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第安文明的起源
美洲的第一批“发现者”来自亚洲，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穿过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宽阔的陆桥，踏上了美洲土地。因为当时正值冰期，海平面下降，白令海峡变窄变浅，中间又有陆地或小岛相连，形成陆桥。关于迁徙时间，有4万多年前到1万多年前多种不同说法。学界一般认为他们是在大冰期晚期和间冰期，即2万年前通过陆桥分多次迁移到美洲大陆的。此外，法国学者保罗·里维特（Paul Rivert）、A. A. 门德斯（A. A. Mendes）认为，部分印第安人祖先是越过南极洲，自南往北抵达美洲的。他们认为，来自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人类同时越过南极洲抵达美洲。这一论断的依据来自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的人类与美洲印第安人之间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方面的共同性。[1]
早期到达美洲的人类是渔猎者和食物采集者。有研究认为，至少在4万年前，墨西哥北部就有人类活动，2.2万年前，秘鲁也有原始的猎人和食物采集者存在。但是我们对这些早期人类社会的情况一无所知。到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000年间，气候湿润，草木茂盛，为多毛的猛犸象、乳齿象、大犰狳和野牛、骆驼、马的祖先等大型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美洲变成了猎人的天堂。例如，当时，墨西哥谷地被一个大湖覆盖，水源吸引了大量的史前野兽，人类也在此适意地生活。当动物陷入湖边泥沼时，原始猎人便使用带石尖头的长矛或标枪来猎捕这些动物。墨西哥城以北几英里[2]的特佩克斯潘村（Tepexpan）就位于当时大湖的岸边，1940年，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具人类遗骨，其深度正好与发现一些猛犸遗骨的地层相同，考古学家推测二者可能处于同一时代。1952年，在圣伊莎贝尔·伊斯塔潘（Santa Isabel Iztápan）出土的猛犸遗骨的肋骨处，存有被射进的石尖，并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该动物是用丢弃在附近的燧石刀宰杀的。对于这些考古发现的确切时间存在争论，但是据估计在1万到1.2万年前。[3]
然而，在大约公元前9000年，最后一次冰河（威斯康星冰川）消退，伴随着气候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印第安人狩猎经济的危机。绝大多数地区出现了干燥的气候，草地减少，猛犸象、野马等大型动物逐渐灭绝。更新世后期狩猎技术的改进也加速了这些动物的灭绝。生活在这里的人类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否则，只有与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一同灭绝。
许多地区的考古发现显示，印第安人越来越多地依靠猎取小型动物，如鹿、长腿大野兔，以及采集可食的野生植物来维持生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一般认为，大约在1万年前，印第安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开始了从采集向生产的缓慢转变。显然，农业是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因为考古人员在很多地方发现了可能是人类培育谷物前身的野生谷物。玉米是印第安人培育的最重要的农作物。此外，印第安人培育的农作物还有花生、菜豆、西葫芦、木瓜、番石榴、鳄梨、菠萝、番茄、辣椒、胡椒、南瓜、马铃薯、甘薯、丝兰、可可、烟草以及当时世界上最优质的棉花。根茎作物和有毒作物的培育是印第安人的独创。位于赤道地区的印第安人最先栽培木薯，他们从木薯的根茎中提取食物、酒精饮料成分和用于狩猎的毒药物质。根据碳—14年代测定，人们在泰国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鹰嘴豆和菜豆，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6750年的小麦和大麦，在秘鲁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的菜豆，在墨西哥发现了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西葫芦、甜瓜和玉米。[4]由此可以看出，新旧大陆人类转向农业生产的时间大致是一致的。美洲印第安人培育了100多种农作物，与欧亚大陆培育的全部农作物种类数量相当。美国一半以上的农产品来自印第安人培育的农作物。但是，并非所有的印第安人都转向了农业生活方式。有的地区，例如南美南端阴冷荒凉的火地岛，严酷的气候迫使人们只能依靠渔猎或采集为生；还有的地区，例如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带，水中充足的鱼类和森林里遍布的野兽，使在那里定居的印第安人没有必要放弃渔猎生活转向农业。
