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社会结构与当代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变迁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是理解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议题。从宏观视角观察，社会结构与分层体系对政治发展和政府政策、经济增长与衰退、社会稳定与动荡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微观层面分析，社会结构与分层体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财富、社会声望以及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一般而言，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基于出身、地位、财富、职业、种族、性别等结构性的不平等因素，一些人拥有影响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核心权力，而大多数人虽然也能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扮演不同角色的行为体，但始终被排斥于权力体系之外。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主体始终是人，因此，有时候个体的生活史即便不能提供某个社会阶层的完整信息，也有助于我们逐步展开对于社会结构与分层的体系化研究。比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自焚小贩布瓦吉吉和在其中被迫下台的部分阿拉伯国家前领导者们，表面上看他们毫不相干，历史文化背景也有差异，但其个体生活史都反映了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一些既定事实：有人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富足并享有特权；有人处于社会底层，贫穷且无任何权势，而且社会底层的人数要远远多于社会顶层的人数。与此同时，这些既定事实中涉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中的许多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是否与道德品质和个人天分有关？阶级背景如何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力的获得取决于家族、财富、教育还是政治声望？其实这些都隐含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分层是不平等的，源自不同时代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持续推动。当然，或许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令人信服的解答，但在研究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问题中是值得关注的。笔者并非社会学专业出身，但打算运用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从历史的角度阐释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演变，努力探讨基于各种划分标准的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各阶层的基本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稳定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这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可以为国内的阿拉伯国家社会史研究提供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 理解阿拉伯国家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社会结构的演变
2010年12月以来，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爆发了一场西方媒体所称的“阿拉伯之春”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突如其来的反政府浪潮肇始于突尼斯，然后迅速席卷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家，并波及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影响程度之深或许是二战以来中东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罕见的。这场连锁剧变直接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四个阿拉伯国家原有威权政府垮台，激烈的社会冲突引发持续性的社会动荡，严重冲击了社会稳定。如今，近十年过去了，有的阿拉伯国家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被官方解散，民选总统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赶下台，军人出身的塞西成为总统；在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军之间的混战依然持续；在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问题也引起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也门，内战冲突仍在持续。
有关“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原因，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强调内因，如民生与经济问题、政治腐败与民主化进程缓慢等因素导致激烈的社会变革；二是强调外因，认为西方国家是幕后推手。从形式上看，西方国家在这场政治剧变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但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内因发挥了主导性作用。长期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治权力体制渐趋僵化，腐败严重，裙带关系影响较大；近40年的依附型经济运行模式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发展，造就了大批垄断性产业和寡头精英，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虽然多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一些阿拉伯国家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的不完善等因素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较为严重，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因此，总体上，还是阿拉伯国家内部国家治理体系出现了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与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失衡有着很大关联。我们可以看到，极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属于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绝大多数的资源；社会中间阶层力量弱小，缺乏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而社会下层规模庞大，贫困失业问题严重，生活缺乏保障。所以，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体系，容易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从而影响到国家与社会的稳定。
彭树智先生曾指出，研究阿拉伯世界应该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者相结合的原则与方法去探究阿拉伯地区的三个大层次的内外联系。就整体中东来说，宏观、中观、微观的顺序为中东，阿拉伯，阿拉伯的半岛区、新月区、马格里布区、埃及苏丹区等；就阿拉伯地区来讲，三者的顺序是阿拉伯地区、阿拉伯的分支区、阿拉伯诸国[1]。笔者也正是遵循这一理念，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维度出发，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和解读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这也是深入理解阿拉伯国家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研究二战以来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的一个窗口。从传统社会等级制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换势必带来全方位的变化，涉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及其组成的不同群体与阶层，社会成员的地位与角色也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比如阿拉伯世界传统社会结构长期保持等级式的、相对固化的结构形态，人们依据血缘、家族、宗教等要素来划分社会阶层，以此来确定人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阿拉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与奥斯曼帝国的逐步衰落，基于经济、教育、职业等的社会新阶层开始涌现，打破了过去社会中的等级固化要素。二战以来，阿拉伯国家出现重大社会转型，社会各阶层进入分化与整合的重要阶段，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特征更加明显，社会分层谱系与社会角色日趋复杂，社会流动也逐步加快。因此，传统社会结构逐步被新型的、充满活力的结构所取代。
当代阿拉伯国家从政治体制上可以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两大类，从经济上都属于外向型的发展模式，但也可分为产油国与非产油国，从区域上还可分为肥沃新月地带、海湾地区、马格里布地区等。可以说社会模式与发展类型各具特色。但是，每个国家基于历史传统与现代发展所构建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了各国乃至区域性的政治结构、经济发展和外交事务，而社会结构的变化有时甚至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路径方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必要去探究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分析影响社会结构变迁的推动力因素，勾勒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谱系的基本情况，解读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否对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等问题，这也是我们客观把握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维度和基础，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阿拉伯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特征。同时，从全球视野看，深化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问题的学术探讨，对进一步认识发展中国家社会变迁的内涵与本质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二 国内外关于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研究的学术史回顾[2]
