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供给约束型经济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国际比较
与近代中国同时期的日本，虽然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但也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刘巍、陈昭，2010）。我们用日本1885～1938年的数据做长期总供给曲线图，比较一下异同。图7是日本1885～1938年的长期总供给曲线。纵轴为价格指数，横轴为实际产出指数，图中的不规则曲线为长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虚线是长期总供给趋势线。和中国一样，1885～1938年日本经济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价格和总产出也都不是单调增的时序数据，长期总供给曲线出现许多波折，加入趋势线之后观察，可见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态势。
图7 日本的长期总供给曲线
资料来源：刘巍和陈昭（2010）。
中日两国长期总供给曲线性质上是一致的，即曲线波动不规则，价格对产出的影响非常有限，长期趋势线均向右上方倾斜。我们再将两国的价格和产出做时间序列图，比较两国总供给各自的特点。图8是中国价格和总产出的时序，横轴是时间（年份），纵轴是价格和总产出指数。图中上方的曲线为价格指数，下方的曲线是总产出指数。从总产出曲线上观察，中国的总产出曲线波动频率大于日本，波幅略小于日本（见图9），中国经济在一战期间和20世纪30年代法币改革前有两次较大的负增长。第一次负增长主要是进口受阻导致投资下降，短期总供给曲线不断左移引起的，所以与价格走势关系不大。第二次负增长源于白银外流导致的货币紧缩，一方面，厂商资金链断裂，投资受阻，短期总供给曲线左移；另一方面，白银外流导致总需求下降，造成价格下跌。因此，第二次负增长在供需两端均受货币因素影响，总产出和价格的走势比较接近。这也说明即使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货币也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可能不仅仅是蒙在商品上的一层“面纱”，当然，这需要深入研究，这里不再赘述。
图8 中国的价格指数与总产出指数（1913年=100）
资料来源：刘巍和陈昭（2012）、王玉茹（1997）。
图9是日本的价格和总产出时序，横轴是时间（年份），纵轴是价格和总产出指数。图中上方的实曲线为价格指数，下方的虚曲线是总产出指数。从总产出曲线上观察，日本在50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严重负增长现象，但价格变动相对比较剧烈，从一战爆发到二战前，价格指数大起大落。这充分反映了总产出基本不受价格影响的供给约束型特点，即只要投资能够保证资本存量增长，无论价格怎样波动，产能基本上都能得以释放。一战期间受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国内价格攀升，但日本总供给一端受资本存量的限制，产出也没有太大增长。和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机器制造业有一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投资的影响不大。战后国际市场暂时需求消失、银价下跌，致使日本国内价格一路下行，企业利润虽有所下降，但存量资本也没有闲置，产出仍有平缓增长。1930年，日本改行金本位制，随后美国收购白银造成的银价上涨对日本供需两端均无影响。随着欧美经济复苏，日本产量大增。
图9 日本的价格指数与总产出指数（1930年=100）
资料来源：刘巍、陈昭（2010）。
总之，两国的产业结构和货币制度不同，致使同属供给约束型经济的中日两国总供给短期变动格局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虽然长期总供给曲线的趋势线都向右上方倾斜，但两国长期总供给曲线的形状都是不规则的。
在刘巍和陈昭（2010）先前的一项研究中曾有一个结论：美国于1919年完成了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过渡。在此，我们用美国1919年之前的数据作图，用以观察长期总供给。考虑到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因素，我们舍弃战时年份，只选取1869～1914年的数据做样本（见表3）。
表3 美国宏观经济数据（1869～1914年）
用表3的数据，我们得到了1869～1914年美国总产出的走势（见图10）。虽然在46年的时段中总产出有些波动，但总体趋势是向上的，与中国和日本同一时期的经济走势大致相同。
图10 美国总产出走势（1869～1914年）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
但是，与中日两国不同的是，1896年之前美国的综合价格指数呈下降趋势，与总产出的走势基本相反。从1897年到一战爆发这一时段，美国的综合价格指数与总产出的走势方向基本一致，如图11所示。
图11 美国的总产出与价格走势（1869～1914年）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
根据综合价格指数走势，我们将美国1869～1914年的总供给曲线分两段作图，以便分别讨论两个时期总供给曲线性质，如图12和图13所示。
图12和图13均为总供给曲线，纵轴表示综合价格指数，横轴表示总产出指数。图13和前面讨论的中日两国总供给曲线类似，不再复议，这里只讨论图12。
图12 1869～1896年美国总供给曲线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
图13 1897～1914年美国总供给曲线
资料来源：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
历史资料表明，美国在南北战争期间大量发行纸币，导致了高通胀。战后，政府着手恢复硬币支付，加之战后经济增速强劲，使得价格逐年回落。在19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中，美国价格指数略有反弹，但由于美国实际收入的增长、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金本位制（尤其是普法战争之后德国采用了金本位制），世界黄金供给难以满足各国基础货币需求的增长，致使美国价格水平和其他主要国家一样进入了下行通道（恩格尔曼、高尔曼，2008）。在漫长的价格下行时段中，资本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而言下降得更快，恩格尔曼和高尔曼（2008）认为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机器工业的发展；第二，炼钢业的革新；第三，关税结构的变化。这样的相对价格结构无疑有利于投资的增长，从1860年到1909年，美国的资本存量增长了8倍多，可想而知，这期间的总供给曲线是不断右移的。这样一来，在1869～1896年时段里，一方面是总产出总体呈增长趋势，另一方面价格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就形成了趋势线向右下方倾斜的长期总供给曲线。如此看来，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美国价格并不是总供给的决定因素，短期均衡价格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产能释放，长期中总产出取决于资本存量。正如多恩布什所说，“GDP的变动并不取决于价格水平，潜在GDP对价格而言是外生的”（多恩布什等，2000）。也就是说，在供给约束型经济的每一个短期中，潜在总供给都会释放为有效供给，与横轴垂直的总供给曲线基本固化了每一个短期的总产出，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变动只能决定价格水平。因此，各个短期均衡点连线形成的长期总供给曲线注定不是单调的，观察的时段越长，曲线形状就应该越不规则。但无论如何，观察各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史，我们还没有发现长期总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