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是不是没准对她干了……？”

我是不是没准对多莉干了那个五十岁的机修工弗兰克·拉萨尔（Frank La Salle）在一九四八年对十一岁的萨莉·霍纳所干的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萨莉·霍纳拍了张照，这时距她的人生彻底改道还有寥寥数年。9岁的萨莉站在她家屋后的院墙前，一株细弱、光秃的树消失在画面右上角之外。几缕碎发扫过她的脸，搭在外套的肩部。拍摄者是她的姐夫，她向前直视着他，神情中明显流露出对他的信任和喜爱。红褐色调和模糊的对焦增强了这张照片的鬼魅气质。

这不是我看到的首张萨莉·霍纳的照片，也远非最后一张，却是我最常想起的一张，因为这是萨莉唯一一次在照片里流露出小孩子那种彻底的天真无邪。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将要降临的是怎样的恐怖。证据在此，她本可以拥有另一种未来。但她没有机会过那种人生了。

1948年6月中旬，弗洛伦丝·“萨莉”·霍纳自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家中失踪，与她同行的是一名自称弗兰克·拉萨尔的男子。21个月后，即1950年3月，萨莉在一位热心邻居的帮助下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给家里打来电话，请求家人联络联邦调查局对她实施救援。媒体就此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拉萨尔仓促认罪，余生在监狱里度过。

然而短短两年后，萨莉便离开了人世。她是在1952年8月中旬去世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得知这一新闻时正值手头小说创作的关键时期——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这本书，其艰难成形的过程已持续十余年之久。该作品最终将为他的生活和职业道路带来超乎想象的改变。

萨莉·霍纳的故事支撑起了《洛丽塔》的后半段。纳博科夫最终没有把手稿投入火堆——有两次他差点儿就这么干了，幸亏他的夫人薇拉眼疾手快——而是决定完成它，需要时便从真实案件中借鉴各种细节。纳博科夫虚构出的多洛蕾丝·黑兹（Dolores Haze）有着与萨莉·霍纳相同的深色头发，同样由孀居的母亲带大，她们都被比自己年长许多的性掠夺者囚禁了近两年时间。

《洛丽塔》刚出版时饱受诟病，后来声名大噪，一直都颇具争议性，有关它的讨论从未间断。六十多年来，这本书在全世界卖出了六千万余册。反观萨莉·霍纳，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外，几乎没人记得她。甚至直到几年前她们才得知《洛丽塔》与当年的事件有关。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记者指出书中角色与现实人物存在联系，却遭到了纳博科夫的冷嘲热讽。后来，大概是在小说发表五十周年之际，有一名研究纳博科夫的杰出学者探究了《洛丽塔》和萨莉的关联。通过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纳博科夫是如何将真实的故事深深根植于他的虚构作品之中的。

但这两个人——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都没有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萨莉·霍纳短暂的一生。她的生活起初似乎就是典型美国平民的童年生活，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件后峰回路转，最终却仍以悲剧收场。她的人生振荡、回响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不可逆转地改变了20世纪文学的进程。

我靠讲述犯罪故事为生，所以会大量阅读发生在别人（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不那么好的人）身上的恶性事件并沉浸其中。是什么打破了那一线平衡，使人们由理智坠入疯狂、由循规蹈矩走向紊乱，或是由爱生恨？犯罪故事所追索的就是这些问题。当我阅读它们时，痴迷与冲动总是相伴而来，在我的体内燃烧。如果情绪上的冲击经久不散，我就知道这故事我非得讲出来不可。

经验告诉我，有些故事适合短小精悍，有些故事则会自己冲破在杂志上刊载受到的僵硬束缚。没有结构便不成文章，但假如没有投入某种情感或使命感，我便不能问心无愧地为读者重现当事人的生活。

