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之变

公元1894年，中国农历甲午年。

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农民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的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2，东学徒众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

5月3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兵指首都汉城（今首尔），形势咄咄逼人3。遭遇席卷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迭次派兵镇压，还出动经中国武装和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甚至请求清政府派出驻朝的北洋海军“操江”“平远”等军舰支援协同，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而归。为尽快收拾近乎溃烂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时任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居间建议下，朝鲜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向清廷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

朝鲜自古以来曾长期是向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国，过问这个传统属邦的内政，在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但是紧邻着朝鲜半岛的东瀛岛国日本也对这块三韩之地窥伺已久。自明治维新踏上近代化之路伊始，日本就将侵略扩张视作自身快速崛起的捷径，提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家战略，将朝鲜乃至中国作为其扩张的目标，急欲挑战原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格局。早在1874年，日本明治政府就悍然出兵中国台湾，挑起了台湾事件。1875年又在朝鲜沿海制造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政府签署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规》，借此挑战东亚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秩序。此后，日本视朝鲜半岛为向中国大陆扩张的天然跳板，不断尝试彻底控制朝鲜政府。1882年借朝鲜国内发生壬午兵变的机会，鼓动生事。1884年借着清政府与法国发生战争之机，更是直接在朝鲜挑起甲申政变，企图利用朝鲜政府亲日派，以及大院君李昰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朝鲜政府脱离清政府，成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清政府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加之朝鲜政府内亲华派的极力抵制，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当时的清政府上下尽管目睹日本接连挑起衅端，开始意识到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的考虑，以及对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而且直接主管北洋方向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也主张持重，因而在对日外交上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清政府还是一厢情愿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年，为了解决前一年朝鲜甲申政变的遗留问题，中日两国代表李鸿章、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于4月18日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又称《中日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的内容并不多，共只有约文三条，但其意义非同一般。其中第一、第二条都是由日本方面提出，内容是约定中日两国都不在朝鲜驻军、都不再派出教习训练朝鲜军队，表面看来是公允、对等的条文，实则是直接挑战了清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贬损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但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试图借此消弭中日间因朝鲜而再起争端的根源，清政府大幅让步，对日方提出的这两条都予以接受。

更为失计的是，除了日方提出的两条之外，《天津会议专条》中由中方代表李鸿章拟订提出的第三条为后来甲午日本挑起战争埋下了祸根。

《天津会议专条》第三条的约文内容是：“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4对于拟订、设计此条，并通过谈判使日本接受一事，李鸿章颇为得意，在向清廷汇报定约情况的奏折中曾有说明：“句酌字斟，点易数四，乃始定议。夫朝廷眷念东藩，虑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将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5

在当时的李鸿章看来，这一条文设计精妙，是针对日本的极大约束。按照此条，朝鲜未来发生意外事变，日本倘若要出兵，需要提前向中国通报，如此就防止了日本擅自出兵朝鲜，而且给了清政府处置应变的时间。而且李鸿章还认为，借着此条，未来如果有西方列强入侵朝鲜，日本还要承担有某种和中国联手保卫朝鲜的义务。而李鸿章没有考虑到的是，这一条内容实际上是给予了日本一个重要的把柄。即，清王朝认可朝鲜如果出现事变，日本具有可以出兵，甚至是单方面出兵朝鲜的权力。至于出兵前的“知照”，只是程序设定，并未说明可以否决其出兵行动的约束力。

自1885年中日天津定约后，随着清王朝北洋舰队的快速编练，中国海上力量一度超越日本，日本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似有收敛，在清政府看来，仿佛周边已是四海升平。到了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更是沉溺于和平的假象，直接停止了北洋海军的装备建设。而就在此时，日本的海军建设狂飙突进，反超中国。

