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绿色治理的国际经验

（一）法治基础

绿色治理首先是依靠法律的治理。西方国家在生态治理上取得显著成就，原因就是其自身完备的法治体系。生态治理的对象是综合性的生态环境系统，是由诸多生态要素及其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而生态问题的发生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社会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除去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的产生就是由人类社会发展所导致。因此，生态领域的善治实现一方面要求要遵循和契合生态系统客观规律进行所有生态要素的综合性治理；另一方面生态治理作为当代公共治理核心议题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这是为西方国家进行生态治理重要经验之一，综合协同的生态法治架构使得美日等国在20世纪末实现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善。

西方国家的生态法治缘起与环境污染的治理，早期的生态法治关注点集中于具体的生态要素的保护和污染治理，如美国早期的生态立法《1872年黄石公园法》（Yellow stone Park Act）、《1891年森林保护法》（the Forest Reserve Act）、《1899年河流和港口法》（Rivers and Harbors Act）、《1910年联邦杀虫剂法》（Federal Insecticide Act）、《1948年清洁水法》（the Clean Water Act）、《1963年清洁空气法》（the Clean Air Act）、《1965年固体废物处置法》（the Solid Waste Disposal Act）等。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以及环境意识的提升，大陆法系生态法治核心标志就是存在完备的生态法律制度体系，尤以《环境法典》为标志。1998年瑞典颁布了环境法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具有实质编撰意义的环境法典”。1999年法国政府以法令形式通过环境法典。2006年4月3日，《意大利环境法规》，又称《环境法统一文本》颁布。2014年爱沙尼亚颁布《环境法典法总则》。环境法法典的存在可以有效解决有关生态的法律及其制度之间部门化和碎片化，克服单行法律交叉重叠的弊端，避免法律制度之间“内耗”以及法律冲突。诚如彼得斯和皮埃尔在梳理西方国家历史时指出的那样：任何公共改革都不是自成一体无所依托的，相反任何改革必须认真仔细地与传统政治系统的需求和惯性相吻合，生态法治具体模式的选取也不外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