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史的合与分
在关于“史学是什么”的讨论中，经常能听到“史学属于文学”（history as literature）的说法；对史学特性的界定，也往往参照文学而进行。这表明史学和文学确有不解之缘。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史学在兴起和演化的路上，一直都有文学相陪伴。
在幼年时期，史学与文学是同体共生的。古希腊神话中的历史女神克列奥（Clio，或译“克丽欧”、“克里奥”），是九大文艺女神之首；《论语》中有“文胜质则史”的说法，把史笔当成了华美词章的代名词。55中外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和民歌当中，都保留了先民最初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认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具有史书的价值；梁启超则说《诗经》的许多篇章乃是“中国最初之史”。56而且，早期的历史作品大多带有“文史不分”的特点，史书往往被视作文章的一种。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既是史学大家，在文学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古罗马的李维认为，“历史是一种讲究词藻的说明性文章，是雄辩术”。57南朝人刘勰作《文心雕龙》，专设《史传》一篇，论述历代史书体裁的变迁，阐述著史的规程。58直到清代，章学诚仍将文史合在一起讨论，表明两者尚有许多交叉共通之处。
“文史不分”的特点长期伴随史学的成长，即使到了20世纪前期，文史的联盟仍未解体。“文史不分”最初并不是史家的自觉选择，而是史学在发轫期自然形成的特征；然则到了18、19世纪，欧美出现了一些有意追求文学性的史家。正当德意志学者注重批判地处理史料、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之际，英语国家一批“文学派”史家也风头正健。59英国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托马斯·麦考莱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美国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和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等人，可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史家大多是学识淹贯的文人，文史兼通，涉猎广博，其论著在文、史两个领域都能得到承认。民国时期，许多大学教授先后或同时在历史、中文两系授课。不过，他们与英美“文学派”史家并非同路人；对他们来说，“文史不分”毋宁是其才华和兴趣的展示，而不是史学著述的特征。
英美的“文学派”史学曾经拥有过炫目的光环，在18、19世纪的知识界占据显赫的位置。吉本在自传中写道：“历史书是读者最广泛的一种著作，因为它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强的人，也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弱的。”他还有意与当时的时髦小说争夺读者，曾不无得意地夸示：“我的书出现在每一张桌子上，而且几乎还出现在每一具梳妆台上。”60今天的治史者读到这样的词句，或许会在惊羡之余产生一种隔世之感。不久以前有一个时期，许多历史著作不是杂乱地堆在书店的某个角落，就是静静地立在图书馆尘封的书架上，其读者大抵不出同行的范围。诚然，以往历史书籍能使人争相阅读，固然离不开它的文学性，也与其他条件有关。在吉本生活的时代，有能力和财力来买书、读书的人并不多，而可读的书也为数有限，加以其他娱乐方式也不多见，于是历史读物就成了高雅趣味的闪亮点缀。可是，当今各种出版物铺天盖地，历史著作仅占很小的分量；同时，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娱乐节目又占去人们的闲暇。因此，史学著作不再具有昔日的魅力，也就不仅仅是其文学性减弱的缘故。
当初那些以文学手法撰写历史的人，大多是业余历史作者，而不是当今意义上的专业史家。他们在史实考订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也不是完全不讲究分析和比较，而只是特别注重讲故事的技巧，描写和叙述大大胜于考订和阐释。他们对于历史运动中各种因素的作用，也并非全然没有留意，只是这方面的见解往往淹没于生动的叙事和华美的文辞之中。他们对事件原委的叙述，可谓引人入胜；对各色人物的描写，有时能达到栩栩如生的程度；对历史场景的渲染，也能给人如临其境的感觉。卡莱尔能有“最伟大的英国历史肖像画作者”的美誉，61绝非浪得虚名，而表明“文学派”史学确有其吸引力。
当今欧美史学界，“文学派”史学依然余绪不绝。活跃于20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史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也称得上“文学派”史学的高手。他早年的煌煌三卷本《美国人》，以富于文采和可读性而著称；后来相继推出大部头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进一步展示了他那种精妙的文学笔法。当然，像布尔斯廷这样的新一代“文学派”史家，在史实的准确和表述的严谨方面，已然大大超过其先辈。他们所钟情的理想，用美国总统、业余史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话说，就是要同时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文学的技巧，用优美的文辞来呈现精深的研究。62不过，布尔斯廷在细节上难免也有纰漏，这或许是宏观综合性著述的常见病，而未必与“文学派”写法有必然的联系。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中，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也以史笔优美见长。他不仅有意展示史家擅长讲故事的优势，而且把新的社会史理念糅合进历史叙事，大大提升了“文学派”史学的境界。
