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洒马湩

在元代国家层面，以竿悬肉的仪式、主格黎之名皆不见于记载。元朝祭天仪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洒马湩（马奶子、马乳酒），史称“凡大祭祀，尤贵马湩”(41)。马湩，又称马奶子、马奶酒，是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酒精饮品。(42)《元朝秘史》记载了“撒出里”（sačuli）一词，旁译“洒奠”，词根为saču-（洒），总译作“将马奶子洒奠了”。(43)可知蒙古语中称洒马湩时用洒这一动作即可，无须提及马湩，因此洒奠用马湩是蒙古习俗中的一种常识。

蒙古统治者的洒马湩祭天仪式，最早出现于成吉思汗时期。《元朝秘史》第103节记载，年轻的帖木真（成吉思汗）遁入不儿罕山，逃过仇敌追杀后，感不儿罕山遮救之恩，念诵了一长段祝词，解带挂在颈上，摘帽挂在手上，一手捶胸，向日跪拜九次，将马奶子洒奠了。(44)波斯语史书《世界征服者史》与《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在1219年出征花剌子模之前，独自登上山头，解带挂在颈上，脱帽，以脸朝地，祈祷三天三夜，祈求上天护佑。(45)《史集》还记载，成吉思汗出征金朝之前，施行了相同的登山祭祀活动。(46)天（腾格理）给予成吉思汗护佑、福荫，是汗权的源头，也是大蒙古国意识形态的核心。(47)在仪式中，成吉思汗本人直接向天祝告祈祷，无须借助萨满巫师。成吉思汗即位后，处死了有威望的萨满巫师阔阔出（称号帖卜·腾格理），(48)标志着成吉思汗将汗权、巫权合一，统合了对天命、天意的解释权。(49)祭天宣示了天对汗的直接护佑，成为国家层面最重要的礼仪。到元代，洒马湩祭天是“皇族之外，无得而与”(50)。将祭天仪式限定于黄金家族内，也就是将天命与成吉思汗血统捆绑在一起。

大蒙古国的祭天仪式之所以不是主格黎而是洒马湩，应该考虑三重因素。第一，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诸部文化多样，祭天仪式可能并不相同，不止一种。第二，洒马湩仪式可能对于成吉思汗而言有特殊意义。成吉思汗年少时，父亲遇害，部众散去，母亲参加烧饭祭祖时没有分到祭余的胙肉，被氏族抛弃，生活贫苦，(51)再未参加氏族的祭祀活动。这种境况有可能促使成吉思汗家族采用新的仪式。第三，新仪式可能与成吉思汗建立新政权、新意识形态有关。学者从宗教发展的角度考察，认为人类宗教的发展最初是泛灵崇拜，然后产生主神崇拜，最终演变为一神教，长生天信仰属于主神崇拜；从社会与宗教的关系考察，随着社会阶级的分化，神也有了高低之分，最高的神与汗权相结合，成为统治者宣扬合法性的工具。(52)在草原的历史上，天的观念也在发展演化。匈奴、突厥、回鹘、蒙古等北方民族皆有“天”（Tengri）的观念，(53)但“长生天”（蒙古语Möngke Tengri）观念则是蒙古人独有的。据学者统计，在《元朝秘史》全书中，“腾格舌理”（Tengri）共出现42次，其中与möngke连用为“蒙客·腾格舌理”（长生天）的例子全部出现于成吉思汗即位以后的叙事中。(54)长生天观念适应于新兴的大蒙古国大汗的至高权力。(55)洒马湩是祭祀长生天的仪式，是天授汗权的直接象征，是大蒙古国意识形态的最核心表征。

大蒙古国的洒马湩祭天，分为因事洒马湩、岁时洒马湩两种。

前述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金朝之前的登山祭天，属于因事祭天。窝阔台合罕在位第八年（1236），派遣拔都等西征。《史集》记载，拔都面对劲敌不剌儿人时，“按照成吉思汗的习惯，登上山顶，昼夜恭顺地向神呼吁哀告”(56)。《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拔都与匈牙利军队决战之前，登上一个山头，一天一夜，除了祷告和叹息外不跟任何人说话。(57)拔都遵循成吉思汗的做法，在大战到来之前举行祭天祷告活动。