人类在从食物采集者向农业生产者转变的过程中，同时也学会了驯养动物。在旧大陆，人类驯养了狗、马、牛、驴、山羊、绵羊、猪等家畜，在新世界，印第安人则驯养了骆马（或称大羊驼，llama）、羊驼（alpaca）、小羊驼（vicuña）、豚鼠（guinea pig）、火鸡（turkey）、鬣蜥（iguana）以及小无毛犬。印第安人未能驯养役畜，如马、驴等。骆马是印第安人驯养的最强壮的家畜，负重量最多只有100磅[5]。没有大型役畜，严重限制了交通和农业的发展。影响印第安人交通运输能力的另一个因素是没有发明和使用车轮，但是印第安人掌握了轮子的操作原理。在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地区，都出土了四个轮子的车辆结构的玩具。印加人在修建纪念碑和建筑物时，也依靠滚筒运送巨大的石块。但是，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轮子的使用的确与旧大陆无法同日而语。
如同在旧大陆一样，农业的出现，改变了古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放弃了游牧状态，开始定居生活。他们开始修造房屋，建立城镇，修建灌溉系统。在此过程中，食物供应缓慢增加，人口逐步增长，从而导致了劳动分工。然而，应该注意到，农业并非人类定居的唯一原因。例如，在秘鲁和智利海岸，捕鱼提供的食物丰富，以至于那里的人在农业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之前就形成了定居的生活方式。[6]
美洲各地印第安人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西班牙殖民征服前夕，可以将在此之前生活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划分为三个层次或类别——部落、酋邦和国家，这些类别与文明演进的阶段基本符合。
部落是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层次，一般存在于比较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如密林、草原或极度潮湿、干燥、寒冷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环境严重地限制了食物的供应。人们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依据不同季节可获得的动植物不断迁徙，居无定所，有的从事一些刀耕火种的农业，作为食物来源的补充。人们不会冶金术，不懂修桥铺路。有的会烧制陶器，有的仅用葫芦作为容器。不稳定的食物来源制约了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社会单位是自治式的族群，不受约束。依靠家族关系维系的氏族联盟，组成一个部落。在这样的部落社会里，人们平等相处，每个人都有机会从事狩猎捕鱼或耕种土地，部落和村社首领的权力仅限于指挥战事、决定狩猎时间和主持公共活动。
巴西沿海地区的图皮人部落就属于这类平等社会。图皮人部落是松散的社会。用粗木栅栏围起的临时小村落通常坐落在河流两岸，人们聚居在巨大的茅顶棚屋中，在屋内架起吊床，通常整个大家庭或血族多达百人住在一起。大部分部落至少有一个名义上的酋长，某些部落则只在战时承认领袖，少数部落似乎没有领袖这一概念。图皮人的主要食物是木薯，由木薯制成的粉，不仅是土著人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成为后来欧洲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人们采取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男人负责砍伐树木，放火焚烧，开辟土地，女人负责种植、收获和准备食物。因此，日常的农活几乎完全是妇女的工作。男人通过渔猎增加食物供应。这种耕作方式使地力迅速耗竭，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开辟新的土地，村庄也不断移动。木薯生长在各种不同的土壤中，不受各种昆虫的侵害，一旦种植，很少需要管理。大部分空闲时间里，部落中的男人准备并参加战争。战争中的俘虏，被用作仪式性的节日食人盛宴的牺牲品。获取俘虏的需要，使不同部落间保持着战争。[7]
酋邦存在于部落社会末期和文明社会早期，是从原始的部落社会走向以阶级分化和国家形成为标志的文明社会的过渡形式。通常，酋邦的经济基础是集约型的农业，这种农业养活了聚居在一些大村庄内的大量人口。这些村庄失去了自主权，受一个最高首领的统治，这个首领之下还有一些次一级的首领。在酋邦社会组织中，存在着等级差别，但等级主要还是依据血亲关系确定的。一个人的等级与他和最高首领之间的家系关系的远近直接相关。最高首领经常被赋予神圣的色彩，并拥有大批的扈从官员和仆人供他役使。通过征收贡赋或强制性的捐献，最高首领榨取普通成员的生产剩余。然后，他将这些生产剩余在官员、家臣和武士之间再进行分配。酋邦之间经常存在战争。战争在酋邦的产生和扩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征服的村庄被并入酋邦。战争中的俘虏沦为奴隶，或者被迫为主人劳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
考古学家在中部美洲的发掘证明，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后半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普通小村落的人类聚居区——圣洛伦索（San Lorenzo）的奥尔梅克遗址、瓦哈卡的圣何塞·莫戈特（San José Mogote）遗址、韦拉克鲁斯的奇马尔瓦坎（Chimalhuacan）遗址——通常覆盖40到50公顷的地区，拥有人口在1000至4000之间。出土的陶制雕像和早期的仪式性的建筑物表明，这些聚居区是宗教、手工艺和贸易中心，埋葬习俗也显示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从这些材料可以推断，这些大的人口聚居区属于酋邦。