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中学者的大文学观

著名的孔门四科中有“文学”一科，《论语·先进》篇云：“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1)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2)注解四科内涵分别为：“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言语以辞命为重”；“夫子言：‘求也艺，由也果，可使从政。’”“子游之文学，以习礼自见。”“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截止到清人，儒家的“文学”，有“习礼”和“发明章句”两重含义。钱穆则从四科关系上阐发“文学”的特殊地位：“四科之分，见孔门之因材施教，始于文，达之于政事，蕴之为德行，先后有其阶序，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标。四科首德行，非谓不长言语，不通政事，不博文学，而别有德行一目。……自德行言之，余三科皆其分支，皆当隶于德行之下，……文学亦当包前三科，因前三科必由文学入门。孔门之教，始博文，终约礼。博文，即博求之于文学。约礼，则实施之于政事，而上企德行之科。”(3)钱穆分析了文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始于博文，终于约礼，文学既是为学的开端，又与德行并重。换言之，依儒家原始宗旨，“文学”是从学的起点，有“习礼”和“发明章句”两途，与德行并重。这个观念区别于后世作为文体学意义上的“文学”——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文学”观念。

《明史·儒林传序》开篇辨彰学术源流，追溯《儒林》传的创述、演变及其宗旨，曰：“粤自司马迁、班固创述《儒林》，著汉兴诸儒修明经艺之由，朝廷广厉学官之路，与一代政治相表里。……《宋史》判《道学》《儒林》为二，以明伊、洛渊源，上承洙、泗，儒宗统绪，莫正于是。所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巨，是以载籍虽繁，莫可废也。”(4)这段话从班马《儒林传》创始，到元人修史把儒林分为《道学》《儒林》两途，认为学术都与世道人心息息相关。检讨儒家文学观念的演进历程，笔者发觉诗教观、文以载道之类观念，始终在儒家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到宋明理学家，自周敦颐、二程、朱熹到明清理学家，从内心里都鄙薄致力于文学写作的行为，但个人又从未放弃写作，只是不醉心或沉溺于辞章吟诵。《明史》设《儒林传》，分三卷，不再设《道学》。其传评述明代儒林时，多处出现“文学”字样，但这个“文学”与“诗文”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涵义不同。“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嗣世承平，文教特盛，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5)有明朝廷重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此处“文学”的含义不是后世“文学”的指称。下文举出薛瑄、吴与弼等人属于“以文学登用者”，则此处“文学”有“醇儒、清修、笃学”的要素。再如记金华范祖幹门人汪与立，“其德行与寿朋（注：指范氏门人何寿朋）齐名而文学为优”(6)。记谢应芳，曰：“诗文雅丽蕴藉，而所自得者，理学为深。”(7)以“诗文”称，不用“文学”称。“陈谟，……幼能诗文，邃于经学。”(8)用“诗文”与“经学”并列。尤为明显的一处在吴与弼传中，曰：“正统十一年，山西佥事何自学荐于朝，请授以文学高职。”(9)显然，推荐“文学高职”是就吴与弼的儒学成就而言的。《明史》涉及到文体概念的“文学”都以“诗文”称，如称邵宝的门人王问，“以学行称。……工诗文书画，清修雅尚，士大夫皆慕之”(10)。可见，《明史·儒林传》中“文学”的概念与孔门四科中的“文学”概念相通，而用“诗文”表达与现代文体观念相同的、区别于史学、哲学的“文学”观念。遍览关中四先生文集所涉及的“文学”观念，正与《明史·儒林传》相通，且能追溯到孔门四科中的“文学”观念，因而为避免混淆，在本书中，我们把关中学者的观念称作“大文学观”，以区别于后世文体学意义上的“文学”。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到明清时期，“文学”依旧与“道”密切相连，尚未形成现代文体意义上的“文学”观念。

在本书中，笔者把学者回归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念称作“大文学观”，以区别于诗词文创作和文学评论概念上的“文学”观。基于这样的区分，本章将从关学流脉及文化特质、优秀文化作品的二重价值内涵、明代关中学者的文学概貌三个角度，对明代关学四先生的文学观作一总括性的描述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