几年前，我在物色新题材时偶然读到了萨莉·霍纳的遭遇。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在互联网的隐秘角落挖掘信息的习惯。我对20世纪中叶兴趣浓厚，因为那段时间有报纸、广播，甚至有早期电视的完备记载，却又恰好超出了我们记忆的范围；法庭笔录都还有留存，但要经过更为烦琐的程序才能查到；仍有记得当时事件的人在世，但已非常少。这些记忆马上要消失殆尽。当下与过去的模糊交界处，有许多故事在呼唤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还原与理解。

萨莉·霍纳吸引了我的注意，她的故事在时下显得尤为紧迫。这个年幼的女孩被一个临时起意的儿童猥亵犯掳走，从新泽西到加利福尼亚，遭受了长达21个月的伤害。与此同时，女孩在被迫离家的情况下找到了生存下来的办法，她的整套行动让好友和家人都大为震惊。是时候弄明白她是如何活下来的了。女童和成年女性被挟持、囚禁的事件仍有发生，大批受害者被剥夺了自己原本的生活，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个小女孩则在历经磨难后幸存了下来。可救援成功后不久，她又突然离世。她的故事被隐藏、吞没，在此基础上写成的小说却成了20世纪最经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萨莉·霍纳阴魂不散。很少有故事能让我如此坐立难安。

2014年秋季，加拿大线上文学杂志Hazlitt刊载了我的专题文章。2014年年初开始，我就在挖掘萨莉·霍纳生平的细节资料，以探寻其与《洛丽塔》的联系。我追查了庭审文件，采访了家属，参观了萨莉·霍纳曾居住过以及拉萨尔带她去过的部分地点，也写好了报道。但我非常清楚，萨莉·霍纳的事还没完。或者更准确地说，萨莉不会就这么放过我。

那次绑架完全定义了萨莉短暂的人生——这在当时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而且直到现在都让我很气愤。她永远失去了长大成人的机会。她没能工作、结婚、生育、变老、享受人生，她过人的才智也没能得到施展。对她最好的朋友来说，她的聪慧是显而易见的。七十年过去了，这位老友向我谈起萨莉时仿佛在谈论一位导师，而非自己的同侪。萨莉去世后，她的家人很少说起她的事情。他们对她既无赞叹，也无怜惜，更没有轻蔑。她只是一个空缺。

几十年来，萨莉留下的痕迹就只有《洛丽塔》中一句无关紧要的提及。它不过是亨伯特·亨伯特（Humbert Humbert）的巧言令色。虎视眈眈的叙述者用自己的话来控制叙事，同时当然也控制了多洛蕾丝·黑兹。洛丽塔不是“从身心健康的儿童中辨别出那个销魂夺魄的小精灵”，萨莉也不是。虚构也好，真实也罢，这两个女孩本身就是健全的儿童。亨伯特·亨伯特言之凿凿，但事实与他所说的相反。洛丽塔没有勾引任何人（她“对自己的巨大力量也并不知晓”），萨莉也没有。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忘记她们。这才是两个女孩所共有的奇异力量。

我第一次读《洛丽塔》是16岁，当时我还在上高中，对知识的渴求远超于当时情感的成熟度。读这本书算是某种自我挑战。就在几个月前，我轻轻松松读完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数月之后马上要解决掉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我自认为能承受多洛蕾丝·黑兹和亨伯特·亨伯特之间发生的事。我自认为可以欣赏作者的语言而不受到情节影响。我假装自己已经成为《洛丽塔》的适龄读者，但实际上还差得远。

那堪称经典的开场白：“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短短几句话，顺着我年轻的脊椎呼啸而过。这种感觉让我有些不舒服，但不舒服是应该的。很快我便臣服于亨伯特·亨伯特的话语。绫罗锦缎的矫饰，拙劣地掩盖着某种丑恶的喜好。

我接着往下读，心里希望多洛蕾丝能够获救。不过从前言——由虚构的小约翰·雷博士（John Ray, Jr. , PhD）执笔——其实就能看出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而在她终于逃脱亨伯特的魔爪，终于有机会拥有自己的生活后，她也并没能长时间享受自由。