随着科学主义史学的盛行，特别是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过程中，“文史不分”的史学和“文学派”的写史方式，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甚至被贬至仅适合公众阅读的业余水准。一般来说，“文学派”史学最受诟病的地方在于，它只说“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其实，这种批评未必公允确当。“文学派”史家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思想见解。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司马迁，也无论是吉本还是班克罗夫特，都对“什么是历史”有深入的思考，也十分重视探讨事件的远源近因。只不过，他们一心关注重大的政治、外交和军事事件，着力渲染精英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揭示事件的原因时，也往往受到当时的道德、宗教和政治信仰的支配。20世纪初期开始兴起的“新史学”，则试图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力拓展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注重对历史运动深层动因的探讨，因而必定要跳出“文学派”史学的樊篱。
“文学派”史学饱受责难的第二个弱点，在于缺乏严谨的治史规范，主观投入过多，对史料不加严密考订，细节讹误比比多有，大大减损其知识的准确性和可信度。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是19世纪美国最有名的历史著作，也曾得到欧洲同行的称赞，但其中暴露出不少“文学派”史学的“痼疾”。当写到列克星敦之战时，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民兵同英军的对峙和交火，并言辞尖锐地断言，随着英军指挥官一声令下，英军士兵率先向殖民地民兵开枪。63但多种史料表明，当时的情况一片混乱，战斗究竟是如何打响的，事后英美双方各执一词。班克罗夫特出于爱国热忱，毫不犹豫地采信美方的说法，将开火的责任推到英军身上，以显示美方被迫还击的正当性。诚然，并非所有“文学派”史家都如此轻忽史料的考订，但类似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他们的著作中。
“文学派”史家过于讲究文采，经常发生以辞害意之弊。自古就有史家意识到，著史以信为先，而信必有征，这与文学的渲染、夸张和虚构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要追求史学著述的文学性，就必须借助文学的表现手法，于是难免导致文辞逸出史学的规范，所做判断也可能缺乏根据。还是以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为例。他在叙及列克星敦之战以后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情绪时，用浪漫而夸张的笔调写道：
各殖民地带着同样的冲动，飞快地拿起了武器；他们同仇敌忾，相互发誓要“准备应对这一极端的事件”；整个大陆万众一心，高呼“不自由，毋宁死”。64
这种词句读起来畅快淋漓，但与基本事实大有出入。在独立战争爆发之初，北美殖民地居民对英国的态度存在很大的分歧，力主反英的激进派并不占多数，而坚持效忠英国的人也为数甚众，另外还有不少人采取中立的立场。班克罗夫特称“整个大陆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显然近乎“小说家言”。再则，“不自由，毋宁死”只是帕特里克·亨利的豪言壮语，并不是全体北美居民的呼声，而且他说此话的时间也远在列克星敦之战爆发以前。无怪乎后来的美国早期史名家查尔斯·安德鲁斯，对班克罗夫特的治史方式十分不满，曾颇为情绪化地评论说，班克罗夫特的著作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历史真实的犯罪”。65
在欧洲，自18世纪以来，历代史家经过长期摸索，在考订史料的方法、运用材料的方式和表述的形式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客观如实”地叙述，成为众多史家的工作守则。到20世纪初，“新史学”开始在欧美史学界登台亮相，并得到当时中国一些史家的喝彩。历史学者吸收新兴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开拓新的领域，探讨新的问题。这时，“文史不分”就成了妨害史学发展的障碍，自然要加以清除。到后来，史学的文学性更为明显地式微，准确、严谨乃至量化成为著史的要求。于是，“文学派”史学的时代似乎已告终结。
孰料到了20世纪末期，“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猛烈炮火，试图将史学再度打回文学的营垒。美国史学史专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总结20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趋向时指出：“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66不过，这种关于史学更接近文学的说法，与原来的“文学派”史学也是大异其趣的。“文学派”史家主张史学和文学结盟，所侧重的是叙事性、故事性和可读性；而后现代主义者把史学说成是文学的意图，在于否认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消解“事实”和“虚构”的差别，把史学和小说都视作“想象”和“创作”。67按照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法，治史需对材料加以取舍，对史事进行编排，这与小说家采用的“情节化”手法并无二致，也不过是在人为地搭建“叙事结构”。因此，历史书写的过程和结果都近于文学，而写出的历史不过是“语言制品”，并不是史家以往所自诩的“历史的真相”。68
