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文幻想小说独立的意义

由于科学幻想小说内部认识的分歧，导致科幻小说的归类很不统一。加拿大科幻小说研究学者达科·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一书，把从莫尔《乌托邦》以后的乌托邦小说都归于其中；吴岩的《科幻文学论纲》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的《猫城记》和梁晓声的《浮城》等小说也都归入科幻小说中。不过，他在谈“科幻小说”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谈了太多社会文化问题”[14]，他似乎感觉有些矛盾和尴尬，但并没深究。一些科幻小说研究往往把一些与科幻不搭界的幻想小说归入科幻小说研究范围，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对此，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未来世界》的自序中对两者的区别进行过探讨。他说：

有些读者会把《未来世界》当作一部科幻小说，我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写未来的小说，当然有很多属于科幻一类，比如说威尔斯（Wells.H.G.）的很多长篇小说，但是若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84》中并不是主题。

王小波认为，有些幻想小说不能把它们混同于科幻小说。的确，科幻小说应该有自己严格的界定。相对而言，饶忠华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一书比较客观，它把大量的晚清幻想小说都视为非科幻小说加以规避，从1905年到1923年，正是晚清幻想小说蜂起的时候，但此书只选了一篇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这显然并非遗漏，而是因为其他幻想小说虽然有些科幻的元素，但是其实并无科幻的情节和主题表现，反而是人文思想浓厚一些。过去，人们把一些人文幻想类小说或者没有科技含量的幻想小说称为科幻小说显得名不副实。

主张人文幻想小说从科幻小说中独立出来，还有一个实质性问题。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实际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并不都是相融的，甚至有时还是互相对立和冲突的。仔细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对峙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一个世界性的宏大命题”[15]。俞兆平、王文勇在他们《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一书中系统梳理了中西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脉络。千百年来，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都处于复杂的关系中，它们时而相合，时而冲突矛盾，此起彼伏。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态度也是众说纷纭。王国维认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把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梁启超认为“理智用科学，情感超科学”。他也认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不可能统一。五四时期打出了“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现代作家出现了崇尚科学的倾向。胡适号召国民都要崇尚科学。他认为近代以来，“科学”这个名词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新派与旧派的人都在讲科学。可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发表以后，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就不如从前了。因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似乎表明，欧洲的科学破产了。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的还有郭沫若和茅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反科学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人们认为科学理性激发强权，引发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杀人武器都是科学发展的结果。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严重后果，沈从文等作家主张回归原始，寻踪桃源精神。现代科幻小说往往通过科学技术的发达去解决人类问题，而人文幻想小说往往追求返璞归真和世外桃源，对科学技术持排斥态度，两者很难相融。人文幻想小说必须从科幻小说中独立出来。

进入21世纪以后，幻想性文学逐渐增多。与此相适应，与幻想文学相关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但是因为科幻小说研究的惯性，人们还没有把两者区分开来，影响着人文幻想小说研究的深入。与现实主义小说相比，幻想类小说不大引人关注。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只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当代文学批评视野，科幻小说很少引起文学史和批评家的关注。学者梁鸿就曾指出这一点。他在谈到阎连科《受活》时分析了奇幻文学不受重视的原因。他说：“就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传统而言，在启蒙主义影响下，作家把目光投向了一直被遮蔽的‘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发掘人的内心生活，发掘人的复杂性及存在的怀疑性，而在美学结构上，也要求与之相符合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要符合人类认知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常识’。”因此，当“阎连科以象征的，而非现实的结构，以怪诞的，夸张的，甚至华丽的，而非朴素的，真实的叙述开始塑造世界，吹出了如梅瑞狄斯、康拉德、亨利·詹姆斯以及哈代那样的‘巨大内容丰富的缤纷的气泡”。“当代文学批评者也更接受启蒙主义的批评，而对莫言、阎连科式的狂欢和怪诞倾向则始终不适应。”[16]对此，梁晓声在《浮城》的序言中似乎有所抱怨。他说：“倘谁关注中国现当代荒诞小说的薄弱脉象，那么我的《浮城》《红晕》《尾巴》，大约不会被谁的眼所看不到。”事实上，他的这类小说没有引起国内读者和学者应有的关注。这部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对此也感到很受打击，他说还有另一部此类型的小说《2020——中国悲剧》已写了一半，只好“置于抽屉，不再理它”。“2020年的中国故事，还是等到2020年以后再写为好。或者，2019年动笔也好。”[17]再加上中国现当代科幻小说几乎成为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对此类小说的研究也十分滞后。人文幻想小说批评和研究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这类小说的发展。

