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主义的得失

长期以来，史学和科学的关系也是一个经常谈论的话题。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欧美学界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围绕科学主义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辩论，将这种讨论推到了顶点。大致在20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学界对这类问题已然失去兴趣，仍把史学视为科学的观点也相当少见。74在国内史学界，至今流行史学属于科学的看法，科学性往往被作为一种标准，用来评判史学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论著的价值。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倾向，使得一个原本简单的问题再度变得复杂起来。

严格来说，史学和科学的关系是一个产生于欧美学术语境中的问题。在18、19世纪以前的欧洲，史学与神学、文学、哲学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也不甚明确。科学主义史学理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史家群体对自己的专业进行重新定位的意图，而这一点与史学的专业化也正相合拍。

科学主义史学理念在欧美的出现，也需置于所谓“现代性”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启蒙时代以后的欧洲思想界，对于理性和进步普遍抱有强烈的信念，人对于自己认识世界的能力深信不疑，相信人的认识和外在世界可以达到同一，语言、概念和思想都是外在世界的反映，事实和真理则构成知识合法性的基础。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知识论语境中，史学旨在揭示过去的真相，因而历史知识应当而且能够具备客观性。与此同时，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用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的话说，人们深为科学自豪，“而且打算把所有其他形式的智力活动，都置于科学之下”。75治史者看到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不免雄心勃发，觉得自己也有“复原过去”的本领，就像科学家发现自然规律一样，揭示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为世界历史描绘出精确而合理的图景。他们坚信，只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掌握充分的资料，史家就可以客观地再现历史，从而使史学成为现代知识生产的生力军，并昂首步入科学的殿堂。

把史学归入科学的观点，其源头至少能追溯到17、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早先，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等人认为，历史知识模糊而不确定，难以进入科学知识的体系之中。76在牛顿以后，自然科学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不少人开始用科学的眼光来打量包括史学在内的其他知识门类，相信人类历史过程同样受到因果律、必然性等自然法则的支配，而史学的任务应是向自然科学看齐，放弃对个别现象的专注，转而探寻历史的规律。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承认，因为等级、政党、宗教和民族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事实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同时又表示，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像一个“拿着软弱但真实的画笔描绘它那本来面目”的画家。这就是说，历史学家有能力排除干扰而揭示事实的真相。7718世纪前期的意大利学者维柯，把自己论述“各民族”经历和制度的著作称作“新科学”。他相信，真实可信的历史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他进而宣称，自己的“新科学”所提供的关于“民族世界”的知识，可以“比几何学更为真实”。78这个时期欧洲学者对于“科学”的理解，与19、20世纪的“科学”概念固然不尽一致，但他们对于史家发现真相的能力，怀有同样强烈的信心，正是在这一点上与后来的科学主义史学气息相通。

科学主义史学盛行于19世纪中后期。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为用科学方法治史做了理论的铺垫。孔德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成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力主把关于社会的研究变成一门实证性的科学，用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全过程。79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史家维克多·杜律伊（Victor Duruy）指出：“叙事的历史是一种艺术。而按照法则说明现象并把它们分类、根据原因说明事实并把它们分类的历史则是一门科学。”他个人的理想就是要建立这种具有“科学的水平”的史学。80德国史家尼布尔和兰克等人，力图从观念和方法各个方面来建立科学主义史学的模式。尼布尔倡导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批判古籍，重视原始的史料证据。兰克沿着这一方向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提出“如实直书”的原则，相信只要掌握了充分而可靠的原始档案，并对它们加以批判性的精审解读，在叙述时则保持客观如实的态度，就可以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81史学史名家伊格尔斯指出，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的”史学有三个基本前提：其一，相信史学所描绘的是“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其二，史家的任务在于解释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行为者的意图，从而“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其三，以单维的、历时的观念看待事件，认为事件是在一个完整的序列中前后相续发生的。82兰克本人确实说过，“历史的方法”就是“对特殊性的感知”，但历史并不是特殊事件的堆积，史学“本身需要、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将对特殊事件的研究和观察升华成对事件的普遍性观念，升华成一门客观实存的、相关的知识”。换言之，史学可以成为某种类似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83不过，兰克自己的著述却未必符合他的科学主义理念，因为其中包含着属于他个人和他那个时代的偏见与价值观念。84而且，他并不认为科学和宗教之间有什么绝对的界线，而相信“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85这一点使得兰克史学露出了“阿基里斯之踵”，以致他本人在德国史学界也被看成唯心论的代表。兰克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方式，受到后起的卡尔·兰普勒西特的责难，被称作“前科学的”和“非理性的”历史。兰普勒西特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用经验的方法重点探讨那些共同的、典型性的现象，改变史学仅限于描绘个别现象的局面。86显然，他也是用科学这面“透镜”来看待史学的。