（一）国外学术史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掀起了社会史研究浪潮，社会结构作为重要的社会史研究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总体上，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国外学术界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研究较为深入，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亦有微观研究。笔者将已有研究成果分为整体性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三大类，对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进行学术史的梳理与回顾。其他涉及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的通史性著作、论文、年鉴报告等均列入参考文献，此处不赘述。
1.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分层整体性研究
德裔以色列东方学家加布里·巴尔（1919～1982）专长于中东社会史研究。在其著作《阿拉伯东部的人口与社会》[3]中，作者从地理和历史视角出发，提出“阿拉伯东部”（Arab East）的概念，区别于阿拉伯国家、新月地带国家、马格里布国家以及中东国家的概念，涉及埃及、苏丹、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以及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全书聚焦阿拉伯东部的人口统计（人口规模、分布与增长趋势）、女性与家庭、宗教与族群社团、生态结构（贝都因人、土地与农民、城市）以及社会分层五大议题。作者特别提到在分析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问题时，应注重划分标准的多维度，诸如权力、地位、声望、财富、职业等。据此，作者从宏观角度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同时对当时的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底层阶级和劳工进行了简要概括与说明。虽然该书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但依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部分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
哈里姆·巴拉卡特（1936～ ）是叙利亚知名社会学家和作家，他的著作《阿拉伯世界：社会、文化与国家》[4]共分为五个部分，从阿拉伯社会、政治整合与身份认同、社会结构与组织、阿拉伯文化活力、市民社会等视角全面分析了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社会风貌。其中的第二部分“社会结构与社会组织”从社会阶级、家庭、宗教和阿拉伯政治四个方面探讨了当代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阶层组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同时指出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各阶级、家庭、宗教、政治以及市民社会的构建都面临挑战。
德裔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曼弗雷德·哈尔彭（1924～2001）的著作《中东北非社会变迁的政治学》[5]（已出六版）是20世纪60年代有关中东政治史研究的佳作。全书包括五大部分十九章，作者在第二部分“社会结构的改变”（第三至第六章）中分析了从摩洛哥到巴基斯坦这一区域社会各群体地位的嬗变。如传统社会精英上层国王、地主、资产阶级等的权力的衰落；作为国家革命和社会稳定力量的新中产阶级是否孤立于伊斯兰传统社会而存在；政治上的沉默者——农民的境遇；工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者在社会转型中的地位与处境。
艾伦·理查兹与约翰·沃特伯利两位学者撰写的《中东政治经济：国家、阶级与经济发展》[6]一书，从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政府政策与制度建设、社会阶级——考察和分析了中东国家政策如何改变经济，进而改变阶级结构，以及社会阶级与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在二战以来中东地区的经济转型问题上，作者详细描述了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人力资本、农业、城市政治经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发展等。关于中东政治与国家，作者认为政府政策的制定与选择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阶级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要保持政权稳定势必以政治排斥为代价，从而会引发广泛的信任危机。关于中东国家的社会阶级问题，作者讨论了城乡社会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政治认同，以及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等。
凡·尼文惠泽的《中东社会分层：一种诠释》[7]是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的一本研究中东乡村和城市社区社会分层的小书，全书仅84页。作者高度概括了诸如社会上层人士、中产阶级、大众或无产阶级以及妇女等社会阶层的大致情况，指出中东是一个多元社会，社会分层系统还远未发展成熟；城乡社会阶层的划分取决于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受制于部族、宗教、职业、现代教育、官僚机构、城市化、工业化等多种因素。此书短小精悍，虽然成书较早，且所涉及理论和文献史料多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思路和路径。
詹姆斯·比尔的论文《阶级分析与中东现代化的辩证法》[8]主要探讨了阶级关系、阶级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从卡尔·马克思、拉尔夫·达伦多夫的阶级理论入手，重新分析了阶级的概念、阶级冲突与权力、阶级与社会群体等。特别是作者根据当时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具体社会阶级现状，勾勒出中东国家阶级结构的分类模式图，并探讨了阶级间的互动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该文有关中东社会阶级的描述与分析框架对本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东伦敦大学的诺拉·安·科尔顿教授为“海湾国家发展、治理与全球化”科威特项目（该项目得到科威特科学进步基金会的赞助）撰写了题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社会分层》[9]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运用了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中的委托代理理论[10]，聚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六个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来分析和研究上述国家社会分层体系中统治家族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这为研究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统治家族与其他精英群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视角。
2.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分层区域国别研究
汉纳·巴塔图（1926～2000），巴勒斯坦裔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东研究领域巨擘。他于1978年出版了《旧有社会阶级与伊拉克革命运动》[11]一书，该书是一部研究20世纪中东政治社会史的鸿篇巨制。作者用阶级理论与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伊拉克社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旧政权和1958年后的革命运动。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旧社会阶级与伊拉克国家的起源，分析了费萨尔王朝君主制时期（1921～1958）伊拉克社会各阶级的基本构成，并重点介绍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部落、圣裔、大地主、大商人等阶层，分析了这些阶层对当时伊拉克王国政治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了伊拉克王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与演进过程，重点分析共产党在伊拉克的发展，指出当时伊拉克共产党内部结构复杂，同时与伊拉克独立党、复兴党、左翼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分歧较大。第三部分论述了1958年伊拉克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转变，介绍了50年代之后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复兴社会党的情况。
美国知名伊拉克史研究专家菲比·马尔（1931～ ）的《伊拉克现代史》[12]是研究伊拉克的一部力作，目前已出三版。该书按照时间顺序全面梳理了20世纪初以来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其中主体章节就委任统治与君主制时期、共和制时期伊拉克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进行了研究。作者从当时伊拉克的社会各阶级、快速的城市化、妇女的角色与地位、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等方面详细分析了伊拉克革命后国内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所长、中东史名家沃克·佩尔茨的《阿萨德时期叙利亚的政治经济》[13]一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利用大量未出版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文件以及采访记录等珍贵文献，深入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的经济开放政策、社会结构、官僚政治机构与政治决策等问题。作者在该书第三部分“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中指出，70年代以来阿萨德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土地改革、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政策，推动了经济变迁，经济变迁则导致叙利亚城乡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出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新阶级和新阶层。与此同时，作者还分析了叙利亚威权主义的制度内涵，并且评估了民间组织、议会、商业群体和政府等的作用和地位。作者认为，阿萨德时期国家管控下的叙利亚经济和政治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政权社会基础因经济自由化政策和政府腐败不断被侵蚀，传统的社会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书提供了诸多关于哈菲兹·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社会变迁的有参考价值的文献资料。