在欧美史学界，也确实有人尝试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复兴“文学派”史学。先后在剑桥、牛津和哈佛等多所大学任教的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在1991年推出《已死的确定性》（Dead Certainties）一书，一度颇为畅销。他自承书中收录的文章乃是“想象而非学术的产物”，其中某些段落属于“纯粹的创作”。他还倡导向19世纪欧洲“文学派”史学大家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或译“米细勒”、“米什莱”）和麦考莱学习，大力复兴史学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他以“生花妙笔”对多种资料加以糅合和改写，辅以引申、推测和想象，把某些历史场景渲染得如亲历者叙述一般。沙玛这种极意抛弃史学基本规范、打破史学和文学界限的“创举”，受到许多专业史家的严厉批评。69如果说古代史家的“文史不分”主要是史学不成熟的表现，那么像沙玛这种刻意抹去史学和文学差别的做法，则是一种出于后现代主义意识的自觉尝试。70
然则史学和文学毕竟判然有别。美国学者伯纳德·贝林谈到，历史学家在写作时心里必须想着，那些发生于过去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它们的存在并不以人们是否知晓为转移，只要有可用的资料，史家的工作就是要描述和分析过去世界的某些部分；如果心里不装着这些东西，无论他如何具有哲学头脑，他是一句话也写不出来的。历史写作中也有所谓“创造性的时刻”，但这种创造性不能滑进未知的领域。这就是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所在。71史景迁在谈到“文史不分家”的提法时说，这个“文”指的是“文学”（literature）还是“小说”（fiction），其间的差别不可谓不大：如果将“文”理解为文学，它指的是一种品质，一种判断，或者是某种对待文字的方式；如果将“文”等同于小说，则涉及方法，若采用这种方法，就要撇清与真实的关系。72可是，后现代主义者谈论史学的文学特性，正是以小说为参照来立论的。他们注重史学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特征，而不太关心形式和内容、语言和事实之间的关联，并力图瓦解史家长期以来在史料和证据方面所持有的观念。因此，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史学等于文学的说法，很难为专业史家所接受。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史学和文学早已成为两个分立的学科，“文史两分”乃是不争的事实。两者拥有不同的专业规范和写作方式，研究题材很不一样，治学的路径和要求也有显著的不同。文学创作虽然需要从实际生活中获取素材，提炼主题，但主要以虚构为出发点，强调个性，注重抒发作者个人独特的情感，通常采用想象、比喻、渲染、夸张等多种手法，文辞追求优美可诵，效果则讲究出人意表而入情合理，也即杜甫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实际存在的人和事，务必最大限度地接近过往实际，史家所做陈述、解释和引申，都必须依据存在于史料中的事实，经得起资料和方法的验证。在史学著述中，史家个人通常是隐而不现的，个人的主观情感受到抑制，文字须以准确清楚为先，论说则要做到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对于现代史家来说，自觉保持“文史两分”的意识，杜绝小说笔法，乃是治史的基本要求。
不过，“文史两分”并不是意味着两个学科“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史学和文学仍有很多交叉合作的空间。文学史无疑是文史结合的一个领域。也有史家尝试运用文学材料治史，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就是一例。近期“新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方兴未艾，文学理论和文学资料（小说、诗歌、戏剧和民间歌谣）都在史学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在国内文学研究，特别是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历史化的趋向颇为显著，不少学者的著作在文史两界都很受推重。
就史家的修养而言，“文史不分”反而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良好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文字技巧，大有助益于提升史学著述的质量。史学在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中，固然增添了学术的生机，却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学著述的文学性式微便是其一。欧美史学界有人提倡“分析性叙事”或“叙事的复兴”，力图在新的基点上提升史学著述的文学品质。不过，史学著述的文辞优美可诵，只有在史实可靠、表述准确和规范严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不然文辞愈佳，可能去过往实际愈远。
最后，历史著作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并不仅仅是一个文辞问题，还涉及体裁以及对事实的选择和安排等因素。不同形式的史学著述，对文字的要求并不一样：通史性、综合性和通俗性的史学读物，须在遵循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讲究故事性和可读性；而专题论著则以材料和论证为重，需大量引证和分析，其内容往往缺乏故事性，也不可过于讲究词章。有人抱着某种误解，觉得生动可读的通俗史学才是历史写作的正途，把可读性作为判定史学著述高下的准绳，甚至抱怨陈寅恪的“文本太晦涩难读”，“曲高和寡”，似乎其阅读价值还不及某些业余历史写手的作品。73殊不知，陈寅恪的写作本来就不是面向大众的。如果没有“曲高和寡”的专深研究，通俗史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一般人看来，《万历十五年》是当代历史写作的范本，而黄仁宇则成了亲近大众的史学标兵。其实，黄仁宇一生著述甚丰，而以可读性见长者，也不过一两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