早在1894年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农民起义时，清政府预感到朝鲜政府可能无法招架，会前来乞援。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就是否可以出兵朝鲜已经先期进行讨论。普遍的意见是，如果中国军队直接进入朝鲜半岛，大有可能会刺激到日本，难保不会引发什么不测事端。但是如果置藩属的乞求于不顾，似乎又不符合驾驭万邦的祖制，有伤天朝上国的体面，而且还会在国际上动摇朝鲜是中国传统藩属国的既有事实。

左右为难之际，当时在第一线主管朝鲜事务的官员，少年气盛的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积极主张出兵入朝。袁世凯声言，根据他自己与日本驻朝外交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信誓旦旦保证日本绝对不会就中国的出兵行动别生枝节。受袁世凯错误判断的左右，当6月3日朝鲜王朝的乞援照会正式递达到北京，清政府便做出决策，放心大胆地出兵朝鲜。负责北洋一带以及朝鲜对外交涉和海防事务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成为出兵计划的具体执行者。经奏准，就在朝鲜政府乞援的当天深夜，李鸿章即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调度北洋陆军精锐两千余人，准备赴朝。同时分别电令轮船招商局派出商船北上听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出军舰护航。

仅用两天时间，中国赴朝的先头部队就束装准备完毕。6月6日，从天津芦台等地调集的直隶练军以及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共计910人，由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乘坐火车到达天津大沽。下午6时全军连同所带的九十余匹军马、4门金陵机器局造2磅（60毫米口径）山炮以及弹药、帐篷等物资都登上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当日晚间7点在北洋海军“超勇”号巡洋舰的护航下，作为先头部队开赴朝鲜牙山湾内的白石浦里登陆6。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随即将出兵情况通报日本政府。

两天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赴朝军的主力1555人在山海关集结完毕，携带4门87毫米口径臼炮，分乘轮船招商局派出的“海晏”“海定”两艘商船先后开赴朝鲜7。与此同步，除在东学农民起义爆发时就派驻仁川观察局势的“平远”“操江”舰之外，北洋海军又派出“济远”“扬威”舰于6月5日赶赴朝鲜沿海，控制局势，保护通商口岸。一时间龙旗猎猎，水陆并进，这是中国自明末援朝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用兵朝鲜半岛。

然而清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自己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其实正一步步陷入日本政府布设下的圈套。对朝鲜半岛图谋已久的日本，从壬午、甲申两次事变被挫败后，就积极扩充军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掀波澜，实现控制朝鲜、进犯亚洲大陆的企图。

仇日的东学起义发生后，日本政府立即判断这是挑起事端的难得良机。为将清政府拖入朝鲜半岛，制造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日本驻朝外交官员曾多次会见袁世凯，进行诱惑欺骗，积极怂恿清政府向朝鲜出兵。随着朝鲜东学起义的不断扩大发展，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出兵朝鲜的决定，计划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向朝鲜派出军队，并据此制造机会干涉朝鲜内政，排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日本国内立即开始了海陆军的动员。

在得知朝鲜向中国乞援，并预判清政府会向朝派出军队后，日本更是在6月5日根据5月19日颁行的《战时大本营条例》，设立了以明治天皇为核心的战时大本营，东瀛三岛的战争机器已经完全运转起来。就在战时大本营设立的同一天，正在国内休假的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奉命立即从横须贺军港乘坐“八重山”号通报舰，随带1名外务参事官、21名警察以及从横须贺海兵团抽调的60名官兵，赶往朝鲜。6月9日，即清军聂士成部登陆朝鲜牙山的两天后，“八重山”舰到达仁川。10日下午6时，不顾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大鸟圭介率日本军警悍然进入朝鲜京城。紧随其后，由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混成旅团（以驻广岛的日本陆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为主编成）也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半岛。其先头部队乘坐“和歌浦丸”在巡洋舰“高雄”护卫下，于6月12日到达朝鲜仁川，后续部队则在6月15、27日分两批全部到达，兵力上完全超过了驻朝的中国军队，而且控制了朝鲜京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朝鲜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

对于此举，日本政府对外宣称《天津条约》的第三条是为其国际法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