赛义德·阿齐兹·阿萨在其论文《1958～1980年叙利亚的经济政策与阶级结构》[14]中，首先追溯了1958年之前叙利亚的农业土地分配体系；其次，分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期（1958～1961）的土地改革及其结果、复兴社会党时期的土地政策和影响；再次，从原因和进程两个层面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探讨了1958～1980年叙利亚经济改革政策对城乡阶级结构的影响。该文中有关叙利亚土地改革的内容、进程、影响以及此期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3.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分层专题性研究
（1）阿拉伯国家精英阶层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沃克·佩尔茨主编的《阿拉伯精英：协商政治变革》[15]。该书由包括沃克在内的九位专家学者执笔，以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社会转型、政治变革以及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为宏观背景，深刻剖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九个阿拉伯国家（约旦、摩洛哥、叙利亚、埃及、沙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巴勒斯坦）精英阶层的结构、类别及演变历程，并就上述国家传统精英和新兴精英的转换、社会资源与地位角色、对本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影响和前景等问题进行了阐释与分析。作者采用同心圆模式对阿拉伯精英进行分类和层层解析，由内而外共分三层，从核心到边缘，互有交叉，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沃克等人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相关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文化精英、技术精英、宗教精英等）以及精英循环模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精确了解当代阿拉伯国家精英阶层的内涵、本质与流转变迁过程。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荣休教授莫德凯·阿贝尔所撰写的《石油时代的沙特阿拉伯：政权与精英，冲突与合作》[16]是一部研究沙特王国社会结构和精英阶层的重要著作。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题是沙特王国的统治阶级和精英，分析了沙特家族政治的形成、乌莱玛宗教阶层的兴起、现代教育与新兴精英的发展；第二部分则集中分析了沙特王国的现代化与政治改革中的矛盾与冲突。作者分别阐释了沙特国王时期（1953～1964）的权力斗争和民族主义、费萨尔国王时期（1964～1975）石油经济下新兴精英的兴起、哈立德国王时期（1975～1982）的现代化改革与精英阶层的发展以及法赫德国王统治初期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反对派等问题，全面展现了50～80年代沙特各精英阶层间的冲突与合作。总之，该著作较为关注沙特的宗教运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突出沙特精英阶层与王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政治、宗教、商业等领域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艾曼·亚辛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与国家》[17]是研究中东伊斯兰教与国家互动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首先从宏观层面概述了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以及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东国家在政治发展中试图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矛盾的尝试。然后，以沙特阿拉伯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沙特在现代国家构建和改造传统社会中面临的问题，详细介绍了沙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改革，强调了沙特王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两大主体，即宗教乌莱玛阶层在国家构建和现代化进程中与王室家族之间的共存与矛盾关系。在变革中沙特政府试图不危及自身的伊斯兰合法性，但其现代化政策在传统主义和保守派阵营中引发了敌对反应，并导致了1979年扎耶德清真寺事件，这也显现了沙特君主制现代化的局限性或风险性。
沃克·佩尔茨的论文《叙利亚上层阶级一瞥：资产阶级和复兴社会党》[18]集中介绍了复兴社会党时期叙利亚的精英阶层，从阶级分野角度探讨了传统资产阶级的兴衰，以及经济改革之下新实业家、国家资产阶级、新商业阶级等新经济精英的兴起和发展；同时还就叙利亚复兴社会党管控下的国家与资产阶级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为了解复兴社会党时期叙利亚的社会上层阶级提供了清晰的类型框架和文献数据。
（2）阿拉伯国家军人阶层
二战以来，军人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军人干政与军事政变层出不穷，军人政权屡见不鲜，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对军人阶层、军人干政、军人政治、军政关系等问题持续的研究兴趣。相关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在此仅举有代表性的论著加以介绍。
美国杰出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于1957年出版了《军人与国家》[19]，该书是国际政治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研究军政关系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亨廷顿在书中着重探讨了军队和文官政府在控制国家权力中各自的重要性问题，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军政关系类型：一种是受文官政府节制的客观文人控制（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规模不大，职业性较强，不受意识形态支配；另一种是深受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与支配的主观文人控制（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军政关系并不明确，军队广泛介入政治与社会。亨廷顿认为对军队最好的控制就是实行以军队专业化为主要特点的客观文人控制，这种模式可以使军人客观上服从文官政府的领导。
1962年芬纳发表了《马背上的人——军人在政治中的角色》[20]，反驳了亨廷顿的一些论点和假设，对发展中国家的军政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许多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低下，为了实现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不得不依靠军队的干预机制来维护稳定。约翰·A.约翰逊主编的《发展中国家军队的作用》[21]考察了拉美、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东等新兴国家中武装力量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同时将军人干政、军人政权置于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框架内，置于世界范围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探讨。
1968年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2]一书审视了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他把第三世界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详细分析了上述政体在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发展的问题。其第四章“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从普力夺国家的政治环境、制度建设和军人本身的特性等方面阐述了军事政变的社会根源以及军人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有关阿拉伯国家军人问题的研究，代表性成果如下。埃利泽·贝里的《阿拉伯政治和社会中的军官》[23]，探讨了20世纪中东阿拉伯国家重大历史进程中的军人角色、军事政变、军政关系等问题。迈赫兰·卡姆拉瓦的论文《中东的军队职业化与军政关系》[24]将中东国家军政关系类型分为四类，从军队职业化进程视角，指出中东的军政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军队是维持政治现状的最大代理人，虽然意识形态色彩减弱，但军队仍然是政治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殊时刻它仍然会干预政治。巴里·鲁宾的论文《当代中东政治中的军队》[25]认为军队在中东国家虽然重要和强大，但其政变活动大为减少，政府（通常由以前的军官领导）已经学会了如何控制其军队，然而这也造成了阿拉伯国家军事能力的下降。该文分析了中东军队的角色及其在维护国内秩序和在国外传播国家影响力方面的作用。詹姆斯·比尔的论文《中东的军队与现代化》[26]分析了军事力量在中东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考察了中东的军事政变、军政力量互动关系与夺权以及现代化视野下的军事精英。
（3）阿拉伯国家中产阶级
美国加州大学中东史研究专家基思·大卫·维腾堡的著作《形塑现代中东：革命、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阿拉伯中产阶级》[27]通过借鉴和利用阿拉伯、奥斯曼、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相关理论，填补了大多数有关中东历史著作中不太涉及中产阶级研究的学术空白。作者将现代性与阿拉伯中产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从时间上看，该书主要探讨的是20世纪初阿拉伯地区由自由职业者、白领雇员、记者和商人等社会群体构成的中产阶级的兴起，认为这些新社会群体创建了公民社会、新的政治形态和思想体系。作者认为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内涵丰富的中产阶级业已形成，划分的依据不仅是财富、职业或其成员的教育水平，而且也包括现代性的方式。作者在书中基于叙利亚阿勒颇中产阶级族群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探索了20世纪上半期非西方现代性的深刻政治与社会影响。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地区特别是叙利亚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艾哈迈德·穆萨·巴达维的论文《阿拉伯世界中产阶级的转型》[28]吸收借鉴了赖特、布迪厄等西方学者的社会学理论，阐述了阿拉伯世界阶级结构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同时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阿拉伯经济联合公报》以及相关国家统计和规划部门的报告为依托，在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层面，分析了当代阿拉伯世界（尤其是近年受“阿拉伯之春”影响的国家）中产阶级结构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威廉·鲁的论文《沙特阿拉伯新中产阶级的兴起》[29]首先回顾了70年代之前学术界有关新中产阶级的构成的研究；其次，指出沙特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与二战后沙特的社会经济转型（尤其是沙特东部油气资源的开发）密切相关；最后，作者从油气公司高管以及工人受雇情况、政府重要职能部门雇员受教育背景等层面，较为详细地梳理了二战后近30年沙特新中产阶级的构成与规模，并就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阐释与分析。
