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蜀汉：军事优先型经济体系下的货币政策

三国之中，蜀汉政权铸钱最早，据《三国志》卷三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记载：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31]

这一年是建安十九年（214），刘备率军攻打刘璋，并成功占领成都。由于面临“军用不足”的状况，刘备听从了刘巴的建议，铸造了直百五铢钱，伴随而来的还有两个货币政策，一是恢复已经上涨的物价，二是任命专门的官吏管理市场。

相比曹魏而言，蜀汉地区的社会经济没有遭遇大规模的破坏，这也成为刘备能够较早地关注货币问题的主要原因。入主成都之前，益州地区已经具备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史载“益州国富民彊，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32]。刘备进围成都之时，“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33]。益州地区自秦汉至三国，数百年间未经大的战乱，而且董卓钱的破坏性对其影响较小，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经济持续繁荣，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统治者铸造钱币当属常理之事。另外，依据我们之前的研究，刘焉父子曾铸造过一种“蜀五铢”钱，这也说明自汉末以来，钱币作为益州地区主要的流通手段，一直未被中断。因此，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使蜀汉领导人最早关注货币问题。

自五铢钱制度确立以来，整个两汉时期基本上没有发行其他种类的钱币。刘备一改两汉五铢钱制度，选择发行面值为直百的五铢钱，笔者认为这种新的货币政策应该与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的“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34]有极为密切之关系。下面将对这一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刘备作为蜀汉政权的实际领导人，24岁即从军，参加镇压黄巾军的战斗，之后十余年更是四处征战。正是这种与军事、战争形影不离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折而不挠”的性格，以及格外重视军事活动的思想。建安十三年（208），赤壁大战之后，刘备打出“汉室再兴”的大旗，继续加强军队建设，《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记载：

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35]

刘备“收江南”之后，立即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将零陵、桂阳、长沙三地的赋税收入调以军用，可见他对军事的重视程度，此时的经济是作为军事的附庸而存在的。

柿沼阳平认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统一天下之策，“他建议刘备要先取交通要冲荆州和经济资源丰富的要害之地益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在此基础上‘内修政理’，乘天下有变，自荆州、益州出兵打倒曹魏。这些政策不仅仅是出于重视军队建设的目的，而是主张应在‘内修政理’的基础上伺机出兵”，以上这些政治策略均在日后刘备、诸葛亮的实际行动中得到具体实践。[36]

从政治方面来看，蜀汉政权的政治体系依然属于军事优先型。建安十九年（214），在夺取益州政权之后，刘备便组建了一个以诸多武将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据《资治通鉴》卷六七“献帝建安十九年”条记载：

备领益州牧，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署左将军府事，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军议校尉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裨将军南阳黄忠为讨虏将军，从事中郎麋竺为安汉将军，简雍为昭得将军，北海孙乾为秉忠将军，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汝南许靖为左将军长史，庞羲为司马，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山阳伊籍为从事中郎将，零陵刘巴为西曹掾，广汉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37]

上揭史料可以看出，几乎每一位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都冠以“将军”称号。尽管自东汉末年以来，将军这一崇隆称号已经日趋泛滥，且逐渐与本来的军事职能脱离，甚至出现了既无领兵征伐之职权，亦不在朝与政之间的名誉将军。[38]但是这么多的将军号毕竟反映出刘备建立的统治政权实际上是以军事将领作为支撑的，“刘备保留东汉朝廷授予的左将军称号，部分辅政人员被辟为左将军府掾员，这也符合汉末以来霸府政治的特点”[39]。

关于蜀汉政权兵户的数量，范文澜曾指出：“汉国人口只有94万，士兵却多至102000人，官吏多至4万人。普通户大抵每8人就得有1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40]高凯进一步认为：蜀汉统治者制定的这种连年征战的政策，使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子丧失人口再生产的机会，导致国家人口与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最终加速蜀汉政权的灭亡。[41]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蜀汉政权始终坚持并执行军事最优先型经济、政治体系。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切经济活动成了军事战争的附庸，统治者所制定的一些经济政策，诸如盐铁官营、屯田等，同样是为了战争而准备。建安十九年（214），刚刚攻占成都，由于出现了军用不足，如何才能快速地补充军备成为刘备面临的首要问题，此时作为左将军西曹掾的刘巴便建议铸造大钱。刘巴本来就出生在南方，史书记载为“零陵烝阳人也”，而且刘备入主成都之前就曾在刘璋手下任职，“璋父焉昔为巴父祥所举孝廉，见巴惊喜，每大事辄以咨访”[42]，可见刘巴不仅了解益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知道民众手中拥有丰富物资，而且熟谙货币流通运行之规律，明白发行虚值货币会在短时间里带来大量财富。考古出土资料显示：直百五铢钱体型最大者重10克左右，最轻者约2.5克。这种实际重量仅为东汉五铢钱的四五倍，但要规定作价百枚使用的钱币属于虚值货币是无疑的，这就意味着统治者以数量极少的铜，换取了民众手中40多倍的物资，难怪铸造这种钱币数月之间就能达到“府库充实”的效果。[43]为了铸造更多的钱币，刘备甚至“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44]。

直百五铢钱发行之后，蜀汉政权仍然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史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45]。此后诸葛亮参与治蜀，蜀国的经济情况更是未见好转，反而呈现后退现象。[46]正是这种军事优先政策，使得蜀汉政权发行的钱币均为面值当百的大钱，而且自身重量也不断减轻，最晚的太平百钱甚至有不足1克的现象。当然，长期发行虚值货币，必定带来通货膨胀，加之统治者并未及时颁布新政策进行调整，反而愈加剧烈，最终导致蜀汉地区经济混乱，同时加速了政权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