岁时洒马湩祭天，是每年的例行活动，主要举行于春季至秋季，但具体日期不固定。关于蒙哥汗祭天，《元史》载，宪宗二年（1252）秋八月八日，祭天于日月山；四年（1254），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七年（1257）秋，驻跸于军脑儿，酾马乳祭天。(58)1254年上半年，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在蒙哥汗廷。他记载：“阴历五月九日，占卜者们集中所有的白母马，把它们献祭。基督教士们不得不带着香炉参加。然后他们把新忽迷思洒在地上，并在当天举行盛大宴会，因为他们认为它们当时是初尝忽迷思……”(59)鲁布鲁克记日，基本上遵循西方历法，但此处却用到了一个少有的记日方法“阴历五月的第九日”（拉丁文nona die luacionis Maii）(60)。伯希和指出，鲁布鲁克全书在指称“月份”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luna和lunatione（luacionis），前者与英文的month可以直接对应，对应西方历法的月，后者则是鲁布鲁克用以指称回鹘—蒙古历法的月。(61)因此，鲁布鲁克此处指的是阴历五月九日，相当于西历5月26日。

忽必烈为藩王时，春、秋率麾下洒白马湩祭祀。张德辉（1195—1274）亲睹其事，记载：“至重九日，王帅麾下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修时祀也。其什器皆用桦木，不以金银为饰，尚质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洒白马湩，什器亦如之。每岁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余节［日］则否。”(62)姚从吾先生指出，蒙古祭天日期不固定，张德辉1248年在忽必烈帐下所见祭天恰好在四月九日，引起了他过分的注意。(63)

忽必烈即位后，中统二年（1261）四月八日，躬祀天于开平（元上都）西北郊，洒马湩以为礼，(64)“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65)。元代真定人侯克中（约1225—1315）《马乳》诗有“草青绝漠供春祭”(66)句，反映的也是春季的洒马湩祭祀。关于元朝的春季洒马湩祭祀，虽然缺少直接记载，但有旁证。《元史·马政》载：

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还于群。自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车驾还京师，太仆卿先期遣使征马五十酝都来京师。酝都者，承乳车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剌赤之在朝为卿大夫者，亲秣饲之，日酿黑马乳以奉玉食，谓之细乳。每酝都，牝马四十。(67)

酝都，司律思还原为ündür，涂逸珊（ Togan）还原为öndür，(68)其波斯文形式ūndūr/ūndur（/），最早见于拉施特《史集·部族志·克烈》记汪罕祖父时代史事。拉施特解释道，酝都是指用皮子缝成的载于大车上的一种特别庞大的袋子，每袋可装五百“曼”马湩。(69)酝都本义是载于车上的革囊，引申为承乳车之名。据《元史·马政》，每一酝都为四十匹牝马。每年秋季从上都返回大都时，太仆卿征调五十酝都，合计二千匹牝马。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大汗养了一万多匹白牝马，用以取乳。(70)元朝皇帝每年从大都前往上都的时间虽然并不固定，但大致在二月到四月之间。(71)这正是春季。数以千计的牝马被驱赶到大都健德门外，经过拣选淘汰之后，供天子以及诸王百官取乳。取乳的具体地点在大都还是上都，史料记载不明确。但伴随着春季取乳，应该有洒马湩祭祀。

元代秋季也有高规格的洒马湩仪式。马可·波罗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大汗取白牝马之乳，洒于地上，祭祀日期由“占星家与偶像教徒”决定。(72)熊梦祥《析津志》载：

上京于是日（引者案，七月七日）命师婆涓吉日，敕太史院涓日，洒马戾（疑为“妳”字之讹），洒后车辕軏指南，以俟后月。……是月（引者案，八月）也，元宰奏太史、师婆俱以某日吉，大会于某处，各以牝马来，以车乘马潼（湩）。(73)

《析津志》又记“于中秋前后洒马奶子”(74)。顺帝时杨允孚亦记：“每年八月开马奶子宴，始奏起程。”(75)这就是马可·波罗所记元朝皇帝起程离上都前的洒乳祭祀，皇帝亲临主持，每年的祭祀日期由太史和萨满巫觋选定。综上，我们已经知道元朝春、秋举行祭天仪式。

关于元代洒马湩祭祀，最有名的一条史料是《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载：

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彩段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礼毕，掌祭官四员，各以祭币表里一与之；余币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76)