米沙里·阿尔努伊姆的研究报告《沙特中产阶级构成初探》[30]通过回顾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阶层理论，试图建构理解新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论框架，通过梳理80年代以来沙特中产阶级的构成与类别，分析中产阶级在沙特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中的重要性。结合该研究报告与威廉·鲁的论文可以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沙特中产阶级的源起与发展过程。
迈克尔·埃普尔的论文《1921～1958年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精英、艾芬迪亚以及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发展》[31]强调了研究“艾芬迪亚”（西化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讨论了“艾芬迪亚”的概念、与精英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一群体在委任统治和君主制时期伊拉克社会中的政治角色和地位。该文对于了解阿拉伯世界现代中产阶级的源起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露西·丽佐娃的《艾芬迪亚时代：殖民时期埃及的现代性途径》[32]是研究中东现代中产阶级的前身——“艾芬迪亚”的综合性学术专著。该书全面阐述了“艾芬迪亚”的概念、群体构成、阶层特点以及其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委任统治时期各国社会变迁中的关键作用。作者通过梳理大量的社会调查文献和照片史料指出，“艾芬迪亚”代表着新的中产阶级精英，在委任统治时期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土耳其共和国时代，是官僚、教师、记者、自由职业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这一群体是现代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塑造者，产生过从民族主义到伊斯兰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是制订和执行国家现代化政策的专家；他们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中东现代国家构建中发挥了关键的政治作用；他们同时也是新兴的现代都市文化潮流的引领者。
（4）阿拉伯国家的工人、地主与农民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乔尔·贝宁的《现代中东的工人和农民》[33]一书将中东社会阶层中的工人和农民置于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四个时段分别探讨了1750～183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地方政权与本土生产商，1839～1907年奥斯曼帝国改革与欧洲帝国主义，1908～1939年大众政治的兴起，1939～1973年民粹民族主义、政府主导型发展与威权政体，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后民粹主义改革等议题。该书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东地区在近代以来不断卷入世界贸易与市场体系过程中，工人与农民两个社会阶级地位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
法赫德·卡扎米等主编的论文集《现代中东的农民与政治》[34]所包含的13篇论文大多是关于中东各国农民运动的案例研究，主要围绕中东国家政治中农民为何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特别是对20世纪初的伊朗、伊拉克等地的农民起义进行了调查和解释。因此，该书不仅仅是对中东国家农民群体的专题研究，而且为中东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埃利斯·杰伊·戈德伯格的《中东劳工的社会历史》[35]首先从整体上回顾了奥斯曼帝国以来影响整个中东劳工阶层发展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其次，重点剖析了土耳其、埃及、叙利亚、马格里布、以色列和伊朗等国家和地区的劳工群体。作者认为现代中东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相似的历史、政治和经济条件，在这种格局下，政府与劳工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现代生产方式并没有像普遍认为的那样迅速或完全侵蚀“传统”的生产方式。不过作者认为，整体上，中东劳工阶层在政治上属于沉默的群体，相应的制度建设相当缺乏。
雷蒙德·辛尼布什的论文《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时期的乡村政治：阿拉伯社会政治发展中乡村社会作用的个案研究》[36]较为细致地阐述了复兴社会党统治时期叙利亚的乡村政治发展，力图从传统社会、复兴社会党的崛起、政府乡村治理等层面解读农民在国家现代化中的作用。该文的结论是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和政府的农村动员战略未能实现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叙利亚的政权类型、政府政策和社会基础似乎已经达到兼容性的稳定阶段。
Z.凯兰的《叙利亚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变迁》[37]、E.盖苏兹的《叙利亚的土地改革》[38]、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兹等的《伊拉克的土地改革：经济和社会含义》[39]分别聚焦20世纪中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关系问题，涉及乡村中的两大群体——地主和农民。其中，《叙利亚的社会主义与经济变迁》一文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叙利亚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并简要介绍了作为一个新政府角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出现、土地改革、国有化及公共企业。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随着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形成，以及随后在1963年复兴党接管政权，“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叙利亚成为现实。通过一系列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措施，复兴党完成了经济上从自由的私营企业转变为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并在其管理中起决定性作用。作者认为要准确评估叙利亚经济中这些根本性变化的长期结果需要进一步的证据。盖苏兹的《叙利亚的土地改革》一文首先简要叙述了土地改革前叙利亚农业的特点，然后结合土地分配的相关统计数据，着重介绍了土地改革的过程，并展现了地主和农民在土地改革前后的地位变化，但作者认为农民群体真正从土地改革中获益较少。阿尔弗雷德·爱德华兹等的《伊拉克的土地改革：经济和社会含义》一文回顾了伊拉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从土地改革的概念出发，介绍了伊拉克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新土地改革法以及其主要目标和特点，农业合作社、农业关系，并分析实施土地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作者认为土地改革法中引入的三项主要措施即土地分配、租金上限和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除了政治目标之外，主要是将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给低收入群体，并将为增加消费支出提供更多资金。此外，作者认为，尽管土地改革对国家发展特别重要，但没有大幅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收入，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积极而有组织的合作体系来保证农民的生活水平。
（5）阿拉伯国家女性群体
国外学术界有关阿拉伯国家妇女问题的研究成果众多，侧重点各异，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涉及家庭、政治参与、就业等，但是研究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对埃及、沙特等大国的妇女问题关注较多，而对海湾地区小国以及新月地带国家的妇女问题研究不足。
伊朗裔美国东北大学女权主义学者、社会活动家瓦伦丁·莫加达姆的《现代女性：性别与中东的社会变迁》[40]（截至目前已出三版）是研究中东地区女性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兼顾冲突学派与功能主义理论的相关内容，使读者从全球视角了解伊斯兰主义以及西亚北非的父权制社会。作者认为，中东国家妇女的地位受到性别观念和政府性别政策、宗教、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她从国家、社会阶级和性别三方面出发，阐述了中东国家妇女的历史与现状，然后讨论了中东妇女就业、家庭角色、妇女的现代化以及女性与伊斯兰等诸多问题。作者对中产阶级女性在中东社会与政治变迁过程中作用的论述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阿扎·M.卡拉姆的著作《妇女、伊斯兰主义与国家：当代埃及女权主义》[41]详细探讨了当代埃及妇女的现状。作者用六个章节分别论述了国家与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与纪律惩戒权的萌芽、女权主义的兴起与妇女组织、关于妇女权利争辩的理论与实际、从男性角度看伊斯兰主义与性别等，分析了妇女、伊斯兰主义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种政治宗教组织，而是一种政权，并且会与其他权力阶层争夺领导权。
纳迪杰·萨迪克·阿里所著的《伊拉克妇女：1948年至今不为人知的故事》[42]以六个章节的内容介绍了1948～2006年伊拉克妇女在民族移居、革命、复兴党统治、战争与制裁、被占领等时期的社会处境，并认为由于党派斗争、库尔德地方自治以及伊拉克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妇女问题经常被边缘化，妇女参政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该书以伊拉克女性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为中心，展现了妇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尝试建立一种可供参考的“新历史”。作者通过调查获得了大量伊拉克女性的社会经历与故事，较为真实地展现了近60年中伊拉克女性地位的变化。
