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兵三韩

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同，清政府当时出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平息东学农民起义而已，因而派出的总兵力只有2465人。清军到达朝鲜后，颇有一番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军容纪律异常整肃，一路上张贴告示，宣抚招安，赈济贫苦民众，很受朝鲜百姓的欢迎，“见大兵至，咸扶老携幼来观”。出于对宗主国军队的敬畏，加之农忙时节将至，东学起义军闻风而散，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6月12日，正当清军主力部队还在牙山湾忙于登陆时，东学起义军就已与朝鲜王朝政府达成妥协，主动撤出占领的全州等地，起义就此烟消云散。

眼见出兵任务轻松完成，清军似乎可以顺利班师回朝，但是不请自来的日军使得半岛局势趋于复杂，两千多名在朝的中国军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为防不测，提督叶志超一面将军队集中在牙山湾畔的小城牙山待命，一面紧急向国内报告局势动态，请求指示。

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中枢也没有定见。自朝鲜乞援开始，清政府的决策主要依赖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判断和策略。李鸿章筹办淮军和北洋海军日久，对当时的国防底细究竟如何心知肚明：北洋沿海地区堪当近代战争的陆军——淮军总兵力不过只有三四万人，其中还得除去大量用于炮台要塞驻守防御的兵力，实际真正能够抽调作战的机动兵力非常有限；（同时期日本的新式陆军总兵力在24万以上，甲午战争中直接投入中国战场的达15万以上。）而北洋海军的舰只在当时更是普遍舰龄已老，样式落后，炮位单薄，缺乏新式快船、快炮。深知此时日本的军力已非昔日可比，“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因而在对日策略上，李鸿章始终采取带有妥协性质的守势，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外交折冲。

回应突然而起的朝鲜变局，李鸿章首先采取了外交谈判的办法，鉴于东学党事变事实上已经平息，提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半岛撤军，结果招致日本“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的照会答复，即日本所谓的《对中国第一次绝交书》。继而，日本政府抛出中日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主张，对于这一矛头直刺中朝之间藩属关系的提议，中朝两国都予以断然反对。直接外交谈判不成，李鸿章转而选择国际调停，希望通过与列强驻华使节会商，借助列强的影响力，尤其是当时在远东拥有较大实力的英俄两国从中斡旋，劝说日本从朝鲜撤军。早已完成战争准备，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完全处于优势的日本自然对此了不在意，发出对中国的第二次绝交书，黑白颠倒，蛮横地称：“……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实深诧异……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8至此，李鸿章主张的和平解决策略完全落空。

早在日本发出第一次绝交书时，当时清政府内除洋务派之外的另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开始积极活动，主要由御史、言官构成的清流党乃至“帝党”人物纷纷上书请战。

清流言官几乎全是传统知识分子出身，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乃至近代军事一概懵懂，仅从传统的名教仁义道德层面出发，认为日本的行为无法容忍，保护属国是清政府天经地义的事情，主张针锋相对，立刻增兵朝鲜，对一心想保和局的李鸿章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指责。

在这一官面的主张下，潜藏着一层不易窥破的特殊目的。清王朝自光绪帝即位后，即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帝后党争”，镇守直隶的李鸿章被视作“后党”的重要实力派人物，长期为“帝党”人物所忌。此时日本在朝鲜生事，在一些“帝党”中人看来，正是让李鸿章将其麾下海陆军队送上前敌“整顿”的好时机。

随着与日本谈判的失利，加上日本持续不断对朝增兵，清政府内主战派的声势越来越大，占据上风，清廷中枢的对外策略发生转变。日本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后，7月16日，清廷严谕李鸿章立即进行军事准备：“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徇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9

此时到达朝鲜的日本军队兵力已近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每日由水陆运弹丸雷械甚多”，抢占了地利、先机。而中国在李鸿章主和与清流派主战的摇摆不定间，两千多清军不战不走，茫然无措，白白错失了宝贵的时机，整个朝鲜半岛局势处在战争的边缘。清政府一力主战的严令下达后，李鸿章才开始匆匆准备备战事宜，从北洋各处抽调精锐，增兵朝鲜。

李鸿章的战略部署主要分为两个方向。首先是北路，鉴于当时日本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鲜首都京城的事实，决定迅速进军大同江畔的朝鲜第二大城平壤，依托大同江天险，阻止日军北上，进而以此为后方，挥师南进驱逐日军。7月21日派遣原驻扎天津小站的总兵卫汝贵部淮系盛军步骑13营计6000人，以及驻扎旅顺口的总兵马玉昆部毅军6营2000人，先海运至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经朝鲜边境重镇义州开赴平壤。（原计划直接海运经大同江登陆平壤，但是因为日本海军在朝鲜沿海活动频繁，而且大同江口被布设了大量水雷而作罢。）此外，经电商盛京将军，派遣提督左宝贵部奉军（含靖边军）3500人、都统丰升阿部盛军由东北陆路进入朝鲜，赶赴平壤，总计北路兵力11500人。

南路方面，李鸿章原计划将深陷日军势力后方的牙山驻军海运北上，从大东沟登陆后会同北路各军一起进驻平壤，但是统帅叶志超担心当时日本海军已经麇集仁川一带，海运风险过大，建议仍然坚持驻扎在日军后方，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梗日兵南路”。李鸿章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增调了吴育仁部仁字营以及天津练军2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冒险直接海运牙山，以加强牙山守军实力。为增加安全性，李鸿章没有选择使用招商局的商船运输，而是通过津海关道、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盛宣怀重金租赁了2艘英国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的商船“高升”“飞鲸”，以及1艘德国商船“爱仁”，期望借助这些船只的欧洲身份，能让日本军队有所顾忌10。

◎英国《伦敦新闻画报》新闻画：在天津塘沽码头集结登船的援朝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