兰普勒西特的观点，带有19世纪欧洲历史哲学的鲜明印记。德意志哲学家黑格尔构筑了一个由“世界精神”主导的世界历史演进图式：世界历史过程和太阳的行程一样，始于东方的亚洲，希腊罗马是它的青壮年时代，到“日尔曼世界”兴起，它就进入了具有“完满的成熟和力量”的“老年时代”。于是，西方的欧洲就成了“历史的终点”。87马克思则建立了一种更系统的历史规律体系，力图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解开人类历史发展的奥秘。海登·怀特在论及19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识”时说：“19世纪人们力图将历史研究转化为一种科学，而马克思本人代表了这样一种最为连贯一致的努力。而且，他还对历史意识与实际存在的历史形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为此也做出了最为连贯一致的努力。”88此外，另有哲学家就“通史”和“世界史”展开讨论，由此提出多种关于历史规律的理论。从观念上看，这样做似乎不断拉近了史学和科学的距离，因为历史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史学应关注普遍规律而不是个别现象。

及至20世纪初，科学主义史学在英美两国都不乏信奉者。英国学者约翰·伯里（John B. Bury）在190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89这句口号式的名言，宣示了对史学方法的科学性和历史知识的确定性的强烈信念。同一时期，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赫伯特·亚当斯（Herbert Adams）和约翰·麦克马斯特（John McMaster）等人，致力于在美国建立科学的史学。他们极力拆散史学和文学之间的“古老的联盟”，不再将优美可诵奉为历史著述的至高准则，而把考辨史实、讲究证据、再现真相作为治史的关键。不过，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其科学主义史学理念很快也遇到严峻的挑战。

概而言之，科学主义史学有几个基本的观念预设：第一，科学是由正确而可靠的知识所构成的体系，史学则以求真为鹄的，因而与科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第二，人类历史和自然过程一样，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史学要像科学发现自然规律一样，去探索和揭示历史规律；90第三，历史的真相存在于原始资料之中，史家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利用档案文献，以还原历史真相，获得正确而可靠的历史知识。91在19世纪那种“知识绝对主义”的时代，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史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而不足为异的。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主义史学的理念和实践，有利于提升史学的地位，因为史学原来不过是一种为统治者、教会和特定人群进行辩护的工具，或者是一种为中上层社会提供娱乐性读物的文人技艺，而此时则一跃而变身为一门揭示历史规律、有益于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摆脱了长期与传说和文学纠缠不清的状况，成为一个具有尊严的独立的知识门类。92

但是，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科学主义史学从一开始所遇到的主要是批评者，而不是辩护人。93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提出与科学主义史学针锋相对的见解。叔本华和尼采都直接否认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断言史学没有资格进入科学的王国。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反对实证主义史学，认为历史的本来面貌是不可能还原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存在主观性，因而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属于“精神科学”。同样出自德国的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同样也强调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称自然科学为“规律科学”，史学则是“事件科学”；“在自然科学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94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称“历史即哲学”，其理由是历史学家必须做出判断，必须用理论之光来照射历史，否则就看不出历史的意义。不过，他同时也反对“诗歌性历史”和“修辞性历史”。95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直截了当地批评伯里的观点，认为史学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而是“文化或人文的科学”。他进而指出，“历史中的科学规律并不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么重要，或那么容易被发现”。96