莫娜·阿尔穆纳杰德的《当代沙特女性》[43]是一部介绍现代化进程中沙特女性社会生活的重要著作。在简要追溯沙特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后，作者详细论述了伊斯兰教法之下阿拉伯女性的地位，以及沙特女性在性别差异、社会风俗（佩戴面纱）、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作者高度重视教育在沙特社会以及沙特女性发展中的作用，她认为，合理的教育体系可以帮助在社会上建立一个宗教的并且有道德的实体，教育可以改变沙特女性对于家庭的态度，且能够为女性外出工作提供方便。然而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也由于传统观念与社会价值等受到限制，并且教育在短时间内并不会改变妇女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作者仍坚持认为，政府需要长期在家庭与学校中进行改革，以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该书对于沙特女性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状况的描述比较详尽，对于了解沙特女性的社会现状有重要意义。
总体上，国外学术界关于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结构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在研究角度、史料选择、理论方法等方面对本书的撰写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已有关于社会结构的学术成果大多没有将阿拉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面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或者聚焦特定阶层的专题性研究，这也是本书试图完善的地方。
（二）国内学术史回顾
国内学术界对阿拉伯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伊斯兰教、政治与经济、国际关系等领域，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成果不多，专题性的研究更是屈指可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学者们开始关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社会各群体的构成、地位与作用问题，对阿拉伯国家社会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有所扩大和加深，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与论文，以下就此进行扼要叙述，而部分涉及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其他论著、工具书等均列入参考文献，兹不赘述。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黄民兴教授在《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44]一书中集中就伊拉克君主制时期、共和国时期的政治与经济进行了探讨，包括政治体制的嬗变（包括复兴社会党）、经济结构的调整、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动、人口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女性地位、世俗化教育改革、教派与民族结构等。作为个案研究，作者的学术观点和书中的文献史料对笔者研究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民兴教授撰写的《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45]是国内学术界关于沙特王国人力资源问题的重要著作。作者从经济学及其分支理论视角阐述了中东产油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着重剖析了沙特王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地租型经济”）以及其对沙特人力资源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此外，作者还对现代化进程中沙特王国的教育体制、现代人力资源的源起、发展历程以及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对研究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结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王铁铮教授主编的《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46]是全面系统研究沙特国家、政治、宗教与社会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详细分析了沙特国家的源起，沙特君主制政体的构建，沙特政治发展中的伊斯兰教与政治反对派，石油美元与经济、教育现代化，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演进与特点等。作者对部落社会与组织、沙特王室与谢赫家族、大资产阶级、乌莱玛宗教阶层及宗教组织、中产阶级、外籍移民和沙特妇女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读。特别是作者在沙特王国世俗政权与宗教神权的关系（彼此支撑、互为依存）、沙特王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演变的特点（突发性）等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研究海湾国家社会结构问题具有开拓意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戴晓琦教授的《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以埃及为例》[47]是国内关于埃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专著。作者梳理了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纳赛尔至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社会分层演进历程和各阶段社会分层特征，并对19世纪以来埃及阶级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发展轨迹及其与社会稳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该书的特点在于，一是从社会学与历史学两个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探讨埃及社会分层问题；二是该书引证文献多为阿拉伯语文献，史料的本土化是其一大优势。同时，该书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部分史料来源。
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48]和《中东史：610～2000》（下卷）[49]集中讨论了埃及、新月地带国家、阿拉伯半岛诸国的现代化历程，分析了现代化过程中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实践、伊斯兰教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作者旁征博引，所用经济、社会史领域的文献史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毕健康教授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50]充分利用英文和阿文文献探讨了自19世纪穆罕默德·阿里以来埃及的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问题。作者首先介绍了1952年之前埃及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政治机构与政党组织；其次，作者就纳赛尔时期的军人政权与政治稳定，萨达特至穆巴拉克时期的总统独大制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政治文化、政党制度、政治伊斯兰与政治稳定，当代埃及的城市化、经济改革、贫困失业与政治稳定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梳理；最后，作者还分析了埃及政治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和影响政治稳定的诸因素。该书有关当代埃及政治发展、经济改革以及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在《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51]一书中基于社会稳定概念的多角度解构，探讨了中东地区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四个构成要素（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心理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之间的紧密关联，详细解读了城市化对中东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了城市治理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作者认为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城市治理。
复旦大学陈明明教授的《所有的子弹都有归宿——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治研究》[52]是一本军政关系理论研究专著，也是国内研究军政关系的经典著作。该书从比较政治学、比较历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系统全面地考察了军人在政治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军方干预政治的方式，探讨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军人政权的缘起、维系与终结，以及军人政治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揭示了军事统治的内在矛盾与军人政治产生的条件、发展模式与特点及军人政权终结的历史政治原因。
西北大学王新刚教授的《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53]以专题形式细致探究了叙利亚军人政治的兴起原因、发展历程、演变特点以及对民主化的双重作用等。作者指出，在叙利亚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军人干政在整体上具有推动政治乃至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但是频繁的军人干政和军事政变影响了叙利亚政治发展进程，使议会制民主政治制度无法维持，最终形成了复兴党与军队联合掌握政权的权力结构。该研究对认识中东普遍存在的军人政治现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云南大学伍庆玲的《现代中东妇女问题》[54]在简要回顾了中东古代对于妇女的观念及妇女的生活之后，重点论述了埃及、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富汗等国20世纪的妇女问题以及现状，并以较大篇幅详细论述了埃及与伊朗妇女问题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埃及和伊朗的妇女问题并非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而是两国对外来文化冲击进行内部回应的结果。受到西方文化及国家内部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女性主义逐渐兴起，且在埃及和伊朗最为活跃。这些国家通过改革解决了一部分妇女问题，但是一些新的妇女问题也随之产生。只有少部分妇女能积极参与社会发展过程，但这无法调动广大妇女对于改变自身处境、提高女性地位的主动性。并且，虽然改革赋予了女性部分权利，但是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下并没有构建起授权妇女的文化，这就使得传统与现代的妇女观出现冲突，也是各国世俗化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书中对于埃及等国妇女的社会现状（如教育、就业等）有一定描述，并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对中东妇女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展望，是了解中东妇女问题的重要参考书。