虽然当时还不能很好地表述，但我意识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做到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洛丽塔》的叙述者是不可靠的，读者必须时刻加以怀疑——这对我来说还是头一遭。亨伯特·亨伯特想让我们知道特定的“真相”，但我们自己也能看穿某些伪装，两者之间互相对抗，张力逐渐积蓄，整本书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得以成立。迷惑人心的力量是强大的，亨伯特游刃有余的叙事、他对1947年前后美国的全景式刻画，以及对他口中的“洛丽塔”的描摹……热爱文字和文学的人有福了，同时也被欺骗了。事实是亨伯特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多次强奸了一名12岁的儿童，而他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要是放松警惕，你便很可能忘记这码事。

作家米基塔·布罗特曼（Mikita Brottman）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她曾于马里兰州的一所重刑监狱带领犯人读书，并在《重刑监狱读书会》（Maximum Security Book Club）中记录下自己在讨论《洛丽塔》时所感受到的认知失调。布罗特曼提前阅读这本小说，“一下子就爱上了书里的叙述者”。毫不夸张地说，亨伯特·亨伯特的“倜傥、幽默和修养让[她]原谅了他的一切过错”。她知道自己不应同情恋童者，却无法控制地为之神魂颠倒。

相比之下，读书会里的犯人们丝毫没有上当。讨论刚开始一小时，有人向布罗特曼大喊：“他就是个老变态！”另一位犯人补充道，“还不是扯淡，他那些花言巧语，我一下就看透了。都是伪装。我知道他脑袋里想的那点事儿。”还有一位犯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洛丽塔》“不是什么爱情故事。把那些优美词句都去掉，换成底层（原话如此）的语言来讲，就是成年男人在猥亵小女孩儿” 。

听了这些非常直接的评价，布罗特曼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当然，被语言控制、拜倒在美妙文字下的人不止她一个。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竟都浑然不知，《洛丽塔》中糅进了一个女孩真实的人生，她曾经历多洛蕾丝·黑兹在书中遭受的全部苦难。若你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对艺术的欣赏可能会让你上当受骗。

了解了萨莉·霍纳的故事后，《洛丽塔》的光芒并不会暗淡下来，纳博科夫的创作依然大胆、巧妙，但小说中捕捉到的恐怖感确实会增强。

写纳博科夫不是件容易的事，无论当时抑或现在都是如此。研读他的作品和资料，感觉就好像有无数道通电篱笆拦着我，不让我接近真相。线索如幽灵般出现又消失，信件与日记内容若有所指，但又缺乏确凿的依据。我探究纳博科夫主要是为了弄清：关于萨莉·霍纳，他到底知道多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一生都在否认、隐瞒自己小说的灵感来源，这种态度甚至在他死后仍在延续，我的追查工作可谓举步维艰。

纳博科夫平生最恨有人通过搜刮生活细节来分析他的作品。1948年至1959年，纳博科夫于康奈尔大学任教。其间他在一次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演讲中表示：“我很不喜欢去搅动伟大作家们的宝贵生活，我讨厌在别人家的围墙上偷窥，我讨厌粗俗的‘人性化报道’。裙边的窸窣、时间回廊里的嬉笑，这些我都不喜欢——我的个人生活不会让任何传记作家瞄见一眼。”

将虚构故事的表层内容还原到现实，纳博科夫对这种行为的不齿早在1944年就尽人皆知了。在当年出版的尼古拉·果戈理（Nikolai Gogol）的传记中——写得相当尖锐，风格独树一帜，选择资料很有目的性——纳博科夫怒斥：“我们常常为了某种病态的满足感而去追寻一部文艺作品背后的‘真实故事’（大多是假的，或根本无关紧要），这真是咄咄怪事。莫非大家的自我感觉会更良好，因为作家也和我们一样，没法用自己的才能凭空编出故事？”

