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回顾

学术史回顾是专题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推动学术研究的必要环节。杜维运先生曾说：“历史研究，有如奔腾的江流，前后相拥，波澜万千，没有研究已至止境，后人的研究，不断代替前人的研究。新陈代谢，生生不已，于是成为历史研究的特质。所以史学家不能不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作新研究的起点。”[4]以下分别从本溪湖煤铁公司研究、大仓财阀研究和企业史研究三个方面来进行回顾。

一　本溪湖煤铁公司的研究成果

《本溪湖煤铁公司之调查》[5]系列成果问世于1931年，由《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连续刊载。作者以当事人的视角，对企业的沿革、位置、组织、煤矿、扩张计划、采煤法、安全灯、工作次序、煤质、选矿表、选洗煤场、工作状况、开采法、抽水机、通风法、实际工作、各井出水状况、井内外运输法、设备能力和庙儿沟铁矿等多个方面逐项进行了详细叙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史料。

潘喜廷等编写的《红色的矿山——本溪煤矿史》[6]一书分为悠久的历史、初期的斗争、地下怒火、黎明前的战斗、解放了的矿山、跃进的时代、幸福的生活7个部分。全书从底层劳工的角度去考察公司，颂扬可歌可泣的劳工斗争，并对日本的残酷统治、国民党当局对煤铁公司的强行侵占等种种行为进行了批评与控诉。该书强调中国共产党让人民翻身做主，使没有人权的劳工变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人，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开创公司的新局面，工人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该书完成于1962年，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政治色彩浓厚，而且对煤铁公司的制度等方面并无详细叙述说明。不过，该书对于系统研究本溪湖煤铁公司还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溪煤铁公司与大仓财阀》[7]是20世纪80年代为编纂《本钢志》而将日文文献『大仓财阀の研究·大仓と大陆』[8]中第5章予以翻译，一直作为公司的内部资料进行使用。在翻译过程中，对行文甚至标点符号基本没有作出改动。该书的《前言》指出，对于本溪湖煤铁公司这一战时特殊企业，应该着重从三种视角进行观察：一是从日本资本对中国的输出方式上进行探讨。值得关注的是“合办”虽然是日本民间资本与中国官方资本的结合，更具体地说是与中国的地方政府进行的合作，类型上自然属于“官外合办”，但自始至终日本政府和军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中方管理层被日驱逐，这时候“合作”的双方迅速转变为大仓财阀、日本军方与伪满政府，这是值得注意的。二是把公司作为日本资本主义再生产构造上的重要一环。本溪湖煤铁公司与昭和制钢所、朝鲜三菱兼二浦制铁所、清津制铁所共同构成了日本殖民地圈内的炼铁基地。煤铁公司规模远不及昭和制铁所和兼二浦制铁所，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公司的投资总额与前者持平，而且公司生产的低磷铁和炼焦煤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是搞清公司作为大仓财阀事业的一环的地位和任务。大仓财阀大量的资本都投入到本溪湖煤铁公司中，当然也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成功投资的典范。但随着“五年计划”的开始，公司扩张所需资金超过了大仓的承受能力，因而不得已对公司进行改组发行社券，公司的经营方针也由大仓对公司的绝对控制变为公司左右大仓了。[9]

《本钢志》[10]（第1卷）[11]分为上、中、下3册，讲述了公司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公司的发展历史。全书划分为地理、沿革、现状、大事记、矿山系统、冶铁系统、施工系统、动力系统、辅助系统、科教系统、服务系统等多个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部分篇幅很小，因而对于本书主题而言，参考价值有限。

刘万东《从本溪湖煤铁公司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经济侵略》[12]一文，从侵略过程、企业控制权、剥削压榨中国工人、镇压工人反抗、掠夺数量、榨取利润6个视角进行了研讨，对两次增资与两次借款、雇佣劳动制和封建把头制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对于研究劳工问题，尤其是工人运动史不无裨益。

徐梗生《本溪湖之煤铁》[13]以由土法开采到日人强占、中日合办时期、请减出井税的失败、请减报效金的成功、两次借款和人与法6个部分，对煤铁公司历史展开了回顾，总结出从中日双方的不同立场出发，本溪湖煤铁公司的制度、管理等方面是不可能达到有机运作的，文章还探讨了公司的实际中方——奉天省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

从现有研究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成果来看：史料上，主要依靠大仓财阀的内部档案，尤其是日本政府与大仓、煤铁公司之间的往来函件等资料；方法上，广泛采用历史比较法、统计法、计量法，有的以时间顺序对公司进行叙事式研究，有的以公司和大仓财阀的关系变化为线索进行比较研究。以前研究的成就主要在于，日文资料来源丰富，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形成公司与外界的互动。不足之处在于，对公司的内部档案利用很少。笔者发现了大量的此类档案，尤其是涉及制度、人事、管理等方面的资料，非常值得发掘利用。