黄民兴教授在论文《当代中东产油国的社会变迁》[55]对石油经济格局下当代中东产油国的社会变迁做了系统梳理和高度概括。作者认为，石油经济冲击了以君主制为主体的中东产油国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结构，其在传统部落和乡村的影响体现在部落游牧民人数的下降，土地改革引发乡村社会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上；在城市，国有化运动打击了部分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新兴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宗教神职人员的传统特权逐渐式微；产业工人（包括外籍劳工）迅速崛起，但高速的城市化也导致了两极分化、城市贫困和社会的不稳定；少数族群普遍受到压制。作者的结论是，二战后，虽然在石油经济和现代化改革影响下，中东产油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相对而言，社会结构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毕健康教授在《论当代埃及的社会结构与发展困境》[56]一文中，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文献史料，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对纳赛尔以来的埃及社会结构与国家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的基本判断是，当代埃及社会结构依然是二元对峙的金字塔形结构模式（社会中间层及以上占人口的30%，其余占70%）。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的普遍贫困造成了埃及人口与人力困境、储蓄与投资困境、治理与政治困境三大发展困境。作者继而认为，有效破解埃及发展困境的路径在于：埃及政府必须有力地推进社会结构转型，促进社会结构现代化，即埃及政府需要大幅度地提升中间层人口所占比重，降低中下层特别是底层人口比重，从国民储蓄和资本形成亦即供给侧等方面进行有效改革。
哈全安教授的论文《20世纪中叶中东国家的土地改革》[57]是有关20世纪50～70年代中东尼罗河流域、新月地带、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土地改革的专题性论文。作者充分利用文献史料深刻分析了其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土地改革的内容、进程及影响。作者认为，20世纪中期中东国家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土地改革，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剧烈变化，加速了原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中东地区的小农经济得以广泛发展，引起了乡村社会关系的改变，成为中东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坐标。
韩小婷的博士学位论文《沙特王国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集团研究》[58]是国内学术界对沙特精英集团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专题性论文。作者利用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现代沙特王国精英集团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展开了深入分析。具体而言，作者首先追根溯源，考察了沙特精英集团形成的历史基础和动力；其次，根据沙特现实国情探讨了沙特精英阶层的分类构成、结构特征和内部冲突等问题；最后，从精英阶层参与国家政治决策的路径角度分析和总结了沙特精英阶层与沙特王室政权的互动关系，并对沙特未来的政治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艾林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59]聚焦沙特王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作者根据社会系统论和社会冲突论的理念，并与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经济发展、政治稳固、文化安全以及国际环境四个方面全方位探讨了沙特王国社会稳定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作者还就沙特社会稳定问题和政府的应对政策以及对中国的影响和借鉴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总之，作者通过考察沙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指出沙特王国社会稳定的实现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在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只有加强制度建设才能化解社会危机和矛盾，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王然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沙特政治稳定研究——以沙特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为视角》[60]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和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以制度与政策为视角，深刻解读了沙特王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的原因。作者指出，沙特政府依据国情构建本国政治稳定的方式和举措（包括完善政治制度举措、强化政治吸纳措施、严密控制主流意识形态、提高经济社会绩效）是王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也指出，国王继承问题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极端主义威胁以及逐步凸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是保持沙特王国政治稳定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吴彦的博士学位论文《沙特阿拉伯王国宗教政治研究》[61]首先回顾了沙特王国宗教政治的历史基础，包括沙特宗教政治的历史传统、瓦哈比派与早期沙特国家的关系以及沙特王国的构建等问题。然后从官方和民间两个视角分析了沙特官方的宗教政治制度、政治生活与沙特民间宗教政治运动的发展形态和社会性质。作者结合文献着重阐述了沙特王室家族地位、作用和家族政治的演变，乌莱玛宗教阶层的源起、构成、地位沉浮以及宗教政治与国家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最后，在结语部分，作者从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官方宗教政治与家族政治的相互依存等角度客观评价了沙特王国的传统宗教政治和家族政治体制，探讨了官方与民间宗教势力的政治实践活动对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陈静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东妇女发展问题研究》[62]是研究当代中东妇女问题的重要论文。作者首先概述了二战后北层国家、北非四国、海湾国家女性在教育、就业以及健康方面的发展情况；其次总结了中东地区女性在教育、就业、政治参与、健康四方面发展的特征，指出了中东国家在这四方面发展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再次从国内外引导、自身意识提高、法律制度改革等方面分析促进中东妇女问题解决的动力，并从宗教文化、经济、法律、政治等方面阐述了阻碍中东妇女发展的因素；最后展望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妇女问题的发展走向与前景。该文条理清晰，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妇女的发展情况及其原因。
黄民兴教授的《沙特阿拉伯妇女地位的演变》[63]一文指出，二战后沙特阿拉伯社会中妇女的地位相较之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作者认为，二战结束后，特别是费萨尔国王执政以来，国王的锐意改革使得沙特女性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受教育、就业、婚姻、参与社会活动与妇女组织等几个方面。虽然妇女的基本权利已经有所保障，但是保守势力对改革的反对以及民众观念滞后等问题仍然是影响妇女地位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三 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研究的内涵与路径
（一）研究内涵：思路与框架
笔者试图利用已有的国内外学术成果，积极吸收和借鉴相关的理论成果和文献资料，对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演进及其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问题进行整体性考察。本书从历史的长时段着眼，紧紧围绕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以及文化的历史发展现状与各国国情，既进行宏观考察，也对相关国家进行个案研究，多维度展现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变迁进程，穿插分析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影响因素，并对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与社会稳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探讨和分析。
本书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国内外学术史回顾、研究内涵与路径。
正文包括如下七章。
第一章主要探讨理论视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理论。首先，通过西方学术界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功能论与冲突论范式的分层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理论，阐明社会结构所要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搭建本书的理论架构。其次，探讨西方社会分层结构理论的应用限度，尝试构建和设定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
第二章主要从历史角度考察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过程。首先概述近代以来阿拉伯世界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历史线索，然后分析社会结构演进的诸多推动因素，如社会革命与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变动、现代化经济改革与城乡社会关系的变迁、城市化与传统部落社会的衰落、世俗化教育和知识阶层的崛起等，最后总结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基本特征。
