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近代民族金融业肇始（1872—1911）(3)
自办船险使招商局在各种海事中的经济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1878年年初，“厚生”轮在厦门附近沉没，即从保险费中提取了7.25万两进行赔偿；1879年到1883年短短5年中，招商局又有“江长”、“伊敦”、“和众”、“汉广”、“美利”、“兴盛”、“怀远”等轮船相继失事，大多以保险费进行赔偿。
由于自办船险，招商局还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从1878年开始，招商局每年从保险费中提取15万两作为船险公积金，除用于赔偿海事损失之外，同时作为备用资金来增加招商局的资本总额，并对局外企业投资。1884年，招商局就从保险公积金中提取30万两投资开平矿务局。
对此局势，唐廷枢、徐润也相当满意。徐润曾说：“设立保险公司，诚为一大创举。招商局与保险公司互为依存，休戚与共，招商局如虎添翼，获益匪浅，从此轮局可以畅通无忧矣！”
从济和到仁济和
徐润其人
在招商局初创时期，尤其是在创办保险公司方面，徐润的贡献非常重要。
同唐廷枢、郑观应一样，徐润也是“香山三杰”之一。15岁时，少年徐润随叔父来到上海，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当学徒。他极其勤奋好学，又有悟性，19岁已获准入上堂帮账，24岁升任主账，之后一直升至总买办之职。
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开始自立门户经商。他利用在宝顺洋行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投身茶叶进出口贸易，还同唐廷枢一同创办上海茶叶公所，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被后人美誉为“近代中国茶王”；19世纪70年代，徐润又投身房地产领域，先后组建了多家房产公司，也取得巨大成功，可谓当时华商中的“地产大王”。
徐润还曾经在旗昌、公正等轮船公司附股，开设过钱庄以及丝、棉布、烟叶、皮油、白蜡、桐油、黄白麻、绸缎等各种货号，分布于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其股资范围之广、经营项目之多，得到中外人士交相推崇。
1882年后，徐润还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等，还同容闳一起负责了选派中国幼童官费赴美留学的工作，可谓对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影响至深。
徐润与招商局结缘于1873年。在唐廷枢的极力邀请下，徐润婉拒了旗昌洋行总买办的职务，接受李鸿章的委任，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主管招股、揽载工作。
徐润入局后，招商局因招股问题陷入困境，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对华商的影响力，使招股工作局面大开。招商局股本增至200万两时，徐润本人的投资就已经达到48万两；1876年在决定并购旗昌轮船公司之事时，其他人尚存犹豫，徐润认为机不可失，在唐廷枢、盛宣怀等人都因公不在上海的紧迫情况下，他果断地作出了并购的决定；此外，徐润还参与过与英国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订立“齐价合同”、改订招商局制度、改善内部经营等要务。
1884年，徐润因挪用招商局公款救急，事发后被李鸿章革职，之后致力于新式采矿业、纺织业、地产业，家业再次兴旺；1903年，徐润被北洋大臣袁世凯重新征调为招商局会办，以年迈之躯再次为招商局作出贡献。
如上节所述，创办仁和保险公司，徐润即为倡议者之一，向清廷上奏自办保险也是以徐润之名。此后仁和保险公司的募股、营业等事宜，徐润也大力参与。因此，徐润当之无愧地被视为中国保险事业的首创者之一。
济和保险创办
徐润对中国保险事业的贡献尚不止于此。
1877年年初，并购了旗昌公司的轮船和码头、栈房之后，招商局规模迅速扩大，承载着保险事宜的仁和保险公司一下子压力剧增。
同时，仁和保险公司成立时就定性为水险公司，经营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招商局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险不得不向洋商投保。这样的状况不仅使得保费大量外流，还得忍受洋商的百般敲诈和勒索。
为维护权利、扩大经营范围，1878年（光绪四年）3月，徐润与唐廷枢等人商议，进一步在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重新招股20万两，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3月16日，同样是在《申报》上，保险招商局发布招股启示，宣布成立济和船栈保险局，“专保仁和所保愈额并试办招商局储栈各货保险”。
1878年4月，济和船栈保险局进行了第二次招股，并改名称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保险业务扩大到保客货兼保船险。
由于新公司资金实力雄厚，竞争能力大为增强，洋商也被迫接受既成事实，“怡和等此后亦无异言，如旧照保矣”。也正是因此，唐廷枢才有底气将招商局所有轮船一律收回自保，彻底解除了与洋商保险公司的船舶承保关系。
1881年，济和保险公司增开了新加坡、旧金山等处的保险业务，在此后的经营中获利甚丰。