二　大仓财阀的研究成果

大仓财阀是本溪湖煤铁公司的创立者，而且是公司发展的前40年（1905—1945）的实际拥有者，无论是大仓独占公司阶段、中日“合办”阶段还是大仓、关东军、伪满政府联办阶段，公司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者都是大仓。本溪湖煤铁公司的创办和发展凝聚了大仓的毕生精力，是其在华众多企业中投资最多的。

“九·一八”事变之前，大仓财阀直接在中国东北投资的企业达17家之多。分别是林业方面，鸭绿江制材公司、兴材公司、鸭绿江造纸株式会社、本溪坑木株式会社、兴林造纸公司、共荣起业（企业）株式会社和华森制材公司；矿业方面，本溪湖煤铁公司、铜铁公司和安东制炼所；铁道方面，溪堿铁路公所、金福铁路公司和奉天电车株式会社；化学方面，满洲石碱株式会社、满洲油漆株式会社和朝鲜肥料株式会社；农牧业方面，华兴公司。[14]其中，投资金额最大的当属本溪湖煤铁公司。『大仓财阀の研究·大仓と大陆』是日本大仓财阀研究会的代表成果之一，全书分为初期大仓的对外活动、大仓财阀对中国投资、大仓财阀在山西省的经营活动、满洲与大仓财阀、本溪湖煤铁公司和大仓财阀、日本钢铁业与大仓财阀、大仓纺织的成立和发展7个部分。显而易见，书中的第5部分就是讲述大仓财阀与煤铁公司的关系，并以公司不同发展时期为节，对公司成立、经营、合办、发展战略做了充分翔实的论述。在其他6个部分中，也能找到很多与煤铁公司创立和发展相关联的信息。

日本学者大山梓认为，日本民间资本进入东北方面，本溪湖煤铁公司仅略晚于规模很小的沈阳马车铁道公司，两者均为大仓财阀所创立。[15]可以这样说，财阀资本是日本民间资本的主要力量，大仓财阀则是财阀资本的急先锋。安藤良雄凭借统计数据判断，尽管大仓财阀想凭借煤铁公司的煤炭来奉承军方，但到1938年，无论大仓做出怎样的努力，产量也达不到军方的要求。[16]

关于大仓财阀的研究成果更多汇集在『大仓财阀の研究·大仓と大陆』这部著作中，该书认为大仓喜八郎是一个典型的政商。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台湾是他最重要的产业基地。他在登陆中国大陆之前，以借款的方式做了很多铺垫，经营重点转向中国大陆后，采取直接投资、借资以及合办等多种形式迅速扩大自己的产业，不仅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的山西省同样拥有发展矿业的良好条件，因而山西也是其投资重点。

三　企业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既包括中资设立的企业，也包括外国独资或参与的在华企业研究。目前对中国企业史研究回顾的主要成果有：《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17]一文，文章对中国近代企业展开了历史性的回顾，详细叙述了不同时期企业史的研究状态、代表成果、进步与不足等；《“网络”视野中的中国企业史研究述评》[18]对中国近代企业利用“网络”模式取得的成果进行整理归纳，文中指出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企业史是大有可为的；《近代中国企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在肯定海外学者对于中国企业史研究分期的基础上，还介绍了海外、港台的研究动态以及研究的新趋势；《香港企业史研究概览》[20]一文在对香港企业史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详尽地列举了海内外对香港和内地企业史的研究成果，并指出外国投资、中国投资、华侨投资等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是香港企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时间方面来讲，中国的企业史研究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之前仅有票号[21]和银行[22]等少数特殊的行业或企业的历史得到重视，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厂史研究是主流，且多从政治角度考量，因而学术价值有限；“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企业史研究仍然很少；“文化大革命”后二十余年，企业史研究呈欣欣向荣之势发展，题材变得多种多样，成果颇丰；进入21世纪，以《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23]为代表的“网络式”[24]企业史研究模式开始兴起，成果斐然。但近代企业制度史方面仍然是较为薄弱的一环，值得我们去不断研究。