第三至第六章为本书的核心部分，勾画了阿拉伯国家整体的社会分层谱系。本书结合阿拉伯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传统，将阿拉伯国家中社会各群体划分为社会上层、中间阶层以及社会下层三个层次。社会上层主要涉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宗教精英。阿拉伯国家的社会中间阶层，笔者主要关注的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与发展问题，以君主制国家沙特与共和制国家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等个案方式呈现；社会下层，笔者主要聚焦于游牧民、农民和城市贫民、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工人和外籍劳工。此外，从性别差异、民族宗教多元化角度看，女性、少数族群、教派是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中的重要划分标准，其群体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是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进步与否的一把标尺，因此本书单设一章（第六章），关注阿拉伯国家的妇女与民族、教派。总体上，在行文过程中，有些分析属于概况性和描述性分析，有的则属于个案分析，有些社会阶层具有较为明显的继承性，而有些则是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涌现出的新社会阶层。目的在于通过对社会阶级、阶层的介绍与总结，搞清楚当代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的基本谱系。
第七章研究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转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本章主要探讨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即双方的互动关系，指出应客观认识精英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产阶级维护或颠覆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取决于多种变量的影响；社会底层的贫困与失业现象是社会与政治失稳的潜在风险因素。
最后是结论部分。笔者认为要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使社会三个层级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并降低社会结构变动给社会稳定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推动渐进性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改变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重视政治宗教极端主义问题。
（二）研究路径：方法、时空、概念与特点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结构与分层的理论学说，力求实现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理论的本土化。
第一，研究方法以历史学叙述与分析为主，注重还原和重构研究对象的客观史实。但本书研究又涉及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等诸多领域，因此本书也借鉴了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比较政治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诠释和分析。
第二，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手段，首先从宏观视角出发，概述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基本线索，然后结合个案研究，探讨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谱系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第三，采用区域比较的方法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体系的研究。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社会结构的演进，虽然有着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大背景，但两种政治体制之下社会结构的演进受制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诸多外部因素，如政治制度、社会革命与战争、现代化与国家经济社会政策、城市化、民族宗教、性别差异等。因此，本书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探究阿拉伯国家中君主制国家与共和制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不同路径，并对其各自的社会结构模式做出基本的判断。
本书的研究时空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时间段的划分，二是所涉及的国家。
研究的时间段主要界定在当代，也即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主要是基于阿拉伯国家均脱胎于奥斯曼帝国。虽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后解体，中东出现民族觉醒运动，但就社会结构而言，有着很大的继承性。而二战以来是阿拉伯国家真正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其中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内涵与深度。
研究范围限定在狭义的中东概念之下，主要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即沙特阿拉伯王国、也门共和国、阿曼苏丹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国、卡塔尔国、科威特国、伊拉克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哈希姆王国、巴勒斯坦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64]。这十二个阿拉伯国家可以从地理区域、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角度再次进行划分，本书主要依据政治体制将其划分为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从横向来说，众多阿拉伯国家中的民族教派问题纷乱复杂，传统伊斯兰遗产与现代社会新因素相互交织，各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存在较大差异性；从纵向来看，每个国家的人们都因为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出现了社会层化现象。所以由于阿拉伯国家本身的复杂性，很难精确划分并逐一分析和解读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基于此，为突出研究重点和典型性，本书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君主制的沙特阿拉伯和共和制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四个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学术综述与筛选的史料也基本以上述四个国家为主。当然，在本书具体的行文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既有针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宏观分析，也有针对具体阿拉伯国家的个案探讨。这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因为不同类型的国家因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其社会结构的演变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轨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宏观视野归纳出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演进的历史过程，以及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的基本谱系。
本书涉及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现梳理如下。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与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结构不同于经济基础，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且取决于不同社会时期的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65]。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指出，社会结构是构成社会的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区、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等各种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体[66]。清华大学李强教授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经济、群体、职业、组织等社会各要素之间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模式[67]。
而社会分层一词源自地质学术语“stratify”，原意是指地质学中岩石不断沉积而形成的连续地层，即地层构造具有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的特性。后来这一地质学术语被引申至社会学领域，用来比喻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各群体之间的高低层次关系。李强认为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因为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从而出现社会群体的层化与差异现象[68]。复旦大学周怡教授等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分层是指“纵向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分化，如阶级、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分化现象”[69]。社会学专家陆学艺教授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问题，其中就包含了阶层分化的形式与层级，重点关注的是阶层分化的质变内涵[70]。换言之，社会分层就是“从人们的社会地位、财产状况、政治权力等制度考察不同群体与个体在社会中境遇的相似性和差异特征”[71]。美国学者杰克·普拉诺认为，“社会分层的基础因时间和社会而有所不同，它们是种种不同因素的组合体：其中包括权力、所有制、收入、教育、宗教、世袭门第、种族、利他主义和道德以及社交联系等。社会阶层在开放的系统中通常称为阶级，而在封闭的系统中则常常成为等级”[72]。