欧美史学界否认史学属于科学的观点同样俯拾即是。英国史家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M. Trevelyan，或译“屈维廉”）说：“历史的价值不是科学的。它的真正的价值是教育方面的。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教育人们的心智。”而且，史学和科学的任务也大不相同，“历史家的事是对原因和结果加以概括和猜测，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要谦虚，不应把这种事称为‘科学’；他也不应该把这种事视为他的第一职责，他的第一职责乃是讲故事”。97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和查尔斯·比尔德等人，更是不遗余力地抨击科学主义史学，强调历史知识的相对性，一心要打碎历史学家想要挤进科学家行列的“那个高贵的梦想”。98在贝克尔看来，虽然过去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但大部分并不为后人所知晓，即使知晓的部分也很不确定，既无法直接观察或检验，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历史作为“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必定是一种人的“想象力的创造物”，其中难免真假混杂；因此，科学主义史家相信自己可以呈现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事实，并让事实自己说话，这不过是一种奇怪的幻想。99比尔德表示，兰克的客观主义和科学主义史学理念，已然“被放进了古物博物馆”；如果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观念来看待历史，并用因果律、决定论和有机体类比来解释历史，实在是荒谬、幼稚而有害的做法。他还调侃道，假若真能造就一种“科学的历史学”，那么人类的未来就变得可以预测，人们除了等待命运的降临，也就无事可做了。诚然，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对于历史研究均不无意义，但如果相信用科学方法即可获得整体的科学历史，那就大谬不然了。100

在思想取向上，科学主义史学的反对者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叔本华和尼采等哲学家否认史学属于科学，其主旨在于说明，历史本身只是一场无序的噩梦，并没有因果关联，也没有规律可循，因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真实可靠的知识。这显然是从消极的方面看待史学的特性，以史学不具有科学性来贬低其价值。专业史家不同意把史学等同于科学，意在凸显史学的独特性，强调它是用特殊的方法来处理特殊的研究对象，历史知识的性质和价值也不同于科学。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集中表达过这种看法：“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之间有一个重大而明显的差别，即历史学家所力求理解的人类行为有着更大的复杂性。历史的复杂性的主要根源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人类对自然的反应以及他们相互间的互动，都主要是以象征物（symbols）为中介而进行的。”101

及至20世纪中期，科学主义史学在欧美学界已然日薄西山。据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反对史学是科学的观点占据了上风。102当时正在兴起的史学社会科学化运动，力图将史学变成一种社会科学，但这种“科学”与科学主义史学理念中的科学是迥然不同的。在20世纪前期，卡尔·波普尔和卡尔·亨佩尔提出了“规律性解释”的理论，有意建立用普遍规律解释历史原因的模式，从而使史学接近自然科学那种“科学”的层次。他们的理论一度成为哲学圈里的热门话题，但在职业史家中间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共鸣。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史学是不是科学”更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21世纪初年，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十分肯定地说：“西方学界很少有人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我所认识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这样认为。……没有任何人还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103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史学和科学的关系的讨论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界定科学。针对伯里提出的“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观点，英国学者科林伍德指出，称史学为科学，取决于对“科学”的含义做何种理解；在欧洲的语言传统中，“科学”这个词指的是“任何有组织的知识总体”，若从这个意义上说，伯里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历史知识在组织的形式和获取的途径方面，均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它是一种“特殊的科学”。104科林伍德对“科学”的界定似乎过于宽泛，如果按这种定义来讨论史学是否属于科学，就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多数学科都是“有组织的知识总体”，何必单独提出史学来讨论。再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并不是要为史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寻找一个位置；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指向，在于赋予史学以自然科学所具有那种的真理性、确定性和权威性。这才是关于史学是否为科学之争的要害所在。