从史料整理角度看，《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25]是较早问世的成果之一，全书分为广东、福建、上海等卷，该书编辑人员长期深入粤、琼、闽、沪，通过实地调查得到原始资料，并对其中的档案等文献资料加以整理。[26]该书不仅涉及地域广阔，而且对华侨所投资的工业、矿业、农业、交通业、金融服务业乃至房地产业都有详细说明，是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华侨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企业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27]《中国企业史·古代卷》[28]揭示了中国企业的萌芽阶段，即雏形时期向社会提供各色产品的经济单位是如何进行人员调配、管理经营、生产销售的，熟知以上历史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企业史大有裨益。《中国企业史·现代卷》[29]一书参考了相关论著、年鉴、通鉴、大事记等多种资料，讲述从1949年至1978年的企业历史，总结出这30年中国企业从社会形态、生产力、经济运行特点以及经济发展历程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重点研究国营、集体、私营、个体等不同性质企业的发展历程、科技升级、生产破坏与恢复、对外交流、性质变化等问题。《中国企业史·典型企业卷》[30]开篇以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为例对企业的历史进行概述，明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经营管理、人事组织、生产销售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该书共涉及百余个企业，是宏观研究中国企业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中国企业史·台湾卷》[31]对自清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台湾企业创办和发展进行回顾，指出在清政府、日本和国民党先后统治下，企业发展背景、性质、政策等方面均产生过剧烈变化，并且对台湾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典型企业发展历程、企业主要社团组织等分别进行了研究。

从主题看，对华侨、归侨投资企业的研究，其中不仅包括以上提及的上海、福建、广东和海南地区，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全国多地在外华侨、归侨在国内投资设厂。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洋务运动企业研究是一股很大的学术浪潮。国内的夏东元、张国辉、李时岳等，海外的费维恺、陈锦江等走在该项研究的前列。上海轮船招商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公司等洋务企业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上海社科院利用英美烟公司、太古洋行、沙逊洋行等企业档案，对外国在沪企业研究成果斐然，他们还借助国民政府“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全国工矿、商业、农村调查资料，上海“正信律师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千余家企业调查报告，上海各家经济类报刊报道整理成的剪报，对国内的企业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32]

方法上，以上研究采用了计量法、统计法、历史比较法以及考据法，即在充分对企业形成和发展进行科学量化基础上，通过数理分析研究企业在产生、发展甚至消失阶段的原因及影响。本书则对企业档案资料进行充分搜集和精细考订，最大程度还原企业历史的真实面目。同时，还借助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企业的人事组织、管理制度、生产经营等多方面进行细致考察。

虽然中国企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现有研究多着力于企业的人事、资本、生产、经营等环节，而忽略了对企业制度的考察。无论是官办企业、商办企业、外资企业还是联办企业，企业制度的形成都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不是简单地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就能概括的。

因而，笔者希冀通过对本溪湖煤铁公司的研究，在企业史的制度研究方面有所推进。煤铁公司是在战争的历史背景下，由日本强行建立的工矿企业。企业经历了大仓独占时期、中日“合办”时期和三方联办时期。从性质上讲，煤铁公司在不同阶段，有外国独资、中外合资的企业性质，特殊之处在于有伪满政权的参与。甚至可以这样说，大仓独占时期，公司的决策依据并不是大仓所能决定的；“合办”时期，也非真正的权力平等；联办时期，更不是协商式管理经营。这些特点决定煤铁公司制度有一定的特殊性，且存在着“变”与“不变”两个层面。“变”的是由于资本组成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企业人事组织、管理方法均不同；“不变”的是无论是几方共有这个企业，企业发展的大政方针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以日本扩大侵略战争进程为经营的决策性依据，但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始终掌握在大仓手中。

笔者在整理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始终带着3个问题去解读的，试图在这些方面有些突破：（1）公司的投资、管理形式、不同时期实力消长变化及其原因；（2）公司与国外联系，着重探讨公司对于日本军事上的作用以及中日关系的影响；（3）公司对地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甚至环境影响。熟读了相关资料，尤其是与其他相似的工矿企业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该公司在产品销售走向、资金来源、劳工组成等多个问题上均有特殊之处。笔者又结合相关的其他档案、报刊、专著、论文等，认为本溪湖煤铁公司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企业史、经济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工业生产方面，规模既不像开滦煤矿、汉冶萍公司那样庞大，煤铁产量也逊色于近邻抚顺煤矿和昭和制钢所[33]，但其拥有的优质焦炭和低磷铁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企业制度方面，不及轮船招生局那样拥有传奇故事和悠久历史，也不像太古、沙逊集团等企业留下大量档案，可以为学者长时间研究，但在早期中外合办企业中，它与财阀的关系，以及双重管理模式方面均有特殊之处；经济思想方面，不如官督商办和国外独资企业那样有鲜明特征，但它与战时经济相结合，随着日本在国际和中国战场的形势变化而变化也是其特点之一。

总之，通过对本溪湖煤铁公司的再研究，使笔者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深入。例如，公司产品用途仅仅作为军事战略资源吗？资本筹措只是采取现金注入吗？日本施行“五年计划”的真正推手是谁？游离在《矿务章程》监管之外的公司是如何运作发展的？我们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动企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