在西班牙征服前夕，美洲存在着大量的酋邦，其中环加勒比地区——包括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北部，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古巴、波多黎各、牙买加等岛屿——数量最多，仅哥伦比亚的考卡（Cauca）谷地，就有不少于80个酋邦。位于哥伦比亚东部高地的穆伊斯卡（Muisca）或奇布查（Chibcha）酋邦可能反映了这一层次的社会和政治整合的水平。他们依靠集约型的农业和渔业为生，狩猎也是重要的补充。农业技术除刀耕火种外，还包括能够建造梯田和翻土起垄。除玉米外，他们还种植马铃薯、奎奴亚藜（quinoa，产于安第斯山脉地区，印第安人种植，食用其粟，类似于荞麦）等其他作物。手工艺——制陶、纺织和冶金——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生产的黄金制品在整个古代美洲属最精美之列。西班牙人征服前夕，穆伊斯卡区域的绝大多数地区由两大相互竞争的酋邦控制，分别集中在波哥大和通哈（Tunja），据估计人口在100万到150万之间。穆伊斯卡人居住在几百人到几千人的大村落内，每个村落包括大量用杆支撑的茅草顶房，并围以木栏。社会分化为平民和贵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平民以物品和劳役供养首领和贵族，后者负责控制和消费生产剩余。
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最高层次是国家。酋邦和国家之间的区分，特别是就较大和较复杂的酋邦而言，是很难确定的，因为国家反映了在酋邦内已经出现的发展趋势的深化和扩展。在这一层次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再从事农业活动的专门的手工业者，出现了专门的武士阶级，出现了一个负责国家管理的官僚机构。和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变革。血亲关系淡化，不再是联结最高首领和平民之间的纽带，真正的阶级结构出现了。国家的最高首领是政教合一的国王。国家组织需要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运用灌溉、修筑梯田等农业技术的集约型农业保证了较高的产量。与酋邦不同的是，国家拥有更大的地域和人口规模，不同地区间出现了更多的物品交换，有些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商人阶级，并出现了真正的城市。这些城市除作为人口、行政和手工业中心外，还是祭祀中心，通常建有纪念性的建筑物，这是酋邦所没有的。
古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说，酋邦向国家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显然，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获取食物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生产的增加，由此又加剧了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对立。新的形势下，旧的传统和习俗不足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确立新的社会控制措施势在必行，于是促使拥有主权的政权建立。控制政权的往往是能够行使强制性的权威并控制同胞的神秘人物或萨满巫师。实际上，不难发现，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出现在大量人口耕种富饶土地的少数地区，即中部美洲和安第斯中部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农业经济和社会组织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出现了复杂的国家形态，玛雅、阿兹特克、印加以及此前的一系列文明都是在这两个地区发展起来的。[8]
[1]Hernán Horna, La Indianidad antes de la independencia latinoamericana, Uppsala University,1999, pp. 12-13.
[2]1英里约等于1609米。——编者注
[3]Michael C. Meyer and William L. Sherman, The Course of Mex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4]Hernán Horna, La Indianidad antes de la independencia latinoamericana, Uppsala University,1999, p. 15.
[5]1磅约等于0.45千克。——编者注
[6]（美）谢里尔·E. 马丁、（美）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E. Bradford Burns, A History of Brazi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5-19.
[8]Hernán Horna, La Indianidad antes de la independencia latinoamericana, Uppsala University,1999, p. 16.Benjamin Keen,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Fifth Edition, Houghton Mi flin Company, 1996, pp. 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