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的成立，使轮船招商局在保险业方面的实力大增。1881年3月，以仁和、济和两公司之名义，保险招商局联合广东保险公司（即谏当保险行）、保安保险公司、保家保险公司、扬子保险公司、保宁保险公司、中华保险公司等数家外商保险公司在《申报》等刊登公告，重申各洋商保险行于1876年7月拒保无盖驳船的决定，这也从侧面表明，外商保险公司终于在事实上承认了保险招商局的地位。
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济和水火险公司，这就是在几年时间内，招商局自办船舶保险走过的一段并不平坦的道路。由于仁和、济和实力逐渐雄厚，足以满足自我的承保需要，也完全有能力与外商保险公司一争高下，外商保险公司自此对华商的刁难行为大为减少。
仁和与济和两家保险公司的创办、经营，减少了外商掣肘，增强了自身实力，却同时也因为分立两家保险公司，存在着不少弊端。
其一，两家公司成立之初都是只保招商局内船只，不保局外船只，影响了营业收入；其二，两家公司业务划分上相对独立，虽然业务不会混杂、边界清晰，但分立的局面也会导致各自面对市场竞争时势单力薄；其三，两公司的股份与招商局股份所属并不一致，两家的经营人员也不完全由招商局委派，自成立以来就颇为纠葛，在管理上造成了许多混乱。
于是，仁和、济和合并的要求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组建仁济和
1883年爆发的“倒账风潮”，以及之后爆发的中法战争（1883年12月—1885年4月），更是加剧了仁和、济和合并的必要性。
所谓“倒账”，指的是商家拖欠钱庄巨款无法归还，导致钱庄资金周转困难，进而倒闭。一家钱庄的倒闭引发恐慌，存款者纷纷挤兑，引发更多的钱庄倒闭，进而酿成金融风暴，这就是“倒账风潮”。
1882年冬，倒账风潮在上海已初露端倪，“北市（上海钱业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公所之一，作者注）各行业及钱庄倒闭者纷纷不绝，大约亏空多者数十万，少亦数万”；1883年1月12日（光绪八年十二月初四），“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上海金嘉记源号丝栈突然倒闭，成为这场“倒账风潮”开始的标志。
此前的胡雪岩，不仅是中国的大钱商，还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丝商。胡雪岩的破产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钱庄倒闭，“倒账风潮”在1883年冬以空前的规模席卷整个上海市场，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的78家到年终只剩下10家，南、北市行号栈铺受拖累而闭歇的不下三四百家；“倒账风潮”迅速向沿江、沿海及内陆城市蔓延，镇江、扬州钱庄先后共倒闭68家，金陵的裕泰、源丰、裕泰永三家钱庄，汉口源兴顺、源兴永、诚意丰三家钱庄倒闭，1884年年初，京师钱庄连倒16家……
1881年前后，上海即已产生二级股票市场交易，随着轮船招商局、仁和保险、济和保险、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等股票的发行和企业经营的成功，出现了“股票热”。
“倒账风潮”出现后，银根紧缩，市面不振，商品价格暴跌，股票市场亦受到牵累。1883年9月，开平矿务局股票和招商局股票开始暴跌。开平矿务局股票由每股260两下跌至70两，最终跌至29两；招商局股票也跌至34两，与1882年9月相比，股价平均下跌87％。
在“倒账风潮”中，此时已经是“地产大王”的徐润，因经济形势恶化，房地产无法脱手，股票下跌，到期的250余万两借款无法清偿而破产，亏欠有业务往来的22家钱庄款项共达100多万两，其中十多家钱庄受累倒闭。1883年11月，在钱庄主的压力下，徐润交出了他的全部房地产（原价220万两）、企业与当铺的全部股票（约定为现价982530两）用以偿付债务。
而据《中国保险史志》记载，徐润的失败直接导致轮船招商局及所属仁和、济和保险公司股价暴跌，仁和保险公司由每股50两跌至35两，济和保险公司也由每股50两跌至34.5两。即便到1885年7月，两保险公司股票仍然呈下跌趋势，仁和保险公司每股市价仅为29.5两，济和保险公司每股市价也仅为29.5两。
中法战争前夕，招商局开始为政府承担运输军需物品和搜集法军情报的任务。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军公开扬言将“遇船劫夺”，为避免船队被劫掠和摧毁，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作出决定，将局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
其时，招商局主管人员正在频繁更迭，徐润、郑观应、盛宣怀、唐廷枢均不在任上，实际主持局务的是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1844—1900）。当时他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与股票以525万两的价格，与美国旗昌洋行（招商局曾在1877年收购旗昌洋行下属的旗昌轮船公司）达成“售产换旗”协议，将招商局全部产业交给旗昌代为经营，并承诺将来招商局仍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