同时，人文幻想小说研究的缺位，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承传也存在很大影响。从文学的历史来看，人文幻想小说要早于科学幻想小说。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中都有许多经典作品。中国传统的人文幻想小说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上天入地，天马行空，在宇宙中畅游。如《西游记》，在天上人间往返穿行，极尽想象之能事。主人公都有天上、人间转换的传奇经历，故事情节也极尽变幻，想象空间极度扩张。大闹天宫、探到海底、出入山洞深处、勇闯火焰山……神州大地，无处不到。《聊斋志异》中的想象空间也极为广阔。虽然在空间上不像《西游记》那样无处不在，但在人物的想象空间上也是极自由的，人与鬼相处，人与妖往来。古代人文幻想小说表现了古人追求自由、摆脱人生社会局限、拓展想象空间，以及对于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中国古代人文幻想小说较之西方人文幻想小说往往表现出更大的开放空间。但是中国文学研究往往将其视为神魔小说，较少从人文幻想的角度进行研究。现代以来，神魔小说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想象空间大为收缩。中国科幻小说是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多为模仿借鉴之作。因此，近年来，呼吁本土幻想小说的声音很高。如2004年11月14日《北京日报》发表杨展的文章《让本土的幻想文学腾飞》; 2007年7月17日《中国文化报》发表黄仲山的文章《幻想文学：走出民族性缺失的尴尬》; 2005年4月11日《长春日报》发表孔凡飞的文章《探索中国本土幻想文学》; 2007年7月10日《中国图书商报》发表谢迪南和李东华访谈《中国幻想小说还是“无根”文学》等。这表现了人们对于幻想小说中国化的强烈要求，而中国人文幻想小说更容易获得突破。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讨论人生和社会问题，在全人类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所以，他的《新中国未来记》以上海的博览会展出中国文化为自豪。

近现代以来，人文幻想小说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因为与科幻小说的界限不清，也很少有人关注这类小说。晚清期间，西方科幻小说的引入，对晚清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一个幻想小说创作的小高峰。但是总体来看，晚清科幻小说对西方科幻小说模仿的痕迹比较明显，科学的内容薄弱，仍然是人文精神多一点。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创了中国20世纪人文幻想小说的新纪元，对20世纪人文幻想小说有奠基意义。虽然其小说艺术价值不高，但其乌托邦思想在现代人文小说中具有原型意义，近年来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是对其与科幻小说的区别仍然没有太多讨论。

五四以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主流，束缚了文学的想象，人文幻想小说成为冷门。特别是现代文学，由于时代现实的严酷，中国作家的笔锋异常凝重。现代文学三十年，只产生了老舍的《猫城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几部人文幻想小说。作家的想象力受到现实制约，思想飞翔不起来，幻想空间大打折扣。文学史也很少从幻想文学的角度关注此类作品，对它们的评价也总是放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对其人文幻想小说的特征缺少应有的关照。

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在历史反思人文思潮的烛照下，乌托邦的历史实践也成为文学探索的一个焦点，对乌托邦的建构与解构在同时进行。阎连科的《受活》是对乌托邦实践的追问；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是对乌托邦思想的深刻探讨。同时，当代文学还有一些针对历史和现实危机的人文幻想小说产生。梁晓声的《浮城》是对现代城市危机的预言；王晓波的《未来世界》也对未来世界充满焦虑；莫言的《生死疲劳》是对现代社会变革和人类终极关怀之间矛盾冲突的叹问。这些作品更是科幻小说无法容纳的。新时期以后，由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引入，对于一些幻想小说都冠以魔幻现实主义，带有模仿借鉴之嫌，一些明显具有本土特色的幻想小说也被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概念所覆盖。21世纪以后，各种幻想小说明显增多，指称也是五花八门，所谓“玄幻小说”“奇幻小说”“魔幻小说”等。面对此种杂乱的局面，也需要一个相对明确的说法。因此，人文幻想小说作为幻想类小说的独立品种，应该具有独立性。对此类作品的专门研究有利于推动人文幻想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为小说创作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