综上所述，大体上广义概念上的社会结构涵盖了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群体，而狭义概念的社会结构指的是社会分层，也即在特定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各种要素之间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的配置和组合，它清楚地标识了社会各群体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此说明社会成员的角色和地位存在差异。换言之，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就是社会分层结构，社会分层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条重要轴线[73]，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等级分化程度，并受制于权力、地位、财富、声望、教育、宗教、种族、性别等多种变量因素，从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者等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狭义的社会结构指的就是社会群体结构，特别是社会分化导致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之间关系的状态。这样一来，在探讨社会分层问题时，阶级、阶层、职业、宗教及政党都会成为考察的视角，尤其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结构是我们把握社会群体地位和作用的关键，相应地，阶级关系成为决定社会以及社会群体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本书从社会结构的狭义定义出发，探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结构与分层理论，在西方学者社会分层理论基础上，结合阿拉伯国家的现实国情，客观分析和探讨阿拉伯国家独特的社会结构分层谱系，从而从一个侧面展现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
等级、阶级、阶层
美国学者格尔哈斯·伦斯基认为，等级（social estate）是指“一个社会的人口中合法地界定的一部分人，他们拥有由法律所确定的独特的权利和义务”[74]。通常来说，前现代社会，也即工业文明建立之前的东西方传统社会，均被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等级制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基本特征和外在表现，它决定了人们自出生后的社会位置、角色以及相互之间特定的社会关系。等级制代表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和规范，在传统社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在等级社会中，社会各群体依据血缘关系，身份地位，特定的法律、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确定社会等级，其子嗣也会相应地承继此前的等级关系、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而阶级（class）则更为看重社会经济关系的特别属性，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占有层次，看重的是财富分配关系。所以，从渊源和内容上来看，等级式的社会分层体系主要依靠地位、身份、门第来构建，是“身份相同人的集合”[75]；而阶级属性的社会分层体系相对较为开放，主要以经济地位为基础。换言之，等级式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经济收入。另外，与此相关的，就是阶层（stratum）的概念。所谓阶层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它指在社会同一阶级内部，社会成员可以根据经济地位或其他标准来归类；其二是指从一些特定标准出发，将社会各阶级中一部分成员组合起来，从而形成社会中的特殊群体部分。从某种程度上看，阶级和阶层有时存在一定的重合。
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social stability）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改革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石。美国学者杰克·普拉诺认为，稳定通常是指社会发展中不出现根本性的或者是破坏性的变化，即使有所变化，也可以将变化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特定范围之内。比如政府领导人或者内阁等核心机构很少发生突变，能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宪政政体形式，很少发生暴力与内乱[76]。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77]。因此，对于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稳定是关系民族国家构建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
国内学者蔡应明认为社会稳定有广义和狭义之说，广义上是指“社会或其中特定群体为达到维持社会秩序而采取的手段”，狭义上是“社会或其特定群体对偏离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及限制过程”[78]。王银梅也认为社会稳定代表了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种状态需要借助国家干预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调整实现[79]。
总体上，社会稳定包含了两项重要的普遍性特点：一是在长时期内不出现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整体上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二是整个社会具备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各要素或各群体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从更广泛的内涵上看，社会稳定应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但三者之间同时也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关系，其中政治稳定是最重要的、是核心要素，经济稳定是基础性要素，而社会稳定则是政治与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80]。与此同时，如果从国家和地区来看，社会稳定与否更依赖于各国不同的历史传统、社会环境、具体国情、治理理念等复杂因素，是在基本的制度安排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所展开的非质变的、渐进式的局部改革和调整适应的过程。
本书利用专业领域内的已有文献史料和各种研究动态信息，在吸收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在如下两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
第一，选题较为新颖，具有开拓性研究价值。本书是国内学术界对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问题展开的一次整体性研究。国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然较早，但缺乏系统的研究与考察。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有针对性的专题成果较少，系统化的研究更是少见。因此，深入、系统考察这一问题可以拓展国内的阿拉伯国家社会史研究。为此，本书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在客观把握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力求梳理出阿拉伯国家社会分层的划分标准；二是尽量整合学术界较为分散的文献资料，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相关学术观点，阐释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演进线索和特征，构建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分层谱系，并就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进行解读。
第二，注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具体历史问题分析。如用历史分析方法阐述阿拉伯国家社会结构的演变历程；批判性地运用社会学中的分层理论，分析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分层标准问题；利用发展政治学中的政治稳定、政治参与理论来透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稳定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等问题；运用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共和制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原因、君主制阿拉伯国家的治理体系等重大现实问题。
[1]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4页。
[2] 国内外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学术研究详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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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伯利和加德纳·米恩斯因洞悉企业所有者兼经营者的做法存在极大的弊端所提出的理论，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的基础上。该理论认为，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或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是委托人，被授权者是代理人。委托代理理论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让渡给代理人。参见杨明基主编《新编经济金融词典》，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第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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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界定和狭义中东的说明”分别参见：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26页；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序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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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chor Books，1965，p.193.转引自舒小昀《分化与整合：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25页。
[76] 〔美〕杰克·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68～169页。
[77]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1页。
[78] 蔡应明：《社会稳定学》，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21页。
[79] 王银梅：《我国社会稳定理论研究综述——社会稳定及预警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第38页。
[80] 鞠健：《新时期中国政治稳定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06，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