价，收购这些私货，完全是表示优待。如每百斤胡椒，要给贡使二十两白银，比原价高出数十倍。
皇帝钦赐外国诗文治和武功两手并重，这是衡量帝王贤否的重要标志。朱元璋武功的卓越是众所周知的，勿庸讳言。同样他在文治方面也很突出。他的身后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御制诗文。在这些御制诗文中，是否有他们与外国人交往的记录呢？回答是肯定的。
朱元璋年轻的时候，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因此他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做了皇帝以后，自然也崇敬佛教。他曾诏征东南戒德名僧，在南京蒋山大会开法会，亲自和群臣一起顶礼膜拜。对僧人自然另眼相看，对来自外国的僧人也不能不注意。他曾做过一首诗，名为《天竺僧》，是专写一名来自印度的僧人的：
比丘乾竺来，情思脱祸胎。
去乡十万里，飞锡不尘埋。
宵昼观孰大，无时不常怀。
立志无上等，必欲精神谐……
我们无法考证这位印度僧人姓字名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和他必是有过一番接触，建立了一定的感情的。
朱元璋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很好学，做了皇帝仍然如此。他对日本风俗的关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日本有一个僧人叫绝海中津，于公元1368年来到中国学习禅宗和钻研诗文，在中国居留了十年之久。公元1376年，朱元璋在大内武英殿召见了他，顾问日本遗迹。当谈到关于徐福的传说时，朱元璋询问日本是否真有徐福的祠堂。绝海中津便作了一首诗作答，诗中说：
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
朱元璋得知日本真有徐福祠，非常高兴，便和了一首诗赐给绝海中津：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
绝海中津得到了这首御制诗，如获至宝。带回日本后，世袭珍藏。
明太祖汉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日本南北朝怀良王派嗐哩嘛哈出使中国，受到朱元璋的接见。其间，朱元璋向喧哩嘛哈问起日本风俗，他便作了一首《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的诗作答：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
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银瓮篘清酒，金刀脍紫鳞。
年年二三月，桃李白阳春。
据说，朱元璋看了这首诗，“恶其不恭，绝其贡献”。因为嗐哩嘛哈竟当着朱元璋的面把自己的国家与大明帝国相提并论，认为日本事事同中国一样，严重损伤了这位天朝大国皇帝的自尊心。但从中也不难看出，朱元璋为了制定适度的外交政策，是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的。
生平最得意之事
一统天下，创大明不世之基业
明太祖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开始，以平定辽东结束的。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至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除了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和广东的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元顺帝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流域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路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了归德、陈州、许州等地。四月，元朝梁王阿鲁温投降，河南平定。冯国胜等人又率军攻克陕州、潼关，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朝大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人与元朝廷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陷入弧形的包围之中。五月，朱元璋亲自督战，部署进攻大都的战役。闰七月，徐达、常遇春率军北上，攻克临清，不久攻克德州。二十七日，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在夜里带领后妃太子仓皇逃往上都。八月二日，北伐大军攻克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明军占领大都后，随即向山西、陕西、甘肃进军，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先后打败扩廓帖木儿，收降李思齐，击走张良弼等。明军又攻克上都，元顺帝北走应昌。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元顺帝死于应昌，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不久，明军攻取应昌，又大败扩廓帖木儿，爱猷识理达腊由扩廓帖木儿拥护退居和林，史称北元。以后到大明惠皇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鬼力赤杀掉北元主坤帖木儿自立，改称为鞑靼可汗，北元至此遂绝。
元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退走漠北后，云南尚为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所据，辽东仍在元将纳哈出等控制之下。此外，四川地区还有一个夏政权存在。明太祖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朱元璋遣将征四川，夏主出降。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又遣将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败死，于次年全定云南。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再遣将攻取辽东，元将纳哈出归降。至此，全国统一事业基本完成，朱元璋心满意足。
在这以后，明朝的版图基本确定。
生平最痛心之事
倾力培养太子，无奈朱标早逝
朱元璋从小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朱元璋自己说：我在幼年时家贫，父母双亡，无钱求师学习，兄弟力耕于田亩之中；更进入佛门，以致圣人贤人之道，一概无知，几乎毁了一生。加入红巾，当上头目，特别是有了一定地位之后，才越来越感到读书的重要。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曾有言：“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著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务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有益于人也如此。”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朱元璋对儿子们的教育特别看重，尤其是对作为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太子朱标下力更多。
朱元璋当上吴王后，朱标就被立为世子，跟着宋濂读经。朱标的另一位老师是孔克仁，他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9年）奉命为诸王子讲经。
除了读经，朱元璋也注意让朱标了解各种世事。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朱标还只有13岁，朱元璋就要他去临濠省墓，还对朱标说：商高宗小时候亲自在外劳动，周成王早就闻听《无逸》的训导，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的时候就很勤俭，为有名的守成之主。你生长在富贵人家，习惯于安逸。现在要你外出到周围郡县去，去看看山水，走走田野。这样的话，就可以因为道路险易不同而知道鞍马劳顿，观察市井百业而了解衣食艰难，体察民情好坏而懂得风俗美恶。到了祖先居住的地方，还要访求父老，寻访我起兵时的那些事情，牢记在心，这样可以知道我创业的不容易。
朱标被立为皇太子后，一些官员建议仿照元朝的做法，以太子为中书令。朱元璋不以为然，认为元代太子属下官僚自成系统，与廷臣容易产生摩擦，下令考察历代官制，选择有功勋德行老成之辈及新进的贤德之人兼领东宫事。于是，李善长、徐达以下文武官员都兼任太子属官。朱元璋的解释是：因现在军事行动没有停止，我如果有事外出，必定是太子监国。假使另外设立一套班子，你们这些文武官员有事应该奏明太子，太子一旦与你们意见不合，你们必然归咎于那些太子的属僚引导，容易产生嫌隙。朱元璋还说明：之所以要在太子身边设置宾客、谕德等官员，而且挑选名儒担任，是为了辅助太子养成德性。朱元璋强调，以前周公教成王了解军事，召公教康王指挥军队，这是居安思危、不忘武备。因为继承大位的君主，生长富贵之家，习惯于安逸，不懂军旅之事，一朝有紧急情况，就会罔然不知所措。周公、召公的话，你们都要好好领会。
明太祖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朱元璋下令：政事要事一并报告太子处理，然后再上报到他那里。
让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他精心培养的朱标，行事居然与他大相径庭，倒是有其母之风。父亲独断专行，心狠手辣；儿子却为人友爱，心地仁慈。
亲兄弟之间，朱标也多所维护。朱标的二弟秦王在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西安，过失较多，被朱元璋召回应天，想要削藩。朱标为之说情，才被放回国。三弟晋王在明太祖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途中鞭打厨子徐兴祖，此人曾长期侍奉朱元璋。当朱元璋听说此事后，怒不可遏地说：我率领群英平定祸乱，从来不事姑息。独独这个厨师徐兴祖服侍我二十三年，一直没有打骂过，你小子知不知道？经朱标劝说方才息怒。晋王在藩国也多有不法，不时有人告发他谋反，朱元璋听信了。又是朱标流着泪劝说，直到朱元璋回心转意。
对待堂兄朱文正、表兄李文忠，以及朱元璋的养子沐英等，朱标也是如同兄弟一般。他们几个都是朱元璋得力助手，但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朱元璋对此总是毫不留情。而朱标知道后，总是回去告诉母亲马氏，让她从中劝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