《国俗旧礼》在《祭祀志》最末，很可能是《元史》二次纂修时补入的，反映的应是元中后期的情况。

今井秀周认为，《元史》漏记了六月二十四日洒马湩的祭场、祭坛。他举证匈奴、乌丸、鲜卑、契丹、女真、满洲等北方民族祭祀皆围绕着树或木举行，从而推测蒙古洒马湩祭祀仪式中竖立木柱，洒酒是围绕着木柱进行的。(77)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主格黎、洒马奶仪式合二为一了，但缺乏史料支撑。如上所述，元代国家洒马湩祭天仪式的雏形可追溯到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独自登山拜天，没有竖立木柱的迹象。因此我们仍然认为，主格黎、洒马湩是两种仪式。

在六月二十四日仪式中，皇帝并没有亲临。其祭祀祝词为：“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蒙元时期无“天皇帝”或“天可汗”之例，故应断开，作“托天、皇帝福荫”。此即元代官文书冒头的“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蒙古语：Möngke tengri-yin kučun-dur qa’an-u su-dur，今译：靠长生天的气力，托皇帝的福荫）的简要写法。值得注意的是，蒙元时代圣旨的冒头是“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而懿旨、令旨、法旨的冒头是“长生天气力里，皇帝福荫里，××懿旨／令旨／法旨”。(78)也就是说，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才要使用“皇帝福荫里”。以此观六月祭祀的祝词，可知皇帝并不亲临。

今井秀周认为，忽必烈以后的皇帝因信仰藏传佛教，对萨满教的洒马湩祭祀失去了兴趣。(79)今井秀周只看到了《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这一条史料，误以为这是忽必烈以后唯一的洒马湩祭祀，于是推论从大蒙古国到元朝洒马湩祭天的时间从春季改为夏季。实际上，直到元中后期，夏秋季节也一直有不止一次洒马湩祭祀。

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将《元史·祭祀志》所载六月二十四日洒马湩条全文译为德语，并用《鲁布鲁克东行纪》、《马可·波罗行纪》以及蒙古口传文献对进行了注解。拉契涅夫斯基指出洒马湩祭祀有季节性迁徙祭、马驹断奶祭（gegün-ü sün-yi sačuli）两种，(80)而六月二十四日祭祀与这两种祭祀都无关。(81)可惜他没有解决这一疑问。

关于六月二十四日这一日期，可以参考的是民俗资料。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每年有马奶节，又称夏季淖儿大宴，(82)蒙古语称为珠拉格（Julaγ），主要由祭祀仪式和赛马活动组成。范立汉（Albert Felix Verwilghen, 1916—2000）在鄂尔多斯杭锦旗所获仪式抄本记载，珠拉格举行时间是六月十五日。(83)田清波记载，鄂尔多斯珠拉格举行于每年夏至日随后的吉日。(84)珠拉格仪式抄本称仪式的创造者为成吉思汗。(85)司律思对鄂尔多斯珠拉格仪式抄本做了细致研究，认为鄂尔多斯的仪式并非源于元朝皇家，而是更古老的习俗，很可能是许多游牧部族所共有的。(86)如《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载，吉利吉思以东、谦河之北的民族乌斯（Urs），“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湩”(87)。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 1741—1811）在他的西伯利亚调查报告中记载：“鞑靼人最庄严的节庆在jun即春季，西历6月的那个月，他们称之为ulu schilker ai。”(88)案，蒙古语jun为夏季，帕拉斯误译为春季。而ulu schilker ai即突厥语ulugh silgai ai，义为大热月。西伯利亚突厥民族将一年中最热的三个月份叫作小热月、大热月、热月。(89)大热月是夏季的第二个月。因此帕拉斯所记祭祀日期是夏季的第二个月。现代柯尔克孜族马奶节，在每年入夏后双子星在天空正西方第一次出现的第二天，相当于公历5月22日，从这一天开始生产和食用马奶。(90)哈萨克族马奶节（Qymyzmudunruq），又称丰收节、马奶酒会，不定期举行，一般在公历5月下旬至6月中旬，氏族同吃同饮，伴有赛马等娱乐活动。(91)综上可知，六月二十四日应该与游牧民族夏季的马奶节有关。

总之，元代洒马湩祭天可以分为因事而行、岁时例行两种。岁时例行洒马湩祭天植根于游牧民族自古以来的生活习俗，在春、夏、秋季节举行。每年春、秋换季时节是迁徙祭，夏季洒马湩祭天则与牝马产乳、马驹断奶的牧业习俗有关。