由于此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招商局股东、朝廷并不知情，1884年8月1日换旗过户后，此事旋即遭到朝廷的严词指责，马建忠只得隐匿逃脱。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股东们于1885年8月收回局产。经过此次风波，招商局损失惨重：旗昌在代营招商局业务期间（1884年8月—1885年8月），不仅花掉了招商局34.4万余两的盈余，对招商局的股本金500万两也未付分文利息，船舶未提折旧，保险费不归招商局，而是归旗昌；此外，旗昌还擅自将招商局大沽驳船等作价11万余两卖给了外商。
在收回局产的这一年，招商局虽然尚有11.5万两盈余，但由于受旗昌的盘剥，“局款一空如洗”，不得不向外商借债度日。
内部管理上的纠葛、“倒账风潮”中股价暴跌、“售产换旗风波”后经营困难，使得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的合并已经势在必行。
1886年2月，仁和与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召开董事会，经协商，决定将仁和、济和合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资本金为100万两，重新推举8名董事。新公司名义上实行独立，实际上仍按照原来所订章程，“由商局代办”，股份仍存招商局，“听商局挪用”。也就是说，新合并而成的仁济和保险公司事实上仍隶属于轮船招商局。
1886年6月，经李鸿章批准，道员朱极仁奉派驻招商局，专门办理仁济和事务。
仁济和保险公司成立后，其活动范围仍以招商局为基地，但业务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招商局自身，其董事会成员也来自社会各个层面。1889年，公司的董事依次为：轮船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会办马建忠，麦加利银行买办韦华国、柯化威洋行买办郑秀山，汇丰银行买办唐国泰，茶商姚锟及萧郁文、欧阳煌等人。1891年，著名实业家经元善、招商局商董陈猷也担任了该公司董事。该公司创办人徐润，虽未担任董事之职，但他作为投资15万两的重要股东，在公司也有较大的发言权。
仁济和的成立，为困顿中的招商局带来了大笔流动资金。1886年，公司创办股本金100万两，除存开平矿务局30万两、存各银行10万两外，实存招商局60万两；1887年，公司股本存招商局50万两，其余50万两分别存在开平矿务局及外资银行；到1891年，公司存招商局股本仍为30万两，另存机器织布局30万两，其余存开平矿务局及汇丰、有利、惠通等外资银行。仁济和将大量股本金存入招商局，使得招商局增加了一笔可以常年使用的流动资金，招商局则付给该公司5.6%的年息，可谓互惠互利。
业务经营方面，由于外商的激烈竞争，使“保险愈跌愈贱”。仁济和保险公司虽然接受旗昌洋行的额外保险，“而各洋行之额外保险，绝无予我者，故外筹招徕，几无妙术”。仁济和公司从创办到1891年，每年保险业务净收入只有几万两，除去酬劳奖赏及其他开销，经营5年，净得公积11.3万余两，即每年转入积累的净额仅2.26万两，占股本总额的2.26%。由于再投资的份额过小，公司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积累，资本总额也就长期未能增长。
从创办保险招商局、仁和保险公司、济和保险公司，到重组为仁济和保险公司，这就是招商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对民族金融业的贡献。
正是有了这一系列保险机构的创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业告别了零的历史，民族航运业、民族金融业也打破了被列强垄断的局面，民族工商业也由此多了一个与外资一决高低的舞台。
中国通商银行诞生记
“汇丰借款”事件
如前所述，招商局之于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于1897年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日趋繁盛，外资银行陆续进入中国。史料显示，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是1847年（另一说法为1850年）英国商人在上海设立的丽如银行；19世纪60年代，汇丰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以英资银行为主导，在随后的60年时间里，法、日、德、美、俄、比、荷等国银行纷纷在华设立分行。截至20世纪初，已有15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营业。
这一时期，外商还与华商组建了许多合资银行，如美丰银行、震义银行、中华懋业银行、义利银行、华法银行、华威银行、中华汇业银行等十余家。
这些外资银行与合资银行在各地纷纷设立分支行，使得中国各大商埠外资银行林立，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操纵着中国的外汇汇率，谋取了巨额利润。
不仅如此，外资银行还以中国市场为对象，各自发行钞票，这些钞票都可以在中国境内畅行无阻地流通使用，成为列强操纵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由于外资银行资金实力雄厚、信用较高，且可以避免战乱，中国政府有大量款项存于外资银行，众多中小储户也是趋之若鹜。中国人的白银换来的是外资银行的纸币，中国人不仅损失了存、贷款利润，更将金融权、财政权置于外资银行手中，甚至凡是涉及金融的改革，如未得到外资银行的同意，一律难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