事实上，在不同的语言中，对“科学”含义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德文中的“科学”（wissenschaft）一词，其含义较英文的“science”更为宽泛，泛指“可靠的知识”乃至“一切形式的学问”，因之史学和语文学（philology）都可以归入“科学”的范畴。105英文的“科学”通常是指自然科学，而英美学者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史学，也正是以自然科学为标杆。中文的“科学”一词的含义，最初可能是指“一科一学”；106但到后来，“科学”的词义屡经重塑，不仅作为英文“science”的对译，而且变成了“正确观点”或“有用之学”的代名词。当今国内学术界常说的“历史科学”，意指一种探讨人类社会演变规律、为当前社会发展提供借鉴的正确而有用的知识体系。这一定义所参照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19世纪欧洲的科学主义史学理念，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国内史学界众口一词地把“科学”的桂冠授予史学，其依据也可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7其实，在19世纪中期的知识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与今天的“历史科学”并不完全一样，其外延要宽泛得多，内涵也更加丰富，所指为与自然科学对应的研究人类社会的所有学科。另一方面，今天常用的“科学”一词，早已沾染浓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凡是“科学的”，就意味着政治上合法和思想上正确；只有“科学的”，才是值得提倡的。于是，一个学科必抢占“科学”这个“制高点”，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习惯于把一切研究活动都称作“科研”，正是这种思想逻辑的产物。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如果怀疑乃至否认史学的科学性，就不仅涉及“政治正确”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在史学界引起公愤。

但是，如果将“科学”泛化为一种标准，用以判断一个学科、一种知识、一种思想的价值和地位，就会使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19世纪以来，欧美学术界把史学视为科学（实证科学、精神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暗含着一种价值上的预设：唯有科学方能提供正确而有用的知识。然则人类的知识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神话、宗教、艺术、历史等各种形态的知识和思想，都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若仅以科学与否来判断一种知识的正确性，那么人类在以往漫长岁月的智性生活，有很大一部分就会遭到否定。对科学的神化和滥用，或许是“现代性”制造的一个极大的迷误，不啻为极端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标志。更何况科学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科学如果不受人文的制约，就可能如儿童玩火，其危险不可小觑。

不过，完全否认史学和科学的联系，也可能是偏颇之见。两者固然有很大差别，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有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写道：

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凭证，来自它的目标中的三个：第一，它旨在记录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第二，它旨在建构一套关于过去的知识；第三，它旨在通过一种规范的方法论（disciplined methodology）来研究过去，用的是本领域其他人也能使用的技巧和资料。108

的确，注重事实的可靠性，讲究方法的合理性，承认结论的可检验性，这都是史学和科学共有的特点。史家在考订史料、甄别事实和进行论证时，必须具备科学的求是精神，讲求逻辑的严谨，反对妄断和作伪。

最后，还可提及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虽然当今欧美学界普遍否认史学属于科学，但也有学者（包括科学家）不时论及史学和科学在方法上的相似性。美国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研究中发现，对探究自然的许多领域（如人类社会、生物学和地质学等）来说，历史的方法和预设乃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大爆炸和宇宙膨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宇宙学研究也离不开史学的工具，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资料都是从过去遗留下来的，最终的解释方法都要诉诸叙事性解释。109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发现，史学和科学在方法上出现了某种趋同的迹象，即两者在某些场合都需借助“逻辑加想象”的方法，因为科学的许多课题无法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许多结论也难以重复验证，可见科学家在方法论方面与史学不无相通之处。加迪斯还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说，尽管史学在方法论上大体待在原地未动，而自然科学的航船却缓缓驶离牛顿体系的洋面，逐渐接近史学的海域。110总之，史学和科学的关系远非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