这部传记其实并不完全在论述果戈理，它更像是一个了解纳博科夫本人思想的窗口。就他自己的作品来说，纳博科夫不希望评论家、研究者、学生，或普通读者在其中寻找某种直接的含义，或者探寻现实事件对作品的影响。原始材料都是他文学磨盘下的谷粒，能且仅能为他所用。1958年《洛丽塔》在美国出版，纳博科夫一时间名声大噪，他这种掌控全局的态度此时就派上了很大用场。有非常多的人想要采访他，而无论是写信、电视对谈，抑或是面对面交流，采访者都必须遵守他定下的规矩。他们提前交给他问题，然后收下他在家仔细写好的回答，再把问答缝补成仿佛是即兴的对话。

纳博科夫在有关自己个人生活的信息周围树起了许多路障，这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讲述权，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他有一些不希望公之于众的、或微小或庞大的家族秘密。想想倒也不奇怪，毕竟他亲历过俄国革命，辗转过许多国家，见证过纳粹上台，也体验过作品风靡全球的滋味。另外，1940年移民美国后，他抛下写了半辈子的俄语，改用英语创作。尽管文采和语感令英语国家的读者都叹为观止，他仍声称失去母语与截肢无异。

纳博科夫一生都在为不被好事者打扰而奋斗。在此期间，有一个人始终站在他身旁给予协助，那就是他的妻子薇拉。她接手了所有纳博科夫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是他的助理、信件主笔人、第一读者、司机、附属权代理人，另外还有许多较难定义的职责。她自愿将自己埋没在他的艺术当中；如果有谁非要到她那永不磨灭的忠心深处探秘，妄图在其中寻觅任何不满之情，她的反应要么是强烈地否认，要么就是装作没听见，又或者随便编造一些完全不属实的谎言。

但假若纳博科夫设下的路障真的有那么坚挺，这本书也不会存在。其他人最终还是触及了他的个人生活。安德鲁·菲尔德（Andre Field）为他作了三部传记，其主观色彩逐步递增——菲尔德与传主的关系本来十分融洽，但纳博科夫于1977年去世前，两人早已反目成仇。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著有上、下两部奠基性的传记，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被奉为圭臬，是所有纳博科夫研究者的必读书目。此外，史黛西·希芙（Stacy Schif）的薇拉·纳博科夫传于1999年出版，揭露了这对夫妻间的种种谜团，并从繁杂的资料中梳理出了薇拉内心世界的点滴。

自从国会图书馆在2009年撤销了对纳博科夫的文件五十年限期保护，向公众开放文献后，我们对他写作的动机又增添了几分了解。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馆藏中的资料要更全面——虽然仍处在限制期，但我有幸在此深入研读了纳博科夫的笔记、手稿，以及许多富有时代背景的资料，例如简报、信件、照片和日记。

奇怪的是，我在出版物和档案馆中流连忘返，却发现纳博科夫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其实这是此类作者身上常见的悖论，因为他们的作品充满着无数隐喻和影射，也已无数次被学者和读者们剖析、解读。博伊德甚至在完成纳博科夫传记的十五年后表明，自己还没有完全理解《洛丽塔》。

我在一遍又一遍的反复阅读中对这部小说有了更深的认识。有时我会把它当成圈钱的流行作品来对待，一口气囫囵翻完；有时则会细细咀嚼，交叉对比每个句子。没人能在初读时就明白所有典故，注意到所有反复出现的内容。再次拿起这本书，你会得到更多满足。纳博科夫自己就认为有些书必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重读，而除此之外的书根本不值得看。一旦领会了精髓，《洛丽塔》那看似自相矛盾的叙事和情节结构便会展露出背后自洽的逻辑。

某次重读时，我想起了纳博科夫早期小说《菲雅尔塔的春天》（Spring in Fialta）里主角说过的话：“我个人从来都不明白杜撰书籍、编造一些从未以任何形式发生过的事情有什么益处……如果我是作家，我会只允许我的心灵保有想象，让其余一切都依靠回忆——那属于个体真相的长长的黄昏之影。”

纳博科夫从未明说他自己也持有上述这种态度，但线索摆在作品里。《洛丽塔》就是最好的例子，全书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前青春期女生的行事方式，以及琐碎庸常的美国生活。在这些地方都能找到指向现实的蛛丝马迹，要一一细究却很不容易。我发现要调查的不只是书里出现的东西，没有出现的那些东西同样很重要。而我一方面要考察事实，另一方面也经常要依赖推理与合理的猜测。

有时，需要的信息会直接掉在你面前，但也有时候你想追踪的事只能摸到一个非常间接、模糊的脉络——纳博科夫对萨莉·霍纳到底知道多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就完完全全属于后面这种情况。除此之外，我还想知道他是如何将萨莉的故事纳入《洛丽塔》之中的。通过这一系列调查，我察觉到现实与虚构之间还有着更深的联结，也发现了纳博科夫酝酿了二十多年的主题。不过他对这一主题的思索是时断时续的，偶尔迸发出写作的冲动，直到《洛丽塔》才发展成熟。

有证据表明，《洛丽塔》的内容高度依附于现实罪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比纳博科夫承认的要更深远。

在调研和写作本书的四年中，我和不少人聊起过《洛丽塔》。有人说这是自己最爱的小说（或最爱之一），有人从来没读过却仍发表了意见；有人对它深恶痛绝，也有人根本就不屑于读它。没人持中立态度，对这本书来说倒不奇怪。而我提起有关萨莉·霍纳的那段时，没有一个人有印象。

我也不能说纳博科夫刻意把书写成这样，就为了让读者注意不到萨莉。故事毕竟进行得太快了——或许是对高速公路的致敬？亨伯特与多洛蕾丝在横跨全国的远征中驶过了数千英里，想必读者错过的内容不止一星半点。不过，《洛丽塔》的普通读者有数千万之多，另有无数人对这本小说有所耳闻，无论是作品本身也好，还是改编的两部电影也罢，抑或听说过它在过去六十年中的文化地位，我认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关注萨莉·霍纳，因为她的故事也是全世界许许多多女性的故事。很多时候，那似乎只是某种日常的不公：女人早早被剥夺了向上的权利，婚姻和母职如铁链般拴着她们。但也有更为可怕的时刻——残忍的虐待、攻击、绑架，甚至更糟的待遇。

但与此同时，萨莉·霍纳的劫难也有独特的美国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尚未散去，胜利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新兴的经济力量发展迅速、人数众多，却终究无法阻挡衰败的来临。萨莉的家在新泽西州卡姆登市。要了解她遭到绑架的过程，就必须了解这座城市的纹理。当时的卡姆登自诩为美国梦的至高代表，而如今我几次徘徊在这里的街道上，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凋敝。萨莉本可以出于自己的意愿环游美国，那才是真正实现了美国梦，而现实却与此相反：她受到胁迫、被强行掳走，美好的出游变成了噩梦。

萨莉的生命太过短暂，她的故事却为一本小说提供了灵感。出版六十余年后仍有人在讨论这部作品、为它争论不休。通过语言运用和形式上的创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把这个虚构世界的权力交到了恋童癖手中，这样的写作曾使数百万读者陶醉，同时也令他们感到恶心。我探究萨莉·霍纳的故事为的即是揭开虚构的面纱，将真相公之于众。亨伯特·亨伯特对多洛蕾丝·黑兹做的事，实际上就是弗兰克·拉萨尔1948年对萨莉·霍纳做的事。

在我的书中，萨莉·霍纳才是主角。像纳博科夫最爱的蝴蝶，她的形象从虚构与现实的双重牢